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近代开埠，对福州社会冲击强烈。首先，经济被纳入世界体系，日益商品化、区域化。郊区人口的职业构成，由传统的男耕女织日益转向多样化和工商化，市场网络的形成，使省城与郊区关系日益紧密。其次，都市化进程加快。一方面城市人口猛增，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率增加，尤以火灾为最；另一方面城市功能分区明显，形成城台分野格局，老城区作为政治中心，变迁速度稍缓，南台作为商业中心，社会力量活跃。再次，埠际贸易活跃，不仅密切沪榕两地的经济联系，更通过贸易纽带，使福州参与到江南义赈等活动，新观念借此传入。最后，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亦有所变化，商人阶层崛起、群体意识苏醒，商帮地位凸显，掌控地方的经济命脉。除此之外，西方势力不断渗入，广纳教徒、开办学校，与当地社会融合，推动移风易俗。

西风东渐来势虽猛，近代福州社会仍保留较多的传统因素。首先，在信仰上，笃神之风依旧。灾害发生后，人们仍祈求神灵庇佑，迎神赛会不断，以致抗战时期，有记者认为“福州民众迷信之深，是现代都市社会中仅有的病象……仍滞留在神权阶段”。其次，社境仍然是重要的地方组织，如联甲制，其形式虽新，仍依托社境运行。每当涉及社区利益，人们仍习惯集庙议事，甚至连新兴商帮也以街庙为主要集会地点。每逢神诞，商人多到庙里烧香朝拜、祈祷财运，在其支持下，火帝庙香火鼎盛。最后，虽受到新兴势力的冲击，士绅仍有重要影响力，他们主持赈灾、修浚湖泊、兴修善堂，与官员密切配合，维系地方稳定。

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日趋异质化，管理机制亟须革新。晚清福建地方政府未能审时度势，虽推行联甲制、设立保甲局，主导思维仍是以传统的保甲体系，束缚民间的力量。与此同时，捐纳之风大开、地方财政紧张，基层吏员日益劣质化，致使官府社会控制能力弱化，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罢市不断、地棍横行，尤以火灾失控最为严峻。官府无力作为，加剧地方自治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