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改革发展简史(1989~2015)(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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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二次(届)理事会

1993年4月6~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届)理事会。会议对基金会成立四年来探索民间扶贫开发新途径的成绩和经验做了总结。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充分肯定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开辟了民间多渠道、多途径扶贫之先河,积累了民间扶贫工作的新经验。

第二次(届)理事会,增加理事41名,并增补韩哲一、韩培信、李力安三同志为顾问。此外,领导机构及理事会与第一届理事会一致,没有做变动和调整。

图1-5 第二次(届)理事会

一 项南会长对基金会成立四年工作的回顾

项南会长做工作报告《探索民间扶贫的新途径》。

在基金会第二次(届)理事会上,项南会长回顾总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四年来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项南说,旨在为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并为海内外热心扶贫人士提供良好服务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把推动中外民间力量开辟扶贫资金的第二渠道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四年来,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大概有三条。第一条是采取外引内联等多种形式,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办实事。第二条是广交朋友,扩大对外联系,争取海内外更多的人士对扶贫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第三条是开展了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东西部地区干部交流。

四年来,经中国扶贫基金会牵线搭桥,直接资助或参与合作,开发了一批较大的扶贫项目,共投入资金6亿多元。主要有:由金熙英副会长牵头,由国家计委、国务院开发办、华能(集团)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支持(主要是国家计委投资)的陕西省榆林地区60万亩沙滩地改水地项目,扩大农田灌溉面积11.54万亩,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的目标。由经柯华副会长等同志牵线搭桥,香港添宝投资有限公司、台湾香蕉粉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资助,在广西北海建设年产1.5万吨的香蕉粉厂。大面积种植香蕉,可解决数万群众的增收和就业问题。由我会发起,香港新同达有限公司与河南安阳实业股份公司合作,共同投资4000万元人民币兴建的岩岩石材有限公司,是中原地区规模较大、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石材加工与出口基地。

回顾总结中提到的项目还有:由我会牵线,中国石化总公司投资200万元扶持湖南湘西发展的优质柑桔项目、投资85万元扶持的湖北大悟县乌桕油厂扩建项目;与华能集团公司合作资助400万元在陕西神木、府谷实施的养殖场、奶牛基地等8个直接为神府煤田服务的扶贫项目;我会直接资助的福建省福安县粒粒橙生产项目和河北灵寿县新建矽线石矿选厂项目;在理事李特特的积极参与推动下,为庆阳地区争取到兴建一条地方铁路的资金1.99亿元,为河北省阜平县争取到修建三条乡道的以工代赈资金105万元,为湖南省保靖县争取到修建80公里乡道的以工代赈资金120万元等。

四年来,经广交朋友,扩大对外联系,在国内着重加强了与烟草、石化、煤炭、石油等几个大行业的联系,对外加强了与东南亚、日、美、西欧、中东以及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联系,与英国前首相希思、美国地王公司董事长王景祺、美国雷诺贝斯高公司副总裁江禅赞、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陈有汉、日本大光金融投资集团董事长井川正章等一批著名人士和企业集团的代表进行了接触,还组团出访了新加坡、日本和泰国。在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基金会从海内外取得了一批用于扶贫开发的资金、技术和物资。接受的各种捐赠主要有:香港新同达公司捐赠300万港元;厦门市政府捐赠571万元;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捐赠250万元;福州市政府捐赠369万元;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捐赠400万元;香港信和集团公司黄廷方董事长捐赠200万元;泰国盘谷银行驻京代表陈才燕和新加坡朋友捐赠汽车折合人民币120万元;云南昭通卷烟厂捐赠1000万元;云南省烟草公司捐赠250万元;等等。

在最困难的时候,基金会账面上仅有几万元钱。财政部、农业部、中国石化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单位给予了很大的支援,帮助基金会渡过了初创时期的困难。而这些单位之所以为基金会“雪中送炭”,又与费志融、田一农等理事们的努力分不开。项南会长特别提到马尔赤同志,经其细致地做工作,取得了中国烟草公司及福建、云南烟草公司的支持,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数百万元的捐赠资金就来自厦门市政府和华美卷烟厂。

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东西部地区干部交流,1991年由基金会与江苏省负责同志发起,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促成了江苏、陕西两省146名地市县级干部对口交流。

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十分重视,亲自听汇报,做指示,并发了会议纪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开发办与我会一道,于1992年5月底共同召开“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推广了苏陕两省的经验,交流了山东、天津、甘肃、四川等省市的做法;充分肯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扶贫开发为重点,以互助互惠为原则,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干部交流。会后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会议报告,推广了干部交流的经验,使干部交流工作发展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种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一不靠政府拿钱拿物,二不削弱沿海地区的活力,而是靠沿海与内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合作,证明是一条可行的路子,是东西互助、共同发展的有效方式。

回顾四年来走过的路,项南会长总结的体会有三条:一是扶贫是一项长期任务;二是贫困地区在经济开发的同时要重视智力开发、重视科技扶贫;三是扶贫要自始至终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力强,增强“造血”功能。

关于基金会今后的工作,项南同志讲了五个方面的意见:一是要外引内联,解决部分资金问题;二是兴办实体,解决资金增值问题;三是干部交流,解决部分人才问题;四是劳力转移,解决困难户脱贫问题;五是典型引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

二 国务委员陈俊生对中国扶贫基金会探索民间扶贫之路给予充分肯定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3年4月6日召开的第二次(届)理事会上,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同志以《开辟多渠道多途径扶贫的路子》为题发表了讲话。他肯定了民间扶贫工作的成绩,指出了民间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要求。

陈俊生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年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开辟了民间扶贫的新路子;二是积累了民间扶贫的新经验。”

“所谓开辟了民间扶贫的新路子,主要是:由于我国贫困地区人多面广,仅靠国家扶贫这条主渠道是不够的。民间扶贫作为国家扶贫的一种补充,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正是在这方面开辟了多渠道、多途径扶贫的先河。”

“四年来,由于广交朋友、广泛联系,从海内外接受各种捐赠折合人民币6400多万元,直接参与合作开发的扶贫项目,共投入资金6亿多元(实际上主要是牵线搭桥——编者注)。”

“还有就是干部交流从苏陕两省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24个省市。这是由基金会发起组织的,进行了人才、智力、技术和经济交流,效果很好。这是基金会的一大成绩。这项工作还在发展,去年还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党中央、国务院都发了文件,肯定了这种做法。仅从以上几个方面讲,就是对扶贫工作的重要补充。仅靠国家的渠道是办不了这么多事情的。有了主渠道,有了这个补充,就把事情办得更好了。”

“所谓民间扶贫新经验,可以概括很多条,但主要是八个字:‘牵线搭桥,外引内联。’这是民间扶贫的基本经验。基金会里有很多老同志,这是基金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老同志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又关系多、联系面广,国内外都有老朋友、老熟人,把这些关系动员起来参与扶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没有这些老同志的关系,牵线搭桥,外引内联,就很难办到今天这个程度。”

对于理事会上理事们对基金会发展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陈俊生同志也谈了意见。他说:“同志们讨论中提出一些意见和要求,集中起来有三个:一是尽快建立扶贫开发银行,二是兴办实体,三是搞劳务输出。我觉得想法都很好,但成立扶贫开发银行,这是政策性银行,不可能很快搞起来;兴办实体,我是赞成支持的,所募资金,实行有偿使用,到期收回,以滚雪球方式逐步积累,形成支持贫困地区长期发展的稳定资金。当时是这样提出的。我的看法是,基金会把所募集的钱给贫困地区投下去,起个转手作用是很好的。但如果募多少花多少,基金不能增值,就是一锤子买卖了。因此要把所募集的资金管理好、用好,而且要增值。怎么增值呢?办实体是一种方式,存银行也是一种方式。但办实体可能与某些现行规定不符,可考虑采取其他变通方式来解决,基金会自己不直接办。办实体,不是为基金会成员自己谋福利,发大财,是为了扶贫办实体,办好实体更好地扶贫。这种精神应予提倡,为的是使扶贫工作搞得更好,给贫困地区增加资金,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