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研究论丛(第27辑/2014年第1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三 21世纪中美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的冲突和合作

中美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的不同战略利益、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及军事上的互不信任,是在此问题上妨碍两国良性互动的因素。

第一,中美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认识及其战略利益互不相容。首先是中美与朝鲜半岛上两个国家的关系。具体来说,中国与朝鲜是传统战略关系,美国则是韩国的传统盟友,而战后的朝韩一直处于一种休战中对峙的竞争关系中。中美与其半岛上两个朋友的特殊关系反映出20世纪的冷战思维,这是基于其实实在在的现代战争史的。虽然冷战已结束,但基于这种传统关系的对朝认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美朝鲜半岛政策的战略目标和底线。石源华和文恩熙认为,冷战结束后,美日韩南三角依然存在,但苏中朝北三角已瓦解。详见石源华和〔韩〕文恩熙《试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第16页。不过笔者认为,基于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矛盾已消除,但基于战略利益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北三角似乎已经消失了,但中朝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这是决定中国对朝政策的重要动因:第一,朝鲜的和平和稳定,既保证朝鲜的国家安全,又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第二,共同应对美国的遏制战略。美国既是朝鲜的主要敌对国,也是警惕中国崛起的霸权国,中朝都是受制于这一超级大国影响的弱国,两者的国家战略自然都是承担克服美国的遏制并发展本国这一重任的。然而,与冷战不同的是,这种所谓“新冷战”不再来自意识形态,而更多地来自战略算计,即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长远战略意图也背道而驰。长远来看,美方愿意看到平壤政权的崩溃,以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它的战略圈之内,而中方则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朝鲜,要确保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上不存在美国的军事势力。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211页。总之,基于双方与半岛的传统关系,加上对其战略利益的考虑,在对朝认知和战略期望上中美两国是势不两立的。

第二,中美处理朝鲜安全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也大相径庭。与美国相比,中国对朝鲜的态度相对温和。中方认为对朝遏制和孤立政策不能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这种强硬的方式反而会导致朝鲜半岛局势向更加不稳定的方向发展。不过,在此问题上美国负有一定的责任。2006年10月,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中国积极参与基于联合国决议案的对朝制裁,当时中国连饼干都看作奢侈品并禁止向朝鲜出口,此时中国的态度是异常强硬的。但2007年美国在日内瓦与朝鲜进行秘密谈判,突破了由于BDA制裁导致的僵局,并达成了《2·13协议》。此后在2007年3月进行的第六轮六方会谈中,朝方强调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对朝制裁,反而导致了中朝关系削弱而美朝关系加强。这次事件给中国带来了深刻教训,并影响了其在安全问题上对朝的态度。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的水平比前一次核试验的水平更高,中国对朝的应对水平却退步了。除非美国表明主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中国不会首先冒牺牲中朝关系的险。详见Kim Heung-kyu,“The Evolving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Korea and World Politics, Vol.27, No.1, 2011, pp.229-230。例如,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国主张该问题应由朝韩双方来解决,在对朝鲜的制裁程度与主席声明的内容上也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态度更为强硬。2010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的中美首脑会晤中,奥巴马异常直接地指出中国就“天安舰事件”应该做出更加积极的应对。同年11月“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美国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六方会谈建议,除了公开批评、多边谴责及经济制裁外,还与韩国进行了联合军演并加强了美日韩军事合作。又如,在发射卫星问题上。1998年8月朝鲜首次发射卫星,美国将朝鲜发射卫星定性为“导弹试射”,并将这一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张安理会通过谴责并制裁朝鲜的决议。而中国不赞成这种可能加剧局势复杂和紧张的行动,主张以主席新闻谈话的形式处理问题。此后,直到2012年12月朝鲜进行第四次卫星发射之前,安理会不曾以决议的形式谴责和制裁朝鲜。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分歧在处理星导问题和南北双边问题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双方分歧的原因如下。首先,中国周边政策和美国亚太战略的冲突。为了保持和巩固美国基于其军事力量的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使朝鲜半岛保持一定的紧张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不必回避刺激朝鲜的行动。其次,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美韩同盟的矛盾。为了保持其对朝传统影响力,中国对朝倾向于采取相对谨慎和温和的态度。而美国方面,在美韩同盟的框架下,美国对朝政策不得不受制于韩国的对朝政策。美国对朝的强硬态度反过来可以加强韩国对其的信任。再次,中美危机感程度不同。战后美国一直是朝鲜的主要敌对国,中国在历史上则是朝鲜的朋友。因此,双方对朝鲜挑衅所感到的危机感程度不同,这也影响中美对朝的强硬程度。最后,双方在一些安全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核扩散是中美都很关注的全球问题,但在一些星导问题和南北冲突问题上,双方仍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对于2010年“天安舰事件”,韩国正式宣布“天安舰”是受到朝鲜小型潜水舰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的。美方立即与韩国就加强双方军事演习等进行了深入磋商。相反,中国多次表示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没有正式接受韩方的调查结果。

第三是中美在安全问题上互不信任。美国以朝鲜威胁为由,定期在半岛海域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尽管美国宣称没有挑衅中国的意图,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美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威慑。例如,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发生后,同年7月美国宣布了在黄海进行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参加军事演习,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2010年8月美韩潜舰军演和9月乙支军演先后在东海进行,中国在黄海与东中国海上也进行了军演。11月“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美韩不顾中方反对,同月在黄海进行加入航空母舰的军演。而中国在同一时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北京和沈阳军区的地空联合军演,以及北海和东海的舰队与北京军区导弹部队的演练。这一现象归根到底来说,是由于中美在军事上的互不信任,这也是妨碍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合作的长期隐患。

然而,随着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互动也体现出积极因素。有人指出,在朝核问题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根本不再是“均势”而是“均利”。Park Hong-seo,“A Emerging Sino-U. S. Concert 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China-U. S. Cooperation over North Korea's Nuclear Diplomacy”, Kore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3, pp.79-83.根据兰德尔·施维勒的观点,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一定会带来霸权国的均势政策,而是根据外交政策家的认知和偏好以及战略算计会采取各种不同取向的政策。施维勒认为,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对国际社会采取两种态度,并根据此可分为两类国家:维持现状的国家(a status quo powe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如果崛起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即使其与霸权国的力量对比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但由于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攸关”让崛起国和霸权国也能够保持合作关系。施维勒对这两种国家类型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修正主义国家有(1)目标无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即革命性国家)和(2)目标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维持现状的国家有(3)对维持现状漠不关心的国家、(4)维持现状但愿意接受以和平方式进行有限变革的国家,以及(5)不接受任何改变的维持现状国家。Randel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 The Perils of Anarchy: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p.251-270.而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维持现状的大国,稳定和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至于21世纪中国的国家大战略,详见门洪华《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14~15页;吴心伯:《未来10年中国的地缘战略》,《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第34~36页。

在美国方面,其最终的战略目标是维持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为了确保和维持领导地位及影响力,美国势必追求对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掌控,这种意愿则越来越需要中国的配合。随着21世纪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2001年9月爆发的“9·11”事件推动了基于这种利益均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调整。详见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136~142页。美国的对华认知也发生了积极变化。比如,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将中国定义为“利益攸关方”,称19世纪的均势和20世纪的冷战逻辑都不符合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其对华战略的目标是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值得指出的是,佐利克认为涉及双方利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朝核问题,强调朝核问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其和平崛起政策的真实性的机会。Robert B. Zoellick,“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2001-2009. state. 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 htm.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的互动涉及朝鲜核问题、朝鲜导弹及卫星试射、南北武力冲突和美韩联合军演四个核心议题,其中重点在于朝核问题。中美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开端是2002年10月首脑会晤中的“克劳福德共识”,双方达成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共识。从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继续进行紧密沟通和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2010年在黄海上进行两次军事演习后,2011年1月胡锦涛应奥巴马邀请访美,此时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Kim Heung-kyu,“The Evolving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Korea and World Politics, Vol.27, No.1, 2011, p.236.访问期间,中美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第18条涉及2010年两次朝韩武力冲突、朝韩关系及朝核问题的圆满解决。2013年6月,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奥巴马,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也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回到《9 ·19共同声明》立场上来,早日重启六方会谈。奥巴马也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表示赞赏中方最近时期所做积极努力,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和协调。《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网,2013年9月7日,http://gz. people. com. cn/GB/n/2013/0907/c344102-19480007. html。虽然中美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尚未使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中美合作是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和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双方对于这一现实已经达成深刻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