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调整时期的中国扶贫基金会

1996年9月9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在中南海的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换届改制，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由会长负责制改为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任法人代表。会议由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同志主持，杨詠沂同志做《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孙文芳同志做《中国扶贫基金会章程修改和领导机构调整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章程（修改稿）》。

国家副主席、中国扶贫基金会新一任名誉会长荣毅仁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必须首先解决贫困问题。各地区均衡发展，全民族共同富裕，是我们国家现在和今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证。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经从1985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扶贫不是一朝一夕、三年五年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扶贫是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以扶贫为宗旨的民间社团，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杨汝岱在理事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重点分析了基金会做好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条件以及困难和挑战。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的关心支持；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社会各界帮助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热情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三是1995年3月联合国在丹麦召开了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号召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消除贫困，同时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四是名誉会长荣毅仁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有他的支持和关怀，基金会的工作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五是基金会七年来的民间扶贫探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六是改革内部管理体制，由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起日常工作，是借鉴国内外基金会组织管理的成功经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必要调整，必将对基金会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基金会的事业大有可为。

在第三届理事会上，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会长项南做了书面发言。他首先表示拥护荣毅仁同志继李先念同志之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拥护杨汝岱同志担任基金会会长；同时感谢理事会同意他辞去基金会会长的职务。项南同志对基金会成立七年来的工作也有深入的回顾与思考。他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原本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在我国市场经济还未充分发育的条件下，基金会如何运作，至今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之中，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会有不尽如人意的事。但是，基金会的理事和许多老同志，多年来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好传统：不要报酬，只讲奉献，千方百计为贫困地区办点实事。大家认为，扶贫，不能单给钱给物，而且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进行扶贫。基金会多年来开展的东西互助、外引内联、干部交流、职业培训和组织劳动力有序转移等，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最近各地总结出来的扶贫到户这一新形式，即有偿帮助贫苦老百姓一家一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编织加工等，扎实、具体，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能真正得到实惠。基金会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当然，基金会的首要任务，还在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行动，筹集扶贫资金。但在目前条件下，要取得大批量的捐赠，还有较大困难。先念同志生前也特别强调，不要到处化缘，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搞变相摊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想过在接受社会捐赠的同时通过扶贫开发协会办些经济实体来积累一部分扶贫基金。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并不现实。今后如何加强海内外联系，找到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积累资金的载体，还要很好研究，大胆探索。”项南同志还表示，扶贫攻坚是紧迫任务，脱贫致富更是长远目标。他在辞去会长职务后，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扶贫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明确表示，这次理事会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例行换届，二是改变管理体制。他还代表国务院对中国扶贫基金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是要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基金会扶贫的宗旨和任务；第二是要更自觉地和整个扶贫工作结合，进一步加强领导和管理；第三是要更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用更开放的态度和更灵活的方式去工作。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新旧交替的会议，也是一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部署下届工作的会议。特别是几位领导人的讲话，为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工作思路，在基金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

1996年10月9日，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一个月时，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题词：“动员全社会都来为扶贫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