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构想与主要内容
前辈学者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是我进一步研究司马迁“一家之言”的基础。但是学术界对司马迁“一家之言”是尊汉还是贬汉，是尊儒还是崇道，以及司马迁黄老思想的内涵等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争议。我打算在肯定“务为治”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之主要目的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我认为“一家之言”中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也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好，都是围绕“务为治”这一主旨展开的。《太史公自序》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36]《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37]这不仅说明在司马氏父子看来，各家著书立说的目的都是“务为治”，而且也暗指自己撰写《史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也是“务为治”，因此，是否关系“为治”就成为司马迁“一家之言”构思、取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最主要的依据。《留侯世家》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38]《张丞相列传》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39]尽管这些人位极人臣，由于他们无益于治，所以被舍弃。相反，一些看来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滑稽、佞幸之辈，因为他们的言行关乎政事和治乱，司马迁也给他们立传。他在《滑稽列传》赞中说：“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综观《史记》，叙述五帝、三王及至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帝王、世家无不留意于“见盛观衰，原始察终”和兴废之迹，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务为治”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
鉴于此，本书在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联系秦汉思想文化的传播语境，对司马迁的理政思想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既注意考察时代思想文化传播语境和人生遭遇对司马迁理政思想的影响，又注意考察司马迁的古史观对他的理政思想的影响；既注意考察司马迁理政思想的内涵和矛盾性，又注意考察其理政思想矛盾产生的原因。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司马迁之理政思想产生的文化、学术和现实传播语境，较为清晰地揭示了时代和学术文化传播语境对司马迁之理政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第二，分析了司马迁理政思想的两个“基点”：尊汉和尊奉儒家古史观，并认为这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这也是我探讨司马迁理政思想的立足点。第三，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司马迁之黄老理政思想的内涵和实质，认为黄老理政思想的内核属于老子思想，其实质是因循、无为，而不是黄帝理政思想加老子理政思想，其内涵不是刑德并用。第四，通过考察司马迁的古史观和他所处的现实背景，揭示出司马迁之所以称颂黄老理政思想，是由于司马迁受“所传闻世”“所闻世”与“所见世”之理政思想或理政实践交互影响的结果，但司马迁并不认为仅靠“无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实际上，儒家理政思想才是他向往的理想政治。第五，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司马迁理政思想产生矛盾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1] 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读史总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第145页。
[2]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卷一百三十，第3319～3320页。
[3] 严可均辑《全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第269页。
[4] 汪荣宝：《法言义疏·问神》，中华书局，1987，第163～164页。
[5] 汪荣宝：《法言义疏·问神》，中华书局，1987，第507页。
[6] 范晔撰《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1235页。
[7] 《史记·附录·索隐序》，中华书局，1982，第7页。
[8]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清乾隆惇叙堂藏校本，卷三四。
[9] 王通：《中说》，四部丛刊本，卷二〇。
[10] 刘知几：《史通·六家》，清乾隆二十一年卢见曾雅雨堂刻本《史通通释》。
[11]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卷二〇。
[12] 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1235页。
[13] 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迁列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卷六十二，第1233页。
[14] 苏轼：《东坡志林》卷四，中华书局，1981。
[15] 秦观：《淮海集·司马迁论》，四部丛刊本，卷二〇。
[16]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藏书·司马谈司马迁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卷四十，第795页。
[18] 萧统编《昭明文选》，中华书局，1997，卷四八，第682页。
[19] 范晔撰《后汉书·蔡邕列传》，中华书局，1965，卷六〇下，第2006页。
[20] 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日本陶所池内校订本。
[2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潜研堂全集本。
[2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潜研堂全集本。
[23] 汪荣宝：《法言义疏·重黎》，中华书局，1987，第413页。
[24] 裴松之：《三国志》卷六注，中华书局，1963，第180页。
[25]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九《史记辨惑》，四部丛刊本。
[26] 钱大昕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潜研堂全集本）
[27]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1925年12月清华周刊丛书本，第34～36页。
[28] 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9] 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0] 徐浩：《廿五史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第42～43页。
[31] 鲁迅：《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308页。
[3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04页。
[33]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第238～240页。
[34] 袁仲一、张文立、张新科主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司马迁一家言》（第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233～234页。
[35] 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2002，第75～81页。
[36] 《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288～3289页。
[37]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第3197页。
[38] 《史记》，卷五十五，第2047～2048页。
[39] 《史记》，卷九十六，第2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