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性/别与身体故事
本书就是在以上的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的脉络与视角之下展开叙事的。
不同于普拉莫的讲述思路的是,我的切入点更窄:聚焦于研究类故事讲述。故事素材主要来源于2003~2016年我与学生们开展的“性/别与身体社会学经验研究”系列。
本书中会触及的“身体记忆”,不是在科学意义上区别于大脑记忆的身体机能上的记忆,而是朴素地指向与身体有关的记忆,尤其是与性/别身体(具有性/别面向的身体以及身体面向的性/别)有关的记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在一定的个体生活情境中,我们所记起的那些具身性实践与感受,尤其是与性/别身体有关的实践与感受。这些记忆,在社会学研究场域,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谋而被讲述与记录,形成或完整或片段式的,甚至是零碎的、自相矛盾的材料,然后在研究者与出版机制的合力之下进一步被编写与再生产。不同于艺术以及其他领域,这些身体记忆与性/别故事,是通过访谈、观察等研究方法被记录与叙述的。叙述、叙事、故事等词语,在本书中也不必然是有条例地逐步推进的,但是会强调记录、讲述与表达的社会过程。
在研究语境中,通过访谈或者田野中聊天收集到的这类故事,也是我自己最为熟悉的故事。这类故事,不是小说类故事,也区别于媒体上广为报道的故事及在日常生活中八卦闲聊听来的故事。除了故事类型的限定,我的讨论,除非特别说明,主要把时空聚焦在最近十余年的中国大陆。限定是为了更为具象,而不是为了切割;是为了定一个焦点,以此为中心去辐射更为宽广的时间点上的连续性,及全球化背景下空间上的延伸,而不是做井底之蛙。但是限定的局限也是显然的,即缺乏一种历史变迁的视野。
相比于其他语境中的故事,尤其是经媒体创造铺天盖地主动呈现于大众眼前的那类故事,或者相比于讲者非常有倾诉欲望而主动呈现其隐私的那类故事,研究类故事与研究者的设定以及“挖掘”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如果我们不问,这类故事可能就听不到了。换言之,绝大部分的故事,是一种隐藏的故事、在场却缺席的故事。我和我的学生们直接参与了其生产。具体故事主题的选择,显然又与研究文献的缺乏有关。这与普拉莫的“流行与典型”类故事的选择策略很不相同,这致使分析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强奸、出柜与康复类故事的广为流传使得普拉莫的分析更具有社会性,而在“流行”的过程中,其与个体“真实”生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参与了创作与再创作的过程;我所分析的研究类故事,大部分是第一次被讲述,甚至是第一次被创造,因此分析策略更多地偏向此类故事为什么在生活中在场,却在“讲述”层面尤其是社会的话语层面缺席,以及什么样的语境可以促发其生产。
因为涉及研究类故事,我对于“倾听”与“讲述”同样关注。在本书中,我关心的问题不是我是否在研究中听到了“真相”,对听到的故事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或信哪些、不信哪些,而是:在一种研究语境中,被访者以及访谈者们讲述了怎样的性/别故事;为什么要对我们讲,或者不愿意讲;怎么讲;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种讲述(或是不讲);讲述发生在怎样的历史与社会时刻;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或者阻碍着某种讲述;私密故事的讲什么与不讲什么,连接着怎样的社会生产;对这种社会生产的剖析,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性/别政治,以及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又有什么意义。这其中,即有被访者如何讲,也有研究者如何听,更有研究者与被访者以及更为宽泛的社会角色如何共同创作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说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侧重对表述内容的分析,那么,这次的关注点更多地移到讲述过程。我关注的不是文学文本或者偏静态的已经生产出来的既定文本,而是在研究类社会情境中被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由具身化(embodied)地经历着日常生活中的思考和感受的人们所生产的(Plummer, 1995),也是我们研究者自己参与生产的文本。文本,除了表相化的呈现之外,还有其隐而不显的内涵;我的目的便是探测这样的内涵,也就是产生文本的社会情境(王明珂,2016:148)。本书所关注的这些文本,发生在最近十余年的中国大陆社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研究生活之中。不管是其所发生的情境还是创作的语境,它们都是社会学的文本。
不过,就如普拉莫在书中其实更多的是提出了框架以及若干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没有很具象地对框架内的所有因素一一加以分析(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该书在不断地重复各种“提问”),我在本书中也没有能力做到就“故事社会学”的框架,对故事生产从文本到社会过程的诸要素进行完整的分析。我所能做的是在各章有侧重地分析故事生产的某个环节,更加聚焦在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所能参与的研究过程(包括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分析、写作及发表)这一环节的讨论。
具体来讲,我将综合我们在访谈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类材料,选择相关片段,关注六类性/别与身体的故事讲述。这六类故事,相比于普拉莫所分析的具有社会显著性的强奸故事、出柜故事、康复故事,或者因为其过于日常而根本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者因为过于污名化而被故意忽略。
没有选择普拉莫笔下的强奸、出柜与康复类故事,还有以下的考虑:由于女权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受害者”话语的盛行、LGBT运动的全球化趋势,以及现代社会的医学化趋势,中国社会目前显现出来的强奸故事、出柜故事和康复故事与西方欧美社会相比,恐怕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可以说,普拉莫的分析,在时下的中国社会可借鉴性依然很强。
也因此,本书暂且去关注另外一些性故事,它们与我自己感兴趣的日常生活中的性/别与身体的脉络与理论立场相关,且大部分偏向女性故事,它们同样(甚至更加)具有可分析性与批判性,它们在讲述与话语的层面,隐蔽性更强。
第一类,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偏重最为常态的、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感受与呈现。我将侧重两类具有张力的身体:经血相关的生育身体,涉及痛经与绝经的故事;女性的性感身体,涉及女性的性感打扮、观看色情、绝经后的性探索等故事。我将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进行比较式分析,在张力之余,展现两类身体的混杂与暧昧。
第二类,女性HIV感染者的身体与亲密关系。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生活与身体的日常;当医学的发展使得艾滋病越来越被作为一种慢性病来对待的时候,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女性们如何重构她们的日常;不仅仅活着,而且要生活得更好;当我们把视线从医学空间移至生活空间的时候,会带出怎样的艾滋叙事。本部分要把被社会所遗忘以及质疑的HIV感染者的身体、情感与性重新带回到社会与研究的视界之内,同时反思性地展示与女性HIV感染者谈“性”的方法与伦理思考。
第三类,从疾病到残缺的乳腺癌叙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身体不仅因为得病而从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也因为被视为女性特征之一的“乳房”被切除,因为身体及社会规范层面的“残缺”而显性在场。这也是最容易引起女性自己以及社会关切的身体类型。我也将选择相关片段去展现、分析此类故事的讲述及生产,借由患病主体对恢复正常的生理身体、身体形象、亲密关系及社会生活的积极策略的分析,把关注点从医学空间过渡到生活与社会空间。
第四类,跨越国界的身体与性/别叙述。本部分主要基于对在加拿大工作与生活的中国大陆移民的访谈,在跨国的视野之下,探讨在两个社会与地理空间中来回流动的人们(更为切身地感受到“西方”的中国人),如何想象身体与性/别;如何在跨国的比较中,透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以及反过来对于“中国”的认识。
第五类故事从一位变性人的口述入手,分析逾越了社会规范的性别与身体故事如何被生产。人们如何讲述不符合二元性别规定的身体;当性别通过手术加以改变的时候,在医学、生活、媒体、学术的多重冲击之下,个体会带出怎样的性/别与身体叙述。在一个歧视的社会氛围之下,变性主体又将采用何种叙述与生活策略来抵制现有的主流媒体故事,加强自己的气势与力量。
第六类故事更加具有挑战。我原本希望以一个相当激进的豪放女的案例去捕捉在社会上,尤其是研究界无处安放的女性情欲身体,展现极端却又不鲜见的身体与性/别故事与在什么样的社会空间中有可能被叙述、被倾听。遗憾的是,因为议题的敏感,这类“豪放”的情欲身体只能剔骨去肉,敬请读者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以窥探“不见”的故事背后更大的社会现实。尽管这类故事简略到只剩皮囊,但还是真心希望我们依然能有空间保留这一类身体的在场,以保存本书身体叙事结构的完整性。
这六类故事的选择与编排,大体沿循着这样的思路:从常态到非常态,从过于日常以至于被遗忘的身体到因为疾病、身体残缺而凸显的身体,再到更具有挑战性甚至不被容忍的性/别与情欲身体。这些身体,当然都不是截然分离的,有不同也有交叉,甚至都不是在一个维度上的不同位置的点,而是散落在不同坐标轴线上的点,只是大体上有一定的延伸方向,在不同程度上挑战着某种身体界限与社会规范。对“规范”与“界限”的关注,尤其对“逾越规范/边界”的生存策略与生活空间的关注,恰恰也是贯穿于我的性与身体社会学研究的一条主轴线。
在本书的框架中,身体类型与所属人群也是交叉的,只是交叉程度不同。比如,经血身体,是几乎所有到了一定生长期的女性都会经历的,除了变性人,其他几类女性也都具有经血身体;性感身体,则不同程度地被大部分女性所感受到;感染HIV与患乳腺癌、有移民的经历仅仅局限于小部分女性;变性以及实践性解放的豪放女则在目前的叙事结构与可见的社会空间里少之又少。
尽管整本书有一个大体的编排思路与框架,但各章具体的叙述方式与分析策略会有不同,我希望可以跳出固定的框架,根据某类身体的特点(包括具体的研究语境以及我的体会与偏好)侧重展现故事社会学中的某个环节,所涉及的个案的详略程度也会有差异。本书有的章节是以身体类型为标题(比如经血、性感),有的偏重以人群特点为界分(比如HIV感染者、乳腺癌患者、移民),有的既涉及人群又凸显身体类型(比如豪放女的情欲身体)。所有这些身体故事,都在不同程度上挑战着身体界限与社会规范,也因不同的社会因素的锤炼、不同社会角色的参与互动而被不断地形塑、重塑。在21世纪之初,它们共同透射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讲故事的社会空间;这种参与形塑性/别与身体叙述的社会空间又从不同层面挑战着研究领域故事的倾听与写作。
之所以选择以上六类身体,更为重要的考虑是,她们都发生在我(和学生们)所经历的研究生活之中,相遇于不断的交谈、阅读、解读以及想象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虽不一定是我作为一位女性的生活日常,但却可以说是我作为一位女性研究者的研究日常。相比于其他故事,于我而言,“切身”性更强。如果说,普拉莫的故事是以其在现代社会中“典型且经常被听到”而见长,那么本书的故事则大多以“日常且不太容易被听见”而同样富有意义。且在我看来,更具有挑战性。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往往差异性非常大,且更加琐碎、弥散,在话语分析的层面,显然不如“典型性”的故事那样被塑造地相对成型、权力彰显、动听动情。在一堆琐碎的日常故事里,在100多万字的访谈材料里,在我与学生们的无数次讨论中,在我们与百余位被访者的互动经验中,我将如何选择片段、如何动用记忆、如何拼凑每个章节的故事,又如何为这本书搭建一个故事社会学的框架,恰恰是我感兴趣且将付诸实践的问题。
结语之前,我还将增加一个重要的故事讲述场景:以我们2007~2017年所举办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为例,探讨会议的政治以及对于学术知识生产的意义。我将集中探讨这些问题:会议是在怎样的性/别对话生态之下展开的;会议,记载及促生了怎样的性/别历史;会议,体现了怎样的性政治,如何使得更为多元的性/别与身体得以展演,使得不被听到的故事得以发声,从而也成为可能创造更具有挑战规范的力量,更具有创造性的积极的性/别与身体叙事的故事生产空间;在性/别情境与语境都日益复杂的今天,会议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困境。
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我也将尝试着再次串起这六类故事以及会议的性政治,回应整本书的写作所涉及的方法学问题,思考在当下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在研究场域里,“身体如何记忆,性/别如何叙事”。这也可以说是本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名性社会学研究者,我希望自己能够借助此书的写作,除了在方法学上修订、搭建中国式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以促进更好的研究,也能在实践层面促进更为宽容、更为多元、更为积极、更具有“酷儿性”的性/别与身体的社会空间,从而“迈向更为激进的性政治”(卢宾,1984/2007),以“促进更好的(复数的)社会世界的生成”(Plummer,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