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

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区域一体化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城市直接交往的广度、深度、热度、频度越来越受到政策决策者和学术界的关注。中国自1973年建立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以来，城市对外交往日趋活跃，截至2015年7月1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地区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447个城市与五大洲133个国家的480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476个城市建立了2209对国际友好城市（省州）关系，是世界上拥有正式友好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城市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对外交往活动，即便城市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者、参与者、推动者，又使城市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主场”，发挥积极作用。城市外交既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又对国家总体外交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市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文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如何通过城市对外交往达到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希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再接再厉，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不断为中国民间对外友好工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城市外交”概念首次在中国正式提出。

一 中国特色的城市国际角色

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源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并决定了中国特色城市外交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一）《宪法》关于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条）“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决定中央和地方在行政工作上的分工，中央“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第八十九条）并可行使“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八十九条）的权力。

因此，从宪法规定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外事权限必须遵循中央统一领导，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种授权行为，必须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且为国家总体外交的补充。

（二）中国政府机构设置特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6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机构编制工作，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第四条）。在此政府设置结构下，地方外事部门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在业务上接受上级相应工作部门对地方外事工作的业务指导。

中国学者杨光斌提出：“按照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政府分级管理的原则，设置了金字塔式的逐级向下的地方各级政府。”“条块”结构是中国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关系。“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业务内容性质相同的职能部门，一般在业务上，上级工作部门对下级存在业务指导关系；“块”指的是由不同职能部门组合而成的各个层级政府。在该结构下，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①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②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③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市，作为一级政权组织是中国人口比较集中，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比较重要的城市。除中央直辖市外，有省辖市（地级市）、地辖市（县级市）、省辖市辖市（县级市）等。”

因此，中国城市按行政区划有三类。

（1）直辖市，即中央直辖市，由国务院直接管辖。中国共设有4个中央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2）地级市，288个。

（3）县级市，361个。

从政府结构设置看，中国的地方外事部门权限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一种授权行为，接受所在地政府统一管理，与此同时接受上级相应工作部门的业务工作指导。

（三）改革开放与城市对外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机构的改革则以权力下放为主要特征。中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了七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简政放权”。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进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之举”，目的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如图3-1所示，简政放权后，城市对外交往空间加大，友好城市数量逐年发生变化，成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尽管如此，城市对外交往的外事权限并未发生变化，因为“中央权威，首先是指中央专有的管辖权。例如，对国防、外交、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法律、海关、司法等的管辖权，是中央专有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如具体的经济发展项目、投资、交易、财政、经济管理、城市发展、建设项目等，中央和地方各有划分”。因此，“强固的中央权威则是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快速平稳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根本上来说，外交的管辖权是中央专有权力，以“简政放权”为主导的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扩大与提升了地方对外交往的空间和灵活度，但城市外交依然需在国家总体外交授权下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在对外关系领域，国家拥有外交的绝对权力，城市参与国家外交活动或组织地方外事活动均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受中央政府统一部署。换言之，以促进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人文交流为主要目的而开展的一系列城市对外交往活动，均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是中央总体外交统一部署下的授权体现，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城市外交的根本所在。

二 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宗旨

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的致辞中，就加强新形势下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讲友谊。世界各国城市大小不同、历史文化各异。国际友好城市应该平等相处、真诚相待，倡导彼此尊重、互信包容、相互理解的精神，增进人民的友谊和感情，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第二，讲互利。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水平不一，但各有优势。国际友好城市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通过互利互惠的合作，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第三，讲实效。世界各国城市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着同样或类似的责任。国际友好城市应该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分享彼此的经验，以进一步增进当地人民福祉。”这是中国领导人全面阐述城市对外交往的思想，为城市对外交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一）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补充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是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主要着力点。2010年，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在《关于北京市同国外缔结友好城市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北京外事工作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供优质特色服务’”。

21世纪，全球化加强了人类跨越空间距离的联系，为城市外交开拓了广阔的领域。首先，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压缩”为城市间直接交往与合作提供了更密切的空间，无疑助力城市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其次，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为城市直接介入国际事务，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拓展了更具弹性的空间；最后，作为全球化“节点”的世界城市的出现，使城市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加上城市本身所拥有的财政、组织和法律资源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均为国家外交开辟了更多样化的途径，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补充。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站到了经济、社会、移民、环境、气候、反恐、防治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治理问题的最前沿。

（二）城市外交以经济发展、人文交流为中心任务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提出，“中外城市政府交流的城市间交流具有直接高效、领域广阔、互补性强的特点，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通过城市间经贸往来，获得重要的对外资源，提升城市开放型经济水平，打造经济发展全新“增长极”。

与此同时，城市借助其特有的文化资源禀赋，交流互鉴，培植国际民众情感，如中国洛阳市和法国图尔市都因种植牡丹而闻名，两市因牡丹而结缘。双方将彼此的牡丹移植到对方城市，图尔市建立了洛阳牡丹园，洛阳也建成法国风情园林。“牡丹”为两市结好牵线搭桥，为中法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资源。

（三）城市外交有助于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民众交往日益密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只有不断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友谊之树才会根深叶茂。2015年10月31日，李克强总理访问韩国，关注的议题大至宏观经济，小至一菜一汤，他在韩国《朝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说到底，国与国的关系，最终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应该在于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城市外交在国家民众间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国家外交文件中抽象的“国家利益”具体化为人民利益。友好城市的建立有效地加强了跨国城市间多层面的互访交流机制，包括互访友好城市社区，到友好城市居民家中做客，参观友好城市养老中心，观赏民间艺术，座谈研讨城市建设、学校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等，这些零距离的交流密切了人民之间的往来，加深了人民之间的了解，在“润物细无声”中，夯实了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 中国特色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前后具有鲜明特色。1978年之前，中国外交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自此，国家外交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新时期。

城市对外交往围绕这一主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978年改革开放前：城市对外交往旨在增进人民友好

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第六十六条），同时该宪法将处理对外事务的所有权力赋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权力限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第五十八条）。中国学者陈志敏认为，在这样一种政治、行政和经济制度下，“地方既没有发展对外交往的权力，也缺乏源于自身的动力”。中国学者王逸舟提出，在该时期“‘外事无小事’的观念设定，直接限定了传统外交体制，地方不可能对国家的对外关系决策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自新中国成立到1973年之前，中国城市对外交往一直没有发展。这一时期，作为拓展外交渠道的一个全新尝试，1973年天津市和日本神户市缔结了第一对中日友好城市，也是中国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它标志着“国际友好城市”走上了中国外交的舞台，城市对外直接交往的序幕悄然拉开。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1972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于1979年9月29日建交。在此背景下，中日民间先行接触。1972年10月，日本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率中日友好青少年游泳代表团来华参加中日游泳比赛。在周恩来同志接见他的时候，宫崎辰雄提出神户市愿与中国的港口城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周总理推荐天津市与神户市结好。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和日本的神户市签署了友好城市关系协议，成为中国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直接对外交往的先河。

1973～1978年，中国共缔结6对国际友好城市，均为日本城市，它们是：天津市和神户市、上海市和横滨市、西安市和奈良市、上海市和大阪市、西安市和京都市、南京市和名古屋市。

（二）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前：助力经济建设是城市对外交往的中心任务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一方面，国际制度与规范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国家、地区、城市、政府、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均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全球资源、市场、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的较量中，城市经济乃至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大。在中国同时出现了两种现象，即“全球化的地方效应以及地方的国际化趋向”。修订后的1982年《宪法》扩大了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第一百条）。

从1979年开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政府职能的重心转变为助力经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先后进行了七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促进城市对外交往加快步伐。1979年，中国就有14个城市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的14个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国际友好城市活动步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活动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并积极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走向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同各国城市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使友好城市和友好省州为主体的城市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不断攀升，中国城市对外交往也从当初的共叙友情拓展到经济、文化、教育、人才培训等多个领域，并进入务实的合作交流。1985年，中国外交部对城市对外交往地位做出更加清晰的界定：“友好城市是我国人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条重要渠道。”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开始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1992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起成立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统一协调管理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还十分重视开拓多边城市交往渠道，1999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中国地方政府代表的身份加入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的前身——地方政府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2004年，上海、天津、广州、湖南等中国省市和地方政府作为创始会员相继加入UCLG，在地方政府与城市合作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十八大”以来：城市对外交往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全面进取、奋发有为，国际参与度日益加强，逐渐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成为规则制定者。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外交将有助于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

中国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外名片，以发展城市外交为推手，打造中国城市的国际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风貌，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对外工作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何使城市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助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主动谋划，努力进取，对外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我们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

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点，不仅重视同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城市关系，而且逐渐与欠发达国家的城市结好；从招商引资向谋求合作共赢模式转变；在充分发挥友好城市平台，积极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同时，逐步加大对外援助、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根据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城市对外交往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以下特点。

1．城市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和抓手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根据‘一带一路’战略，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城市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和抓手。

在中国各省市缔结友好城市排名前10位（见图3-2）的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浙江、河南、广西、湖北、安徽、黑龙江、辽宁。因此，处于对外交往第二梯队的省份，可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对外开放水平。

2．“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成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排头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由过去的向东开放为主，转变成为向东向西的双向开放。中西部将成为对外开放前沿，有助于经济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地区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发展机遇。《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一带一路”重点涉及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西北6省（自治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西南3省（自治区），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东南5省（直辖市），内陆地区重庆（直辖市）；重点提出内陆城市10个：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重点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这16个沿海港口建设。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见表3-1）。

3．“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释放城市潜在的对外交往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涉及外交、经贸、金融、基建、交通、人文、环境等方方面面，鼓励“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城市，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珍珠，通过城市外交串接起来，经济和文化交流互动，交相辉映。同时，通过释放城市潜在的对外交往活力，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联通边界的区位优势，搭建互联互通走廊和对外开放窗口，“以点带面”“由线到片”并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城市外交，从国家总体外交的补充发展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途径；从城市自主开展对外交往的辅助地位，上升为从属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规划顶层设计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地位。城市外交进入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发展阶段。

四 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特点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指出：“政府牵头、民间推动、媒体搭台、文化唱戏、着眼民众、兼顾精英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外交的鲜明特色。”中国城市对外交往40年的发展历史，具体表现为如下特点：

（一）友好城市结好的“五缘”特色

中国城市对外结好具有“五缘”特色，即地缘、俗缘、情缘、语缘、机缘。

地缘：地理位置相近、地缘毗邻、沟通便利，成为建立友好城市的天然优势。山东省与韩国京畿道，交往历史悠久；在新时期的合作中，实现了资源整合、跨海对接的“友好城市联合体”。

俗缘：一衣带水，风俗相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市结好具有深厚的文化纽带基础。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南端的边境小城，与对面越南老街省的老街市隔河相望。特殊的地缘与俗缘使中越边境这两座城市出现了“两国一城”的奇观。

情缘：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播撒的友谊种子，在日后城市结好中成为情缘线索，永续长存。湖南芷江县与美国松鹤市都有着深厚的“飞虎情缘”。70多年前，美国的“飞虎队”，入驻湖南芷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超越生死的跨国情缘。70年后，两个远隔重洋的中美小镇，因为“飞虎情缘”，结为友好城市。

语缘：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根脉，使城市间的交往具有天然亲近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东干人，100多年前从中国陕西迁徙到中亚的回族义军后代，两地千里相隔，从最初组团探亲，发展到经济互动、文化交流、高层互访，“语缘”“俗缘”牵手两地，共同谱写丝路新篇章。

机缘：一次偶然的合作，国际友人的牵线搭桥，重要历史时刻的因缘际会，种种“机缘”开启友好城市交往的大门。山西省晋城市与南非卡卡杜市，因为一项创新技术而结缘。尽管相隔遥远，气候悬殊，人文迥异，“机缘”将两个城市连接起来。

（二）城市对外交往呈“梯度”特征

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过程中，城市对外交往格局逐步呈现出“梯度”特征，即从沿海地区开始，逐步向沿江、沿边拓展，到以西部大开发战略扩展中西部地区，直到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共同发展模式。

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充分发挥“窗口”作用，并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和开放政策优势，表现出合作领域宽广、方式内容多样、制度化程度高等特点。

沿海地区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区域，国际交往活动最多，国际往来也最为频繁，尤其重视国际经济往来。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市相继设立经济特区；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

中国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历年缔结国际友好城市统计表（见表3-2）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紧紧围绕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开拓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城市广泛结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中国城市对外开放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发展格局。江苏、山东、广东3省，友好城市数量均超过150个（见表3-3）。另外，在友好城市数量排名前10的省份中（江苏、山东、广东、浙江、河南、广西、湖北、安徽、黑龙江、辽宁），除河南外，全部为沿海、沿江、沿边区域城市。

在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布局中，北京和上海正在迈向世界城市等级行列。作为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体系节点中心，北京和上海均是相当数量重要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 2010）；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纷纷落户北京和上海，不但使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标准与国际接轨，促进城市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人文环境的改善、世界城市形象的提升和高端资源的整合，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北京、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北京和上海一系列城市外交实践表明，城市外交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外交目标的实现，为中国城市国际化战略和立体化布局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国家开放战略布局、资源禀赋等原因，友好城市发展呈现地缘优势明显、人文特色鲜明、交往范围逐步扩大等特点，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对各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城市对外交往集中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城市是过去40多年来中国城市对外结好选择的主要对象。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结好，旨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促进自身城市发展为主要目的。

如表3-4所示，以2015年7月1日截止数据为例，与中国结好城市数量最多的前10位国家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除俄罗斯与巴西外，其余8个均为发达国家。由表3-5可知，在全世界35个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中，中国共与其缔结友好城市1366对，占中国全部友好城市总数的62.09%。

过去40年里，中国友好城市结好对象多选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拥有开展友好城市的历史传统，结好程序成熟、机制更为完善，有利于友好城市结好前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比如在35个发达国家中，有27个欧洲国家。欧洲是友好城市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城市外交最为蓬勃发展的地区。中国与欧洲目前共拥有776对友好城市，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地区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均在欧洲有友好城市。又如，中日城市结好历史悠久，友好城市在中日关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是与中国城市结好最多的国家，共有友好城市249对。

（四）城市在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中积极活跃

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是地区内国家，当交往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需求趋势。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可以表述为：一组国家（包括某些特定地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联合起来，通过制定机制化的条约和法规，建立相应执行机构，使资源在这一组国家得到优化配置。而“次区域”则是与“区域”相对的地缘政治概念，中国学者夏禹龙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系指在一个大的地区内（如亚太地区、欧洲、非洲等）一些地理上邻近的国家的部分地区所进行的多边经济圈”。

城市参与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对外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尤其在东亚甚至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过程中，中国地方省份城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陆地接壤邻国有14个）。另外，中国有15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9个沿边省（自治区）与一个或多个国家地理上接壤。地理上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赋予中国城市参与周边国际合作以天然优势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因此，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及其参与的次区域合作是中国新周边外交和新区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2013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

西南省份：云南和广西是近年来中国地方省份参与次区域合作最为积极的区域，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中国-东盟稳步提升合作关系，次区域合作凸显魅力。

早在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倡议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 GMS）机制，以加强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启动以来，云南省是中国唯一参加GMS合作的中国地方省份。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正式批准广西作为中国第二个省区参与GMS经济合作。2006年，南宁举办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2008年6月，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举行，论坛发表了《昆明宣言》，旨在加强和实施大湄公河经济走廊发展战略。2009年7月，中共南宁市委第十届委员会七次全会宣布要将南宁建设成为“在中国和东盟开放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有较强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都市”。

广西、云南与东盟国家日益深化的国际合作成为西南地区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典范，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来自国际层面和中央层面的相互呼应为广西和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能。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广西和云南推到对外开放合作的前沿。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批准体现了内外联动以及国内与国际大局统筹下对国际议程的恰当回应。第二，云南和广西的对外合作权力仍然属于政策性并获得中央“授权”，这些政策性授权通过次区域合作，特别是已有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云南、广西作为次国家参与主体的地位渐渐被制度化。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第五次部长级会议讲话中明确肯定了云南作为“中国参与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主体”的地位。云南和广西作为次国家主体在次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第三，合作机制内容丰富，既有国家层面，也有地方层面，通过不同层面，广西和云南从外部和中央均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包括外事资源）。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新的次区域合作，不仅具有促进区域互利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经济意义，而且对于培植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国与海上东盟六国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的全面合作，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第四，广西和云南不仅是次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同时还扮演着某种意义上的议程倡议者和推动者。实际上，以云南为例，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的主体地位得到国际组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三重认可，这使得云南拥有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半决策主体地位。

西北省份：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边界线最长、交界国最多的一个省区，与8个国家接壤，有5600公里的边界线，交通方面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以及南亚的主要陆路通道，现有17个国家一类口岸和12个国家二类口岸；能源储备方面，以油气当量合并计算，2007年新疆排在全国第一位。另外，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新疆在推进中西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凸显。按照中国学者庞中英的看法，“将中国的西部开发、开放与上海合作组织联系在一起是篇大战略的文章”。

新疆参与中亚区域合作的机制主要有三个，即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机制、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有的是国家层面的，有的是地方层面的。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6年发起，并于2002年建立了正式合作框架，确定的四大重点合作领域分别为交通、能源、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政策。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内工作由财政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交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共同参与。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于2006年10月在乌鲁木齐主办“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部长会议”。来自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八国的政府代表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六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部长分别代表各自国家政府发表了《乌鲁木齐宣言》，通过了促进和推动各项区域合作的倡议。

“阿尔泰区域”是指环阿尔泰山系区域，包括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俄罗斯的阿尔泰边疆区及阿尔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的东哈萨克斯坦州、蒙古的巴彦乌列盖省及科布多省（简称“四国六方”）。2000年7月，在“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科技合作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四国六方”代表签署了《阿尔泰区域合作倡议》。2003年4月，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合作国际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四国六方”合作的机制，新疆是该机制的重要参与主体。该机制旨在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扩大合作领域，突出区域的共同利益和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区域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内地其他省份参与国际合作一样，新疆按照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积极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例如，1992年，国务院同意新疆扩大对外开放的设想中，中央授权新疆扩大地边贸易经营权，下放外资项目审批权，开放伊宁、博乐、塔城三市和赋予乌鲁木齐以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等八条优惠政策。在新近的区域合作中，新疆与周边国家就区域贸易便利化、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进行磋商与谈判。与广西和云南以及沿海省份不同，新疆面临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带来的地方层面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层面的安全压力，这对开展区域经济合作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通过友好城市交往，促进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消除或降低边界地带三股势力带来的安全压力，有效促进安邻、友邻、睦邻则是该区域合作需要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

东北省份：截至2008年，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总共有46个对俄罗斯、朝鲜、蒙古的开放口岸。在东北省份参与的多边次区域合作机制中，以图们江次区域开发最为典型，是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倡导图们江次区域开发，提出用20年时间，筹资300亿美元，在中、朝、俄三国毗邻的三角洲地区，兴建一个多国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为落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开发计划，有关各国随即做出积极的回应。1992年3月，中国政府批准珲春市为边境开放城市。1995年12月，中、俄、朝、韩、蒙五国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中、俄、朝三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这两个协定和一个备忘录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从中国国内发展战略来看，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加速了东北对外开放步伐；2009年，《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下称《规划纲要》）获国务院批复，形成对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有力呼应。

就地方参与次区域合作来说，《规划纲要》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吉林成为图们江开发的主体省份，规划同时将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纳入开发计划。在区域国际合作中，“中国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协调小组要进一步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搞好省部区际关系协调，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机制等有关工作，注重研究新情况，提出重要建议，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第二，建立一些新合作机制。《规划纲要》提道：“在现有的大图们江倡议合作机制基础上，定期举办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图们江区域城市论坛等专业性研讨活动，搭建互信互动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平台。”第三，适度地给予地方参与国际合作更大的权限。《规划纲要》指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扩大区域内县级及以上政府的投资和贸易管理权限……适度扩大我地方政府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权限。”第四，《规划纲要》志不在“小区域”“次区域”合作，而是在如何使“小区域”“次区域”合作成功地转化为东北亚大区域合作的平台。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是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东北亚的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将成为中国建立和谐东北亚乃至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这是《规划纲要》真正的战略性意义所在。

与西北省份参与次区域合作类似的是，东北省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影响，民族问题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然而通过次区域城市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减少疑惧与不信任，对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积极推动城市在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特别是建立友好城市，无疑对促进经济合作，增强人文交流，稳定邻国关系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五）由“一对一”发展为“一对多”“多对多”的国际友好城市模式

“一对一”友好城市主要指一个城市对一个城市以双边结对方式开展合作关系。在中国，友好城市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辖城市与外国省（州、县、大区、道等）、城市之间建立的联谊与合作关系，旨在促进城市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开展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社会繁荣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世界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国际友好城市活动。这一活动已成为中国同有关国家发展和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国同各国交流合作、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1973年6月中国天津与日本神户缔结中国第一对友好城市以来，中国国际友好城市结好数量稳步递增，并总体呈上升趋势。

相比较“一对一”传统的友好城市结好形式，“一对多”则突破了“一对一”模式，指一个城市可与同一国家的多个城市结好开展交流合作。自中国开展友好城市活动以来，“一对多”友好城市模式逐步被很多城市采用，如上海市分别在1973年和1974年与同属日本的横滨和大阪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1981年6月，苏州市与日本的池田市、金泽市同时建立了友好关系。

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447个城市建立的2209对友好城市中，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1个城市拥有“一对多”模式友好城市327对，占总数的14.86%。在中国拥有友好城市数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无锡、广州、哈尔滨、苏州、杭州、天津、常州和西安），全部采用“一对多”友好城市模式。“一对多”友好城市模式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城市对外交往深度与广度均集中于发达国家，与友好城市总体发展趋势成正比。

在中国327对“一对多”国际友好城市中，分布在与世界GDP排名前15名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巴西、意大利、印度、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西班牙、墨西哥中有301对，占到国际友好城市总数的92.05%（见表3-7）。“一对多”国际友好城市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另外，“一对多”友好城市模式与友好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成正比，即拥有友好城市数量多的国家，“一对多”友好城市模式也多，如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

第二，区域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是建立“一对多”友好城市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共有327对“一对多”友好城市，除分布在GDP世界排名前15位的国家有301对外，其他26对“一对多”友好城市分布如表3-8所示。

中国城市与这些国家城市建立“一对多”友好城市，“地缘”因素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文化相通的“俗缘”更是城市间建立牢固合作的纽带。比如呼伦贝尔和蒙古国的2对友好城市；广西、云南和柬埔寨4对友好城市；克拉玛依和哈萨克斯坦2个友好城市。

第三，“一对多”国际友好城市模式是其深度拓展合作的体现。

随着城市对外交往水平不断提升、范围不断扩大，为满足城市对外交往的需要，“一对多”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地采用。如表3-9所示，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数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在“一对多”模式方面，大国和周边国家依然是城市对外交往发展的重点和首选。

另外，在“一对一”和“一对多”友好城市模式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多对多”形式，即城市参与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城市国际组织，通过参与城市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城市交流活动，拓展更大合作空间，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和增强国际话语权。这种“多对多”形式将在第四章专门论述。

五 中国未来城市对外交往趋势

（一）从注重“获得”向积极“给予”且互助共赢转型

过去40年里，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呈现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依次递减态势。如表3-10所示，按照中国友好城市在各洲分布数量排列，依次为欧洲776个，占总数比例35%；亚洲713个，占总数比例32%；美洲455个，占总数比例21%；大洋洲141个，占总数比例6%；非洲124个，占总数比例6%。如果将目前全部国际友好城市按所在洲平均到每个国家，则在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发展相对均衡，与各国平均友好城市数量各占约四分之一，而与非洲国家的城市友好往来相对较少。

但是，如果将国际友好城市所在区域进行细分，如表3-11所示，不难看出，国际友好城市分布并不均衡，非洲、中东、拉美、中东欧等区域的国际友好城市发展缓慢。

在非洲，与中国结好的友好城市分布相对广泛，在非洲2/3国家的124个城市建立有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但结好总数偏少。

在中东地区，与中国结好的友好城市分布范围狭窄，在14个国家中仅与6个国家的城市与中国城市结好。

在拉美地区，虽然与中国结好的友好城市总数较高，但分布不广泛，还有一半的国家未与中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在中东欧地区，虽然与中国结好的友好城市分布广泛，但与整个欧洲情况比较，仍有发展空间。

在中亚，与中国结好的友好城市分布广泛，但总体数量偏少。

因此，未来发展方向将从注重“获得”向积极“给予”且互助共赢转型，加强与非洲、中东、拉美、中东欧、中亚等区域建立友好城市，优势互补，互助发展，共创繁荣。

（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沿线城市开放发展新机遇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明确城市将成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支点和抓手，因此，这为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经济与文化的联姻，是全球化时代的突出特征，也是‘一带一路’丝路城市魅力的应有之义。”而经济、文化产业的合作恰恰是目前城市对外交往最成熟、最活跃的领域。借友好城市平台，从经济、文化领域着力，整体带动城市发展。

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应符合国际产业演进规律，第一，要不断提升转移层次，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制造业向服务业、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第二，服务业成为产业转移的热点，旅游、金融、保险、咨询、管理和培训等专业服务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旅游和文化产业将发挥“杠杆作用”，找准突破口，起到以点带面的功效。例如，“海南岛屿观光政策论坛”，用“岛屿观光”做名片，以点带面，中、韩、日、印联合发起共创多边地方政府联络机制和区域型旅游合作组织，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岛屿联合体，实现全球化的产业发展与共赢。由此，“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可充分借助友好城市平台，提升城市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推动互助共赢。

（三）开拓创新，整合资源，建立具有特色的“友好城市群”模式

友好城市的合作可以国家战略和区域合作为依托，通过开拓创新，全方位促进“友好城市群”的建立。借用城市外交的优势和特点，在作用于不同区域范围的主要核心城市周围，聚集不同类型、规模、特点的城市，形成与核心城市保持较密切联系的群体，即“城市群”，不仅可以增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同时也将增强核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辐射作用。探讨建立“一带一路友好城市群”“新兴市场友好城市群”“金砖国家友好城市群”等，充分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抱团取暖，互助共赢。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至今已经走过4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交往的重要平台，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对外交往、推动城市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国际城市直接互动交往，通过友好城市，实现机制化、长效化、可持续的目标，对有效增进民众之间的信任度与亲和度、推动城市建设、夯实国家关系的社会基础、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友好城市数量和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尽管城市结好是城市对外交往的重要形式，但友好城市并非城市间开展互利合作的必然选择，缔结友好城市也并非适合所有城市对外交往最有效的方式。由于语言沟通不畅、机构变更频繁、地理距离遥远等因素，40多年间，也有一些友好城市建立后，没有开展实质性交流活动，友好城市关系也就没能给城市建设与人民交往带来切实效益，友好城市有名无实。因此，在未来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中，如何将国际友好城市机制合理长效化，使友好城市平台的搭建切实起到促进发展、增进友谊、互助共赢的效果，将是未来城市开展对外交往活动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面临深刻转型，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力量集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外交整体布局全面展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形，大力开展城市外交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创新形式。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看，城市化是发展城市外交的内在动力，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又为中国实施城市外交提供了外在机遇。城市外交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下，对促进城市国际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利用政府和民间各种方式调动国内外资源，协调、整合城市发展的大数据，共享经验，分享知识，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都将起到积极的重要作用。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各城市积极开拓创新，开展城市外交，助力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升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城市发展魅力，推广中国理念、中国经验、中国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