一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

事实上，重视党自身的治理，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大特色。“党的建设”是用来表达这一特点的专门用语。英文中没有这个概念，后来的“party building”系从俄文“партинное строитеритство”直译而来。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个概念，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党的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都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治理。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执政党。以共产党为核心，中国建立了既有别于西方国家，又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完全相同的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并且有一套与领导这一政治体制的要求相适应的党的建设的完整系统。由于这个系统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体现了对领导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强烈继承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党建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的“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命题，其实质，就是对传统党建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一模式做一简单勾画。

（一）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三个要素

当政党被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因此，中国的政党，在组织理念、组织原则、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不能不受到当时已有政党模式的深刻影响。同时，引进的政党政治又必须和诸多中国元素相结合，才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在这些元素中，苏共模式的影响，当时已经在政党政治道路上探索了20多年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党思想，以及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要素，也是最主要的要素。

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但是，这个“舶来品”本身有两重含义。历史地看，西方是政党的发源地，所有的政党，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不过，具体到中国，情况却要更复杂些。我们有过一个短暂的模仿西方多党政治的时期。但是，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主角的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却都是“二次引进”的产物：俄国从西方引进，我们再从苏俄引进。这两次引进，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存在方式，决定了它的特质。中国共产党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中国共产党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学习对象。例如，毛泽东描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

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是要首先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或者说，共产党人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用“革命党”的名称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应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里的“革命”，取其政治学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统治集团的对立面，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种特质，自始至终在后来的党的建设实践中发挥着影响。

苏共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掌握了政权，并按照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确立了统制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是一种由国家包揽政治经济社会全部事务的模式。革命时期形成的那种半军事化的、高度集中的党的运行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契合了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要求，冲淡了由革命党状态向执政党状态转变的必要性。于是，革命党的活动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得以延续和保留。对此，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接受的。虽然后来中苏两党出现分歧，最后决裂，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探索中国特色治国治党道路的平台，但出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从本质上对苏共模式提出质疑，还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模式有所强化，列宁主义革命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未改变。

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孙中山最早在中国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实践，屡试屡败，但愈挫愈勇，被中国共产党尊崇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向往美国等国的民主制度的，怀有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强烈渴望。同时，他也深知，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在不断探索中，他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路径的思想，即“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

“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是孙中山建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组织革命，而不是像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按照孙中山的看法，党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作为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他进而解释道：“所谓以党治国，不表示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方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据此，《中华革命党总章》把原来所划分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革命程序改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统称为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与此相联系，《中华革命党总章》把党员分为三等：“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三种党员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不同。“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秀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之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公民一律平等。”至于“国”的样式，孙中山认为：“此后欲以治国，应效法俄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孙中山表示，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虽然以他的革命民主精神为依托，但无疑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个局限性后来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国民党执政集团，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在一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他强调：“‘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当时我们党反对“以党治国”，针对的其实主要是“以国民党建国”和“以国民党治国”。党内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把党政混为一谈的问题。后来党在执政中出现的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的现象，特别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端倪。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过边界侵犯个人的自由。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视为善事。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最早的掌权者，像炎帝、黄帝、尧、舜、禹诸帝，他们的权力是和亲自尝百草、造舟车、治洪水这样一些业绩联系在一起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理念显然很不相同：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

由对政治的上述理解，产生了一种与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平等的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森严的等级概念，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差别。有了差别，人们之间就不是用契约联系在一起，而是用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是道德。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思想，表达的就是这套理念。就像林语堂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向统治者宣传仁慈善行，向被统治者宣传恭顺服从，老年人要慈祥和蔼，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于兄弟’，弟弟要谦恭。”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这种等级秩序进而被类比为家庭中的关系，于是，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伦常关系成为调整个人行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学者眼里，国无非一个扩大了的家（而且是父权制的家），所以叫做“国家”。这种诠释，西方人很难理解，因为在他们的“国家”（nation、state或country）概念中并无任何“家”的内涵。既然国即家，那么，统治者就是家长，黎民百姓就是子女。君主是国内所有土地的所有者，是所有臣民的主人，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庞大的行政系统只不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延伸，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奴仆，贯彻皇帝的旨意，管理广大民众。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皇帝及其下属官吏都是民之父母，必须服从其管理，社会上的每个成员无不处在宗法与政治等级关系网络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领导进行辩护。但是很遗憾，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极其顽强地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正像邓小平在其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其中，“臣民文化”无疑是封建主义残余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

苏共模式，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各种外部的和内在的因素，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活动的特有形态。

（二）党组织及其运行的主要特点

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模式，在党获得执政地位后曾经出现转型的机会。党内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思考。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邓小平的观点中。例如，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党的其他领袖也有类似的认识。遗憾的是，后来进行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探索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党的意识形态是其中最为稳定、最少变化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些内容和论断，除了极个别提法已不再强调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其含义却有很大区别，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是许多国外学者往往感到困惑和不解的地方。在领导革命和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以上思想合乎逻辑地以所有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形式体现出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把全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纳入统一管理的制度，要求党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邓小平后来指出，高度集权的体制是所有问题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在这个模式中，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具体形式实为由党来代替人民当家作主。

传统党建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组织构建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多层级的组织体系，党组织和党员都根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开展活动。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经验，这种组织网络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类型的组织中，领导那里的各项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召开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纲，把党定义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表述，后来被看作把执政党与革命党完全混为一谈的典型。当然，具体到党的不同部分，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在国家权力机关，党组织起“领导核心作用”；在国有企业，党组织起“政治核心作用”；在技术性业务性比较强的单位和部门，业务决策仍由行政负责人主持，党组织只起“监督保证作用”。

第二，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党组织直接掌管政府事务的代名词。和苏共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有一套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相对应的组织系统，它们同样参与履行国家权力的各项职能。这就使如何处理党的系统与政府系统的关系（即人们常常提及的党政关系）成为共产党执政特有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通常的做法是把党的各级组织（它们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也作为行使政府权力的主体，把政府权力按照重要和相对次要分成两个部分，由党委和政府分别掌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带来许多弊病。一是，对政府权力的人为分割，往往使权力边界模糊，党委与政府越过边界相互干扰对方事务的事情时有发生，相互掣肘，极大地影响了执政效率。二是，授权关系紊乱。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现在，党委直接掌握了那部分最重要的决策和行政权力，但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并无权力授受关系，权力的来源、性质都很难确定。三是，行政机关掌握的是相对次要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却与本级党委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这使行政机关处在一种两难困境之中。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机关只接受人大的授权，向人大负责；但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完全听从党委的指挥，人大和政府行政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变得徒具形式。与此同时，人大也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又使得人大和政府机关更像是执政党的两个执行部门。

第三，在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执政党全面控制了国家权力，社会诉求也被全面包办，实际上无法体现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党的社会。国家和政党合为一体，社会又和国家合为一体。社会也因此没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表达。所以，虽然由于历史传承，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形式（它们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被称为“群众组织”），但这些组织不是利益团体，主要目的不是维护各自利益，而是作为贯彻执政党意志的工具，按照执政党设定的目标把群众组织起来，围绕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开展工作。这些组织分布甚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除了人们熟知的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之外，还有作协、记协、科协、工商联、残联等。这些组织绝大部分具有官方半官方性质，其各级机构从国库中领取活动经费，各级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一样确定级别，领取薪酬。

第四，与民主党派共同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是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很特殊的方面。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不只是存在共产党一个政党。除了共产党之外，同时还有八个政党参与国家事务。这八个政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并因此而获得了“民主党派”的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单一政党体制。这一体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其他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政治上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拥有独占性的执政权。民主党派不以获得执政权为目标，而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参政，相互之间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当然，从实践来看，由于这一体制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挥作用不明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完全停止了，其后逐步得到恢复。

从总体来看，党执政后，虽然看到党的活动必然会相应出现新的变化，但远未达到意识到党进行改革和转型的必要性的程度。革命党的基本特征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和权力结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也正是邓小平在改革开始不久即提出“改善党的领导”和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

就其实质而论，这一模式基本上是苏共模式在中国的翻版。苏共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在掌握政权后，如何进行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摆在列宁的面前。不可否认，列宁在实践中就执政党建设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外紧张的特殊环境，列宁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探讨这个问题。列宁去世以后，苏共虽然曾经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大好机会，可惜的是，苏共领导人把“革命党”建设的成功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确立了一套在思维方式、目标任务、组织运作等方面实际上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革命党”特点的传统模式，还强行把这套模式推销给了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党情相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结合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很好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这个政党如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的根本问题。但是，在后来的近30年执政过程中，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做了大量探索，进行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总的说来，受苏共的强大影响，加之认识上存在片面性，未能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给予系统、科学的解答。如果说，这种状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而得以延续，那么，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到来时，党自身变革的要求也随之变得日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