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省崛起:中原经济区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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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原经济区任重而道远2011年4月6日,河南省委宣传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举行主题为“从中原到中原崛起”的中原经济区论坛,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及有关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这是河南省首次举办高规格的中原经济区论坛。河南省领导卢展工、郭庚茂等出席论坛。笔者作为河南唯一特邀嘉宾参加了高端对话。

作为全程参与中原经济区研究的河南地方学者,我对中原经济区建设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着重谈四个问题,求教于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和专家学者。

一 中原经济区的探索将会载入史册

中原经济区既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概念,又是一个总体战略的概念,还是一个承载使命的概念。中原经济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客观存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区域就有了跨省域的经济协作;二是自我独立,这个区域远离我国沿海三大经济中心,受到的辐射和影响比较小,因此,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比较齐全,自我配套能力、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

中原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区别和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涉及对中原经济区优势的认识和把握。中原经济区的优势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腹地,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决定了其在全国大局中的枢纽地位。二是人口优势。河南拥有一亿人口,占全国的1/13,人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三是文化优势。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培育以根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品牌,对于增强海内外同胞的向心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粮食优势。河南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1/10,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五是基础优势。河南的基础设施良好,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位。六是后发优势。河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既是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时期,也应该是河南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时期。

中原经济区的优势,决定了其定位。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二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三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四是华夏文明重要传承区。这四个方面集中地反映了河南的特色和优势。

半年前,甚至几个月前,我们还在为中原经济区这件事情能不能拿下来担心。关于中原经济区的内涵、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发展目标和定位等,从自己弄明白,到让别人听明白,再到得到高层认可,谈何容易?历史留给我们进行研究、宣传、推介、游说的时间太短暂了。我们参与研究的同志都感到很大的压力。现在,尘埃落定,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在高兴之余陡然感到压力更大了。过去,我们是“立题”,现在要“作文”。立题难,作文更难。过去,我们是要牌子,现在,“牌子”给我们了,但给“牌子”不是让我们欣赏的,而是让我们干事的。所以,如何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要突出“主题”和“主线”,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突出持续和提升,就是持续中原崛起的好态势、好趋势、好气势,持续河南这些年围绕中原崛起形成的好思路、好经验、好举措,同时,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不断加以拓展、完善、丰富和提升;突出特色和优势,就是要充分挖掘区位、粮食、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潜力,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突出富民和强省,就是要坚持富民为基,强省为要,加快中原全面小康进程,提高区域竞争力;突出落实和实干,就是要强化一种理念,即中原经济区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可以做的事情做起,推动中原经济区尽快取得突破。

众所周知,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总人口已经超过1亿。全世界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1个,并且多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原经济区在如此人口规模的范围内进行新发展模式试验,有极大的示范作用。我们的探索将会载入史册。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发展路子,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具有世界意义。

二 坚持“三化”协调的路子是核心任务

建设中原经济区,坚持科学发展主题的核心任务是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路子。“三化”如何协调,的确有不少难题等待破解。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当努力做好的。

1.要努力达到“四个协同”

一是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相协同。在国家千亿斤粮食增收计划中,河南省将承担155亿斤,占近1/7,可谓责任重大。但现实的情况是,粮食主产区农业增产并不一定能带来农民致富,河南的种粮大县多数是财政穷县,这与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有关,也与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持扶持不够有关。只有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有效地衔接起来,才能充分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协同。工业化与城镇化应当是一致的、同步的、不可分离的,但由于我国多年来推进工业化靠政府力量和行政手段,不少工业项目是“嵌入式”安排的,与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并不吻合,由此导致工业化的“过度”,以及与城镇化的脱节。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协同,关键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功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三是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与保护耕地“红线”相协同。工业化、城镇化都需要占用土地甚至耕地,而我国的耕地保有量十分有限,耕地“红线”不能突破。怎样使工业化城镇化与保护耕地“红线”相协同,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方面,改变过去粗放式工业化城镇化模式,实现内涵式发展,发展节地型工业、紧凑型城市,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土地特别是耕地的占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增加耕地供给,盘活土地资源。四是城市繁荣与农村进步相协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制度性原因,也是坚持“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必须正视的问题。从制度安排着手改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城市繁荣与农村进步相协同的不二选择。

2.要实现“三个互动”

一是三次产业之间要互动。一、二、三产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三化”协调,首先是产业要协调。河南省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农业“长入”工业,即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实现工业农业两篇文章联手做,食品工业已经成为河南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有限地带动了农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要以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二是产城互动。没有产业的集聚,就没有现代城市的发展。从全国和河南省工业化的进程看,一个重要教训是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脱节,譬如20世纪80年代后一度出现的工业“村村点火,四处冒烟”现象,就没有对城镇化产生什么推动作用。建立产业集聚区,是实现产城互动的有益探索,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三是城乡互动。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通过计划手段使农村支援城市,导致了农村的衰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偏好,农村仍然可能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所以,要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措施,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

3.要建立“三个长效机制”

一是粮食持续增产的长效机制。譬如,建立粮食生产核心区,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设立粮食生产专项基金,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建立对粮食生产的科技扶持,对农业机械、良种培育、农药化肥生产的税收优惠,建立粮食调入地对调出地的补偿机制,等等。二是工业城镇反哺农业农村的长效机制。这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三是“三化”联手联动,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

三 要倾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是中原经济区的主要支撑点。开放水平低,是河南经济发展的短板。河南在开放方面的数据一直居全国后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处于内陆腹地的区位特点是重要原因。但任何事情都是变化的。目前,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条件已经具备。

1.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内地与沿海在开放方面的最大差距,是由于地缘因素引起的投资运输成本的高低。所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外资都把沿海作为投资的首选,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两头在外”,更是如此。随着综合交通体系的完善,特别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缩短了内地与沿海的时空距离,物流更为通畅、便捷,使商家的商务成本大为降低。总之,内地在开放的区位条件方面与沿海的差距在缩小。

2.国家战略导向发生变化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制造业企业在沿海设厂布点是明智的。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诸国实行经济再平衡战略,我国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实施内需拉动战略。这样,我国内地在消费空间等方面的作用显现出来。由于国家政策导向明显,内地投资的资本回报率提高,对投资的吸引力明显增强。河南作为中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市场空间巨大;作为连南贯北的省份,区位优势明显,在提高开放水平方面迎来了新的机遇。

3.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现明显变化

我国以三大增长极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引领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目前沿海地区的投资密度、经济密度、开发强度都已很强,一些地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增长的空间、环境容量日显窘迫。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加快产业向内地梯次转移的步伐。研究表明,随着持续的资本形成,我国东部地区资本要素出现了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现象,总资产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以来全国分地区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数据显示,北京从8.79%下降到6.22%,上海从12.01%下降到8.8%,浙江从12.44%下降到10.3%。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部和东北地区上升幅度较大,其中河南从9.99%上升到22.32%,湖北从7.4%上升到12.64%,黑龙江从19.81%上升到29.18%。河南总资产贡献率增长最快,说明河南的区位条件、工业发展基础及生产要素成本等能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条件。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为内地打造开放高地注入了活力。

4.产业梯次转移出现拐点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公布,沿海三大增长极地区被划分为优化开发地区,而内地如中原经济区被明确为重点开发地区,这是我国产业梯次转移的重要拐点,既表明我国吸纳投资最大的地区在发展方式方面将出现实质性变化,也表明我国产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将呈现加速趋势。

5.内陆地区开放有了良好基础

这些年,内地省份在扩大开放方面不遗余力,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环境优化、服务水平提高等。应该说,内地在开放方面的软、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已经产生了叠加效应,不少世界500强企业到中国内地寻求发展空间。河南省多年来实施开放带动的主战略,开展大招商活动,成功引进富士康等标志性企业,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初现端倪。崛起的中原,魅力无穷,商机无限;开放的中原,是投资的热土,创业的乐园。“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古训,必将在商家大举进军中继续得到演绎和验证。

四 要警惕和克服“后发劣势”问题

我们已经对中原经济区在全国大局中的“后发优势”有了清晰的表述,即河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内需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活力和后劲不断增强,发展潜力逐步显现,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后一个时期,既是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时期,也应该是河南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时期。这就是河南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后发优势”。但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也存在“后发劣势”问题。

“后发劣势”是相对于“后发优势”而言的。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从而有可能缩短初级工业化时间,实现技术上的“蛙跳”,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是后发优势理论通过具体实践并取得较大成功的典范国家之一。但是,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后发优势的同时,并存着所谓的“后发劣势”。按照沃森和杨小凯的说法,如果后发国家不在制度改革上有所作为,那么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借用“后发劣势”这个词来说明中原经济区建设可能遇到的特殊困难。中原经济区建设“后发劣势”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先行先试”选择性缩小了。区域方面改革发展需要“先行先试”的领域和范围毕竟有限,对地方来说,要获得“先行先试”权,早比晚好。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先行先试”权具有排他性,在某一个方面,需要安排“先行先试”的地方不可能无限延伸。二是“门槛提高”。一般来说,最早获得改革开放优先权的地方,中央给予的条件和政策比较宽松,地方探索的灵活性较强,变动余地较大。而对后来者,则可能提高门槛,较少有通融的余地。三是审查更严。“先行先试”初始阶段,各方面都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有了“先发展后规范”“先生孩子后起名”的现象。现在,中央已经陆续批准了多个经济区,有了参照和经验(包括教训),对新申报的经济区,审查会更严格,要获得真金白银和含金量高的政策难度加大了。四是“灰色”地带减少。过去,在地方发展上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事实上存在“干了就干了,不干就算了”等潜规则。随着经济转型和有关秩序的完善,地方希望“讨巧”的空间和余地大为减少。

认识到“后发劣势”的意义在于,确定中原经济区争取中央支持的重点领域,最大限度地彰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围绕破解“四大难题”、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方能争取到国家给予更多的政策、牌子、项目和资金支持,在更多领域赋予先行先试权。同时,要加强与中央有关部委的衔接。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理解和支持,尽快推动国家部委出台一批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