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机构调整后的主要活动

第一节 动员社会力量扶贫

三届理事会召开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上下开动脑筋，以更加开拓的精神、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动员民间力量，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扶贫济困的行动中来，并尝试了一些新的做法。

一 医疗扶贫到贵州

1997年1月10～2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扶贫医疗队深入贵州省的国家贫困县镇宁、长顺两县，为贫困山区的群众义务诊病、治病。扶贫医疗队共12人，所有医务人员来自解放军总参管理局中心门诊部。此医疗队人员组成有：领队华克（基金会）；副领队杨占广（总参管理局中心门诊部政委）；领队助理战美华（基金会）；队员均是来自总参管理局中心门诊部各科室的主任、副主任、主治军医等骨干。他们是：张竹林、王沛华、张鲁梅、欧阳莉、冯伟、杨菁、刘晓辉。医疗队有两名随行记者——《中国贫困地区》杂志记者谷波和《人民日报》记者卓竞。在贵州，扶贫医疗队共为镇宁、长顺二县的四个贫困山乡群众义诊2600余人次；为当地医务人员和乡村医生150余人举办学术讲座；向两个贫困县捐赠药品100多个品种，共30大箱；捐赠农村实用技术和医疗保健书籍70余种，近2000册。

在贵州，得知北京来的扶贫医疗队下乡的消息，群众奔走相告，不少人从数十里外赶来就医。医疗队在集市上摆开义诊台为群众诊病、治病，为了不使前来求治的群众失望，都是到集市快散时才结束工作。接诊最多的一天为800多人看病治病，最少的一天也诊治了500多人。义诊的日子，医生们每天都忙得顾不上喝水，顾不上休息。有一天吃过早饭从9:00开始工作，一直忙到下午6:00才回驻地吃第二顿饭。总参管理局选派的8名军医是这次医疗队的主力军，他们各有专长，在义诊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两岁男孩因左臂摔伤由其母亲抱来就诊，外科医生张竹林很快确诊为肘关节脱臼，捏了捏就给他复了位。一个男孩长到8岁还只会发出“妈”“爸”等几个单音，针灸的刘晓军医生一边为他扎银针，一边诱导他说话，他竟然一连说出了20多句话。由于是在户外工作，连日的劳累且又接触大量的病人，军医欧阳莉、杨占广、张鲁梅等同志都先后患了感冒，但谁也没有因身体不适休息过一天。特别是口腔科的欧阳莉医生已经50多岁，第一天在镇宁县扁担山乡为200多人看了病，当天晚上自己就病倒了。但她不顾自己的病痛，第二天坚持去为群众看病。

医疗队所到的四个贫困乡，卫生院医务人员都只有中专以下学历，当地医疗条件的简陋也限制了他们医术水平的提高和业务的开展。扶贫医疗队举办的学术讲座和疑难病会诊，在业务技术方面给予他们很实际的帮助。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扶贫医疗队下乡，在贵州省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举被当地群众看作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当地群众说，扶贫医疗队送医送药不要钱，是“从天上下来的活佛”。长顺县为医疗队送的锦旗上写道：“千里送医人心暖，扶贫济困风范存。”

此次扶贫医疗队下乡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络部策划组织，由华克、战美华同志具体负责组织安排全程的活动，贵州省扶贫基金会会长赵庆儒、秘书长段桥杉给予了全程协助。整个活动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组织周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予以多次报道。

1997年1月3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专门致电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医疗队赴贵州义诊的活动。高鸿宾秘书长为此做了批示：“杨汝岱及各会长阅。活动很好，应多组织，带队同志应予表扬。”

感谢信全文如下。

感谢信

中国扶贫基金会：

受杨汝岱会长的委派，以领队华克同志和副领队杨占广同志为首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医疗队一行12人，于1997年1月10日至19日，先后到我省安顺地区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长顺县开展扶贫义诊活动，捐赠两县中西药品100余种30大箱，保健及农业实用技术书籍71种2000册。他们在两县卫生院对疑难病人进行了会诊，举办了学术讲座，传授了先进医学技术知识。特别是，扶贫医疗队深入镇宁自治县边远贫困山区的扁担乡、江龙镇和长顺县边远山区的种获乡、银磐乡等四个乡镇，不辞劳苦为群众义务看病，四天时间治病达2600人。医疗队队员来自总参管理局中心门诊部的各科主任、副主任、主治医生等医务骨干，各有专长，医术精湛，工作认真细致，对人和蔼可亲，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很多群众称赞医疗队员是神医，是天上来的活佛，又看病，又送药，是难得的好事。基层干部赞誉说，扶贫医疗队送来的是党的关怀，送来的是一片爱心。

中国扶贫基金会医疗队这次来贵州，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省贫困山区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对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战天斗地、尽快改变贫困面貌是极大的鼓舞。通过医疗队的实际行动，对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事业，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推动作用。在此，我们谨代表全省三千五百多万各族人民向贵会和医疗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通过贵会，向医疗队全体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致以节日的祝福！

贵州省人民政府

1997年1月31日

二 新闻扶贫

（一）三次组织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

1996年11月11 ～2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联合组织“首都新闻记者赴广西扶贫采访团”，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14家首都新闻单位的记者组成新闻采访团赴广西的百色、河池、南宁等地贫困地区采访。

为了进一步开展新闻扶贫的工作，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记协于1997年4月9日联合召开新闻扶贫座谈会。会上，中国记协向全国的媒体记者发出关于在全国新闻机构开展新闻扶贫活动的倡议，动员新闻界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进一步关注扶贫，宣传扶贫，参与扶贫，为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做出更大的贡献。随后，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组织了一系列扶贫行动。

1997年6～9月，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扶贫攻坚，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到贫困地区开展新闻扶贫采访报道活动。首都新闻单位、各产业报、各省份纸媒选派100名记者，分为六个分团，分赴宁夏西海固、贵州黔南和黔西南、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陕西商洛和安康地区、湖北大别山地区、云南红河等六个地区。目的有三：一是社会调查；二是采访报道；三是经受锻炼。整个活动历时3个多月，共实地采访了59个贫困县，行程1.7万多公里，共发文字稿420多篇，发照片200多幅。这些文字和图片报道，有的反映了贫困地区群众生产和生活状况，有的介绍了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为改变贫困面貌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各种努力，也总结交流了各地脱贫致富的经验。这些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扶贫基金会联络部副主任华克随首批记者团宁夏分团于6月13日从北京出发赴宁夏参加采访活动。首批记者团出发时，三家主办单位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出发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杨汝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郑梦熊等领导同志为记者团送行并授旗。记者团在宁夏走访了西吉、同心、固原、彭阳等4县的21个乡、28个村的69个农户，对素有“苦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之严酷、生态环境之恶劣、农业基础之薄弱、群众生活之困苦有了直观的感受，同时对我国政府从1982年开始投入资金进行的“三西（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及河西走廊）开发建设”以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和扶贫开发任务之艰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采写了大量报道，为动员全社会参与支持扶贫鼓与呼。

附件1

西海固见闻录

为了广泛深入地动员全社会参与扶贫攻坚，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组织了“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分期分批到贵州的黔南黔西南地区、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四川的大凉山彝族自治州、陕西的商洛和安康地区、云南的红河地区和湖北的大别山地区去进行新闻扶贫。这项活动的目的有三个：一是社会调查；二是采写报道，宣传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困难问题；三是经受锻炼，即组织记者通过深入基层，深入贫困地区，从而了解社会、认识国情。

6月16日是贵州分团和宁夏分团出发的日子。三家主办单位为记者团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出发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杨汝岱，全国记协主席、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以及中国记协常务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郑梦熊等领导同志亲自为记者团送行并授旗。下午，由我带队的宁夏分团一行16人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去西海固于我是第一次，只知道它与甘肃河西地区及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地区合称“三西”地区，素有“苦甲天下”之称。那里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恶劣，农业基础脆弱，群众生活贫困。1982年，国家开始进行“三西”扶贫开发建设。14年来，国家在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拿出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三西”扶贫开发，至今已累计投入28亿元。西海固是宁夏南部山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在内的八个回民聚居县的统称，都是国定贫困县。这次记者团在西海固走访了西吉、同心、固原、彭阳四个县，共采访了21个乡，28个村，69个农户，其中有29个贫困户，还看了一些学校、教学点和企业，采访了在农村长期工作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乡村教师、挂职干部等一些典型人物。这次采访活动虽然只有半个月，但对当地党和政府带领干部群众为消灭绝对贫困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却印象十分深刻，概括说即是：思路清晰，办法多样，措施得力，任务艰巨。

一切围绕“水”字做文章。水是制约西海固地区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扶贫开发的核心问题，有了水，就有了生存发展的基础。有水就是绿洲一片，无水则赤地千里。西海固一是降雨少，每年只有300毫米，而蒸发量却是降雨量的7 ～10倍。二是降雨季节错位，全年的降雨几乎都集中在9月，往往暴雨肆虐一时，把早已光秃裸露的地表冲刷得沟壑纵横，然而水过地皮湿，来水了又涵养不住。庄稼需要水时则到处一片焦渴。当地流传着的一句民谣道出了干旱时的情景：“井枯湖干河断流，麻雀渴得喝煤油。”

“三西”建设14年来，自治区政府提出了“充分利用‘三水’，大力建设‘三田’，力争实现人均三亩”的目标，使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利用“三水”，是指打水窖——留住天上水，掘井——汲取地下水，开渠——引来黄河水；建设“三田”是指用人工和机械方式建造水浇田、梯田、沟坝田。

为了留住天上水，当地人创造了不少好经验，比如修梯田，打水窖，盖地膜，都是。以小流域为单位统一规划，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则是解决当地生产条件的带有根本性的措施。西吉县下堡乡是宁夏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科技扶贫开发示范区。下堡乡从1995年起每年组织10台推土机兴修水平梯田，至今已形成万亩梯田围山绕的综合治理区域。在西吉县新营乡庙儿岔村，我们也看到，经过5年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兴修基本农田4619.8亩，人均达5.3亩，造林4010亩，新建了水坝一座、小高程抽水站一座，小流域区内农业用地全部实现梯田化，地埂林网化，使水土流失量减少93.8%,1996年人均粮食835公斤，人均收入985.3元，分别比治理前的1990年提高近两倍半和10倍。群众温饱问题从此得以彻底解决，部分群众已逐步迈向小康。在西海固，经过综合治理的小流域达192条，控制水土流失面积9700平方公里，占应治理面积的25%。

记者团在同心县还去过一个叫作“喊叫水”的地方，传说宋朝时穆桂英率杨家将抗击金兵路过此地，因找不到饮水，渴得人喊马嘶，从此就起了喊叫水这个地名，一直喊到如今。喊水喊叫了几辈子，老百姓仍然过着年年喊水不得水的日子。前年，政府拨出专款并统一规划，组织农民打水窖61眼，并推广节水灌溉和地膜覆盖技术种植玉米，雨季来时蓄上水次年发挥作用，玉米平均亩产达510公斤，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收成。当然，这才只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个村的耕地若要全部浇一遍水（只能是点浇而不是漫灌），水窖的数量应该是现在的四倍。

建设引黄工程和灌区配套工程，是政府投入资金最多，成效也最显著的温饱工程。能够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搬迁到引黄灌区的农民，算是最幸运的了。同心县河西镇建新村农民杨维英，住着宽敞明亮花砖铺地的瓦房，院子里停放着拖拉机、农用车，靠着引用黄河水的便利，他家种的30多亩地，每亩产粮超过1000公斤，每亩收入超千元，靠着种地就让他过上了富裕的日子。现在他带领乡亲们科技种田，使全村70%的耕地都变成了吨粮田。杨维英是1980年从喊叫水乡搬迁来的。据他自己说，在老家时从没吃过饱饭，也没听说过村里有人吃饱过，后来当了几年兵，回来后接着饿肚子。当年政府号召搬迁时，他的全部家当一头小毛驴车就搬来了，他家用土坯箍了两孔窑，就住了下来。那时建新村是一片荒滩，没有水也没有人烟。政府引来黄河水，他和乡亲们种草种树治荒沙，苦干第一年，亩产粮食就有二三百斤，从此吃饱了肚子。杨维英总结他脱贫致富的原因挺实在：一靠黄河水，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勤劳。我们在灌区看到的其他几户农民也是如此。同心县城关乡小山村的马汉龙老汉，4亩庭院收拾得井井有条，种着一园果树，还养着30只羊，不算地里的庄稼，年收入就是二三万元。

有了水，当地着力发展二高一优农业，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粮菜套种、薯豆套种、日光温棚等新技术，依托当地优势，发展一村一品。西吉县公易乡耀州村探索出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以土豆加工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子。根据当地雨季集中在9月的特点，压缩夏粮种植面积，发展以土豆为主的秋粮作物。全村50多户村民，开了40多个粉坊，所制作的粉条在西北五省都小有名气。全村264人，仅粉条一项，1996年人均收入1300元。

西海固被列入“三西”扶贫开发计划以来，农业基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近年来注重扶贫到户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从占农业人口的70%以上，下降到只占15.7%。但是，西海固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远未得到有效的扼制。人口增长过快，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落后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西海固人均耕地比内地多，一般每个农业人口有5～8亩。只要人能走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来，庄稼从山脚种到山顶。然而又是广种薄收，像今年遇到的这种连续八个月的大旱，使很多地方夏粮绝收。我们看到的是漫山稀稀拉拉的小麦和豌豆，只能收获几抱麦草和豆秸。农民说，收点秸草也行，牛羊也等着喂呢。在西吉县白矮乡库坊沟村，我和村民马同德聊了起来。他家五口人，有妻子和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大男孩15岁，小男孩8岁，女儿长到13岁了，连名字还没起。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上过学的。全家种着36亩地，1996年全部收获不足500斤。今年一开春，全家就去讨饭，不久前才回到村里。我与马同德攀谈的时候，问起为什么没有见到他的大儿子，他说，大儿子和他们全家一起讨饭回来后，看看家里日子没法过，又自己到外地去讨饭了。像马同德这样的贫困户，我们还看到不少。同心县王团镇大湾村张彦花是个非常吃苦耐劳的农家妇女，她独自拉扯着4个子女度日，大的16岁，小的才8岁。全家有地15亩（三口人的份额），去年算上土豆、荞麦，才总共收获1000斤粮食。全家住着一孔破窑，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她家的四个孩子，都没有进过学校门。可喜的是，去年政府资助她家600元，帮助她家打了一口水窖，已经蓄上了水，今年可以用来浇地了。今年政府又贷款给她买来农用薄膜，她家第一次种上了一亩地膜玉米。

早在“三西”建设之初，就在规划中提出了三年内恢复植被的目标。我们在一些村庄里见到的太阳能灶和沼气池仍然能让人感悟到当时政府组织群众为解决燃料以替代烧柴草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然而这里至今没有停止对植被的破坏。原野上早已罕见的树木，被毫不留情地砍伐下来做建筑材料；山坡上稀疏的野草，也被连根铲下来喂牲口或作燃料。时值盛夏，满眼所见到的仍是不见一点绿色的光山秃岭。即使如此，你也随处可以见到放牧的羊群。有人告诉我，因为草少，羊啃草根都啃得口唇流血。

我们到过的地方，一般30岁左右的夫妇都有三四个孩子，年长一些的更多，人口超负荷增长实在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记者团每到一个村庄，最兴奋的当属孩子们，他们踪着记者们走东家串西家。我们到白矮乡库房沟村时正是上午，该是孩子们进学校读书的时间。然而跟着我们跑前跑后的孩子少说也有二三十个。我问：“你们有谁上过学？谁会写自己的名字举起手来。”响应的人寥寥无几。在其他村子，失学儿童也随处可见。在一个村边上，我刚目送两个失学的牧羊女赶着羊群远去，又见到两个正在放驴的十来岁男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他俩回答得轻松愉快：“没钱呀！”

在同心县羊路乡吊堡子村，有一所只有一名代课教师一间教室的小学，有一二三年级和一个学前班，共20几名学生，代课教师25岁，高中毕业后在这里代课三年了，家住30多公里以远的外村，所有年级的全部课程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等全由他一人承教。早上学生6点钟到校清扫、自习，然后开始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学生蹲在院子里用手指在地上做练习；下课时，老师还要带着学生做游戏。一天的教学结束后，老师还要备课、批改学生作业，每天工作约十几个小时，而月工资只有50元。学校里没有任何一种乐器，我问老师音乐课怎么上，他说，就是由他带着孩子们唱歌。他们能唱成调吗？可惜我没有机会听到。吊堡子村的小学虽然小得不能再小，却给人以希望。干部和群众已经认识到，不抓生产，现在没饭吃；不抓教育，将来没饭吃。

西海固15天的采访，匆匆过去了。可那层层绕山的梯田和沟壑纵横的秃山；一眼眼救命的水窖和片片干渴的禾苗；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和有幸走进校门及不幸被关在校外的孩子们；那些已经走出贫困和至今仍没解决温饱的人们……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时时定格、叠映在我的脑海里。

（华克 写于1998年6月）

中国扶贫基金会联络部耿和荪于8月随四川分团赴四川大凉山参加采访活动。为期半个月的凉山之行，记者们分赴布拖、昭觉、越西等9个国定省定贫困县，上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下涉酷暑难耐的金沙江河谷地带，行程数千公里。当地150万彝族群众尚未解决温饱，人畜混居、家徒四壁、缺医少药、广种薄收的恶劣生存环境，原始生产方式和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强烈地震撼着记者们的心。采访中，记者们记述了当地彝汉两族领导干部长年坚持带领群众，与自然灾害、传统落后观念习俗以及贫困做斗争，为当地群众解决温饱而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记述了彝族移民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开垦治理荒坡，开辟新家园、新生活的坚韧精神；记述了彝族群众为改变贫困落后封闭的生活面貌而艰苦奋斗的历程。天津报的记者发了《凉山纪行》系列报道后，收到了数万名读者来信、来电。他们对大凉山彝族同胞表示关注，自发地寄去5万多件过冬棉衣，捐款20多万元，还以天津报及读者名义在布拖县兴建了一所小学。

199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主办第二次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西部采访活动。8月25日，首都新闻单位、各产业报、各省份报纸等65家新闻单位选派100名记者，分为6个分团同时出发，分赴河南、湖南、新疆、青海、内蒙古、四川等6个省份的贫困地区采访。历时半个月的采访活动，百名记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行程2万多公里，采写并发回各类稿件500多篇。他们的报道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内容生动、具体、丰富。有的新闻单位不仅派出记者，还开辟专栏，以系列报道、图片、言论等各种体裁，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与贫困做斗争的精神面貌和成功经验。河南省10家新闻媒体共同发稿，文字、图片、广播、电视一齐上，形成了新闻扶贫的强大舆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记者以“志愿扶贫，不虚此行”来形容此次活动的收获。有的说：“通过实地采访，感受到党中央的扶贫政策力度大，地方扶贫攻坚成果大，老百姓脱贫生活变化大，自己采访的收获大。”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则把记者采访团的到来看作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关怀，表示要从中汲取力量，更加努力工作，加快脱贫步伐，决不把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带到21世纪。

在1998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这天，中国记协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了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成果汇报会。杨汝岱会长、王郁昭常务副会长、郑梦熊副会长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出席汇报会。杨汝岱会长等认真听取了6个分团代表的汇报发言，对记者团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新闻扶贫的形式，不仅为贫困地区办了实事，而且也宣传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宗旨，扩大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

2000年5月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记协联合组织了第三次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活动。中国扶贫基金会王郁昭会长、郑梦熊副会长参加“中国百名记者西部采访行”出发仪式。

（二）传媒扶贫

1．电视传播扶贫信息

199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及农业影视中心（CCTV-7）合作，开展电视扶贫信息宣传活动。凡是产自592个国定贫困县的特色农牧产品信息，经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中央电视台推荐，都可以免费播出。一年中，有新疆的无花果、甜杏，内蒙古的乌鸡、肉兔和驼毛，河北的营养蛋和反季节蔬菜，河南的柳编、面粉、七彩山鸡和蝎子，山东的韭菜和早熟杏瓜，山西的牧草，甘肃的苹果，江西的茶叶，湖南的花生，广东的竹笋和水果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葡萄基地的葡萄苗等数十条优质农牧产品信息，一经在电视台播出，很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98年夏季，河北省围场县生产的反季节蔬菜丰收，却找不到销路，经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信息介绍给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的记者专程赶赴现场拍摄制作了《围场县大力发展时差蔬菜》的专题片。信息播出后吸引了各地客商，很快将当地的蔬菜销到南方各省份。

1998年3～8月，中国扶贫基金会继续与中央电视台经济部《金土地》栏目合作，免费为国家定点帮扶的592个贫困县播出产供销信息和农业生产所需新技术信息。每月播出24条，每条时长10分钟。榆林大枣、洛宁苹果、黔江黑山羊、赤峰然皇山野菜等因此名声远扬，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扶贫效益。其中《金土地》栏目播出湖北省竹溪县生产魔芋精粉的信息后仅一个月，库存的4000吨魔芋精粉即被订购一空，合同协议购销金额达1.4亿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经济部《金土地》栏目免费为贫困地区播出相关信息的合作持续到1999年，为贫困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经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报道线索，中央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开辟小专栏，专题介绍历届“扶贫状元”的事迹，每次介绍一名，每集8分钟。一年中就介绍了广西、陕西的农村致富带头人莫文珍、雷仁义，农村科技扶贫工作者茶叶专家张淑珍、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水稻专家梁长俭、畜牧专家马宁、水保专家卢宗凡，扶贫干部闫电山、张永明、韩正卿、朱耀琪，扶贫企业家周作亮、孙葆煜等13名“扶贫状元”的事迹。

2．开办广播扶贫热线

自1997年6月1日起，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合作，开办了为期一年的《扶贫热线》。节目设立了“扶贫信息”“贫困地区纪行”“扶贫项目介绍”“我为家乡进一言”征文，《致富信息窗》《国外扶贫经验介绍》等小专栏；每周1期，每期20分钟。该节目发挥其对外广播的优势，播出了大量扶贫招商项目信息，并将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科技富友》杂志中刊载的致富信息、实用技术信息介绍给听众。这个节目的开播，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对调动人们关注贫困地区和农村发展的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报纸扶贫

1998年1月2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首都主要报纸负责人举行“光明在前——98报业扶贫行动讨论会”，动员首都主要媒体行动起来，为支持扶贫做出贡献。

1999年5月至12月31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倡导并主办，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人民日报社市场报共同组织“万众一心携手扶贫——99新闻扶贫”社会公益活动。该项活动主要以组稿方式，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关、经济特区的发展建设特色和农村县市、企业的改制发展战略进行宣传报道。市场报提供总共不少于200个版面，刊载各地政府、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以及致力于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按市场价的折扣价收取一定的费用，在总额40%内支付成本，60%的收入用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扶贫项目。

1999年，为支持八七扶贫攻坚，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北京晚报》合作，由其国内新闻部无偿提供版面，开设《新闻扶贫架金桥》专栏，为贫困地区宣传、介绍、展示自己创造条件。

三 扶贫义演

1997年8月15日，由辽宁民营企业家、沈阳大安集团公司董事长赵代红捐资，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在沈阳共同举办《我们是一家》大型扶贫济困电视文艺晚会。整个晚会围绕“扶贫济困”的主题展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动员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群众和扶贫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宣传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扶贫所做出的努力。此台晚会于8月31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9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契机，分别于5月29日，6月27日和9月12日，在江苏省的常熟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举行了三场《辉煌二十年——同在祖国母亲怀抱》大型扶贫义演。江苏和广东电视台均通过卫星进行了现场直播或录播。义演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祥宇文化发展中心联合主办，旨在动员社会公众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都来为贫困地区发展出力。举办扶贫义演，是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主办大型活动募集资金的尝试。此项活动得到了民政部、文化部、国家工商局、国务院扶贫办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晚会现场共接受物资和资金捐赠价值1221万余元。

四 围绕重大活动组织宣传报道

围绕基金会的重大活动组织宣传报道。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会召开；扶贫医疗队到贵州山区为贫困群众义务诊病治病；李玉玲捐赠并科教扶贫基金成立和侨星扶贫基金设立等新闻发布会；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捐赠会；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揭晓及表彰会；基金会召开民营企业家扶贫座谈会；《助我高飞》——救助处境困难儿童活动；召开“创业之星”经验交流会；《温州之谜——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捐书仪式等。基金会都组织安排多家媒体记者出席并报道，报纸、广播、电视一齐上阵，每每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对于宣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扶贫宗旨和扶贫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扶贫事业，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五 举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为了动员民营企业家为扶贫做贡献，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7年8月29日与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全国政协会议楼联合召开“民营企业家扶贫座谈会”。会上，沈阳大安集团公司董事长赵代红女士、深圳冠丰华贸易公司董事长陈毅锋先生各捐款100万元，四川新希望集团公司总裁刘永好先生捐款200万元，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杨汝岱，副会长杨詠沂出席了座谈会。民营企业家们联合发出积极开展民营企业家扶贫活动的倡议。这是基金会以扶贫项目募集资金的尝试。1998年3月10日，杨詠沂副会长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再次召集深圳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推动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民营企业家为扶贫做贡献。

六 开展功在千秋书画扶贫活动

动员书画界在全国开展“功在千秋书画扶贫”活动，征集书画作品，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举行的规模较大的面向公众的筹款活动。这项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及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倡议发起，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事业，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年）》做出贡献。活动的目标是，将征集到的书画作品以义卖方式变现资金，用于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7年启动并实施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

该项活动于1998年启动，3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大展”发布会。启功、白雪石、徐震时、金鸿钧等20多位著名书画家捐赠了书画作品。青年烙画家孙光陆捐赠了他历时3年制作的烙画《清明上河图》。4月24日在上海举行“中国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座谈会，程十发、方增先、张锦标、陈家泠、应洪声等13位上海著名书画家捐赠了书画作品。5～6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先后在上海、江苏、浙江、吉林、安徽、山东、贵州、河北等地举行“中国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捐赠书画仪式。仅两个月，全国各地及部分海外书画界人士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书画作品3000余幅。截至12月3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共筹集到来自全国的2687名书画作者捐赠的书画作品4704幅，共计价值384.5万元。

1998年11月4～8日，“中国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捐赠书画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270幅书画作品是从全国募集的3000多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代主席沈鹏，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杨力舟，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郁昭、孙文芳、郑梦熊，中国扶贫基金会顾问李人俊、李立安、凌毓勋，以及部分外宾和新闻媒体20多名记者出席开幕式。

1999年，书画捐赠活动继续开展。11月16日，《中华情书画艺术展》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展出书画作品500余幅。全国人大原常委会常委马文瑞，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王郁昭、副会长孙文芳，著名书法家启功、沈鹏，珠海华策置地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峰及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出席。该展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外交部书画协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国美术出版社共同主办，中体经文化咨询中心协办，珠海华策置地有限公司赞助。

七 编写《中国扶贫状元录》

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表彰，是为了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而开展的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共同举办。该奖项自1994年起每年评选一次，并在当年的“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后召开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揭晓暨表彰颁奖大会。在第三届理事会期间，扶贫状元评选表彰活动共进行了四次，即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于2000年结束。

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些扶贫状元和扶贫贡献奖得主等模范人物，将他们的事迹材料汇集成册，编印出来，公之于世，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共同主编了《中国扶贫状元录》一书。全书分为三册，共95万字。该书收录了李先念、李鹏、乔石、荣毅仁、杨汝岱等国家领导人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和表彰活动的题词；《在全国范围评选十大“扶贫状元”章程》；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杨汝岱在第一至第七届扶贫状元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共七篇；《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于有海、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孙文芳、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郁昭分别为三册《中国扶贫状元录》所作的序言；第一至第七届共70名扶贫状元和80名扶贫贡献奖得主的事迹材料以及历次颁奖活动的照片。

《中国扶贫状元录（一）》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孙文芳担任主编；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于有海担任副主编；中国扶贫基金会宣传教育委员会专员华克担任执行主编。《中国扶贫状元录（二）》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王郁昭、副会长孙文芳、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王启星、副总编辑孟宪俊、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游宏炳、宣传教育委员会专员华克组成编委会；由王郁昭担任编委会主任；华克担任执行主编。《中国扶贫状元录（三）》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副会长孙文芳、《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张正宪、副总编辑方正辉、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宣教委主任谷峰、办公室主任华克组成编委会；由王郁昭担任编委会主任；谷峰、华克担任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