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调查地区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并不是虚无的象征概念，而是具体地体现在一系列实体的物品、食物、建筑，以及活生生的民俗活动当中。研究人们对于民族文化承载物的认知和分类，有助于了解民族地区文化主体眼中的重要领域，从而为相关的研究，特别是政府的文化发展政策提供支持。

1．被调查地区民族文化类型多元化特征明显

从受访居民对最具本地特色的传统文化类型的排序来看，总体上的重要性依次是：传统服饰（67.6%）、传统节日（63.7%）、传统民居（36.2）、传统饮食（29.5%）、传统文娱活动（20.8%）。各民族受访者对于特色文化类型的认知度基本一致，没有明显差异。具有特殊意义的宗教活动习俗在维吾尔族（41.0%）、藏族（30.3%）、土族（35.4%）、傣族（20.5%）等民族的地域社会中的重要性远高于总体水平（13.8%）。此外，户籍、地区差异不大。

各民族受访者对于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类型的认知上，大体与民族地区特色文化类型一致，传统节日与传统服饰是最重要的两项文化内容。此外，民族之间的多元化特征明显，各民族均有包含特殊文化意义的民族文化类型。传统民居在普米族、纳西族、彝族、白族、佤族的文化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传统饮食在傣族、哈萨克族、鄂温克族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文娱活动在苗族、蒙古族、达斡尔族民族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生礼仪被景颇族、塔吉克族受访者看重；而宗教活动习俗在维吾尔族和藏族的民族文化中被视为最重要的内容（见表2-47）。

2．被调查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比较全面

受访者认为留存或传播较好的本民族文化类型排序与本地和本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基本一致，表明当前民族文化发展较为全面，基本涵盖了少数民族重要的文化领域。同时也说明文化主体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决定了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方向与内容。但是交叉分析表2-48“最重要的本民族文化类型”与表2-49“留存或传播较好的本民族文化类型”发现：总体而言，传统饮食文化的发展要好于其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而人生礼仪、宗教活动习俗等文化事项的发展则不如人们的预期，传统民居对于某些少数民族具有特殊重要性。

比如，鄂温克族受访者认为传统饮食文化的发展远超过其重要性，而传统民居的传承与其文化地位最不相称；维吾尔族受访者对于传统服饰和宗教活动习俗的发展最为重视；藏族、达斡尔族、裕固族更期望传统民居的复兴。具体到不同的省区，云南被调查地区传统服饰与传统民居发展较好，传统饮食和人生礼仪与人们的期望尚有距离；甘肃被调查地区传统饮食发展最好，对传统民居期望最高；新疆被调查地区传统饮食文化发扬较好，而对传统服饰和宗教活动习俗要求更高；内蒙古被调查地区传统饮食传承最好，对传统民居的要求空间更大；贵州、青海调查地区相对平衡。

从民族地区濒临失传急需恢复的文化类型来看，总体而言，传统生产方式、传统民居、传统服饰、人生礼仪、道德规范被认为是濒临失传首要的五种民族文化。此外，汉族、白族受访者认为传统文娱活动和人际交往习俗濒临失传；鄂温克族、彝族受访者认为宗教活动习俗急需恢复。不同省区之间，云南、内蒙古、贵州受访者强调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民居的危急状态；新疆的样本显示出传统生产方式与传统服饰更受关注；甘肃受访者认为亟须保护的是人生礼仪和道德规范；青海被调查对象最重视的是传统民居和传统服饰（见表2-50）。

3．民族文化传承有保障

从受访者对子女接受本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评价看，受访者表现出来的愿望非常强烈。各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各民族都愿意将本民族文化传承下去，以让子女和其他民族了解本民族文化，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但这里又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西北地区稍强于西南地区，内蒙古和青海的受访者传承本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意愿稍低（见表2-51）。

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的强烈意愿，而且需要有一个畅通的学习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场所或环境。因此，民族文化传播的渠道，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调查，民族地区各民族了解了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民俗文化的主要渠道包括：家庭（78.4%）、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37.7%）、社区（31.8%）和学校（30.6%）。其中，家庭内的口口相传或者耳濡目染是绝大多数民族受访者接受文化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在汉族、藏族、达斡尔族、维吾尔族受访者中影响巨大；村庄或社区的生产、生活对于土族、佤族、傣族、景颇族的文化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的文化项目对于裕固族，旅游展示对于佤族、彝族，图书报刊对于达斡尔族都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于家庭和社区渠道的依赖越低，而媒体和学校影响力越强（见到表2-52）。

4．民族文化保护思路多样

处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往往会动员广泛层面的社会文化资源，其中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尤为醒目。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资源”被认为是平衡地区发展的重要财富。许多民族地区借助传统民族文化资源，走上了发展民族旅游和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然而，忽视了地方文化的独特价值以及少数民族在发展中的主体性，也造成了突出的问题。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接下来的内容将从历史建筑改造拆迁、旅游资源开发两方面来展示受访者对于此类问题的态度。在分析民族、地区差异的基础上，试图给出未来处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可能思路。

正如上文的数据显示，传统民居被许多少数民族受访者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现状与期望差距较大的文化领域。在以传统民居和祖屋为主的历史建筑改造拆迁的问题上，保持原貌不动（36.4%）与保持外形但内部可改造（27.8%）被认为是首选的两种途径，也有一部分受访者并没有清晰的方案（24.3%），拆迁和异地重建在全部受访者中都不受欢迎。具体来说，藏族、裕固族、塔吉克族、达斡尔族、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受访者更倾向于“保持原貌不动”；白族、傣族、佤族、纳西族、维吾尔族、水族等则首选“保持外形但内部可改造”的方案。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被调查对象更认可前一方案，而云南受访者的第一选择是第二种思路，贵州地区的样本则没有清晰的方向（见表2-53）。

旅游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也是上文所指出支持传统服饰、传统饮食等文化内容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但是当开发旅游资源和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发生冲突时，人们的态度就尤为关键。总体而言，多数受访者支持以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不赞同过度商业化（51.7%）。其中，纳西族、傣族、裕固族、塔吉克族、鄂温克族、白族、景颇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受访者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最为突出。而土族、水族和布依族受访者更支持以发展经济提高现代生活水平为主。蒙古族和苗族受访者中持模棱两可态度的比例高于总体水平。不同省区之间，云南、新疆、甘肃受访者明确支持以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青海和贵州的样本在保护民族文化和推动经济发展两种观点之间差距不大；内蒙古在所有省区中模糊态度比例最高（见表2-54）。

5．小结

根据上面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受访者大都认为传统节日与传统服饰是本民族最重要的两项文化内容，此外民族之间差异较大，户籍、地区和教育背景差异不大；（2）发展较好的民族文化类型排序与地区和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基本一致，不同民族重视的文化类型差异较大，不同省区之间发展现状差异较大，户籍因素不显著；（3）民族文化传承的意愿强烈，家庭为最重要的民族文化传播渠道，地区和教育背景的差异显著；（4）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多数受访者支持以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民族和地区在具体方案上有差异。

结合上面的调查数据，对于有的民族，如纳西族、蒙古族和傣族等民族旅游发展较好的民族，主要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商品化的问题。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旅游发展中被开发为商品，从而使得以前自我享用、传承和创造的文化转变成可在市场交换的、可供游客消费的符号。其结果就是，虽然创造出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换的民族文化市场，但交换关系主导了非商品经济领域的成分，大大改变了某些文化的性质。比如，传统饮食文化因为其在旅游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发展快速，导致其传承要好于其在民族生活中的现实地位。

对于散杂居地区的民族或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在于文化传承的困境。随着生产方式转变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这势必对相关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传承，才能实现这种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民族共同体的再生产才不会中断。

归根到底就是在民族文化领域如何处理好发展和传承的关系。其背后是当前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两大根源：一是发展问题，二是文化问题。这种结构性推动少数民族社会对自身文化传统、区域各民族共享文化、民族国家进行不断地重新审视，产生出新的文化格局。少数民族文化的面貌正在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整合、重构，呈现出从封闭的多样性到多样的现代性的文化变迁。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当下的民族社会迫切需要一个精神世界的重建，需要一个能够与实践互动的符号结构体系。这个符号或知识体系的重建，主要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与新引进的文化符号之间借用、重叠与再造出新的共享文化体系。这一过程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如果不加引导，也有可能导致极端宗教、狭隘民族主义等现象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