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社会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自南北战争（the Civil War, 1861—1865）结束后，于1860年代末期至大约1900年之间，美国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继而迈向“进步时代”（特别指1900—1917之间）。当时的美国，除了东部、北部的工业持续发展外，兴建铁路是最主要的工业建设，采矿业、金融业也成为重要行业。在这期间，美国工业化进行迅速，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北部与西部。尤其，当美国的工资高于欧洲（特别是技术工人）之后，人数以数百万计之来自欧洲各地与中国的移民以及东部各州的人们涌入西部，从事开矿、农耕与畜牧等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劳动力不断增加，但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还是导致实际工资增长60%。结果，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浮现，特别是来自欧洲贫困地区的移民始终处于贫穷的窘境之中。譬如，1869年马萨诸塞州即成立劳工统计局（the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计算宣称失业的人口，并了解因内战返乡之退伍军人的就业情形。当时，除共和与民主两党外，小党林立，时起时落，时称这个时期的政治为“第三党体制”（the Third Party System）。共和与民主此二“巨大的老党”为了争夺政权，极力吸收党员，犹如征兵一般。尤其，南方各州因内战失利带来的不满情绪犹存，倾向支持民主党，甚至党内自身的竞争亦呈火热状态。

因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关系，在工业地区，工会的角色日益重要。1873年与1893年的两次全国性经济衰退带来恐慌，除了导致经济增长中断外，也带来政治与社会骚动。至于南方，自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则一直处于荒废状态，益加仰赖棉花与烟草的生产，但是价格却一直低落，困顿情形严重。至于南方的黑人，则依旧处于政治权利与选举权被剥夺的状态，经济状况还是一样地处于劣势的地位。这些体现在阶级（种族）冲突、财富与权力过度集中，乃至社会主义的挑战等等之林林总总的危机现象，使得知识分子急于思考应对的策略，更必须表明基本的政治思想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识之士总是认为，与西欧的历史发展相对比，自17世纪独立以来之美国社会的发展大不相同，以至于让前面已提到之“美国例外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发酵。

事实上，从上一节中所刻画之美国社会学的特征来看，这样的国家认同观对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Oberschall即认为，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能够进行得迅速且成功，乃得力于一开始并没有发展出任何既定的原创概念和知识体系作为归依，而是直接由欧洲引进当时流行的基本论述，从中选择适合美国国情者修改运用。同时，当时的美国，并不像西欧世界一般，在面对着因工业化与都市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贫民窟的浮现、犯罪问题与劳工问题等）时，原本既有的秩序传统受到严重冲击，必须经历“大转型”的阵痛。相反，移民社会的一切可以让人们几近完全由零开始，这因而使得美国成为一个“例外”的社会，总是让“问题”在稳定发展中逐渐化解，而社会学的知识则正可用来进行社会建设（Oberschall, 1972:187-188）。

总之，在19世纪，尤其是从内战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都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大量移民涌入，导致过去的旧有势力备受挑战，劳工与农民的骚动频频，民粹运动不断，这一切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当时，高等教育在各地方之中上阶层的新教徒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发展。同时，地方的社会精英更是结合了教会组织与知识阶层，推动社会改革。在科学主义之强烈意识的推动下，刚问世不久的社会学即被认定是一门可以用来作为社会改革之依据的知识体系。诚如在上文中提示的，社会学乃被视为是具有神圣性的世俗知识，也是被世俗化的神圣知识（即可以看成是世俗化的“圣经”）。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催促下，社会学知识被认定是改革的必要知性利器，因而，为了推动社会改革以作为宣扬上帝意旨的具体表现，除了《圣经》是必修的经典之外，教会（与神学院）采取实用济世的态度，也同时开设社会学的有关课程，遂有了所谓“教会社会学”（Christian sociology）这样的称呼。

准此，基督教可以说是促使美国社会学诞生的一个重要动力。譬如，在1878年前后出现的Chautauoque运动（Chautauoque Movement）即结合了教会社会学的课程，成为推动社会学的草根动力。1893年，美国教会社会学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即在Chautauoque正式成立，以继承成立于1889年的教会社会学研究者协会（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Sociologists）（Oberschall, 1972:200-201）。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Rockefeller基金会的支持下，社会与宗教研究协会（Institute of Social and Religious Research）于1921—1934年从事有关新教教会的运用研究；1925年Robert S. Lynd所主持之有名的“中镇”（Middletown）研究（实际的田野现场为印第安纳州的木溪镇[Muncie, Indiana]）即是由Rockefeller基金会支持的。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刊》（AJS）更是给了“教会社会学”相当多的发表空间（Oberschall, 1972:203）。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从高等教育机制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本身如何改造是关键问题。连带的，教会社会学与学院社会学之间的社会角色如何有所转折，也就跟着成为重要的课题了。由于放任个人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加以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盛行，如何让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得以“世俗化”，于焉成为一股沛然的动力，推动着所谓进步主义的运动，而这在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于是乎，在内战后的十五年内（约1865—1880年），高等教育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革命。

过去，由教会主导的学院大多是小型的（如东部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威廉玛丽等）。在企业家的鼎力支持下，1876年，较大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吸收留欧且有博士学位的学者（留德的居多）来校任教。其薪资往往是小学院的两倍（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在1880年跟进，由John W. Burgess主导成立政治学院，而哈佛大学则奖励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允许每周只授课8—10小时，且升等时研究与教学并重（Oberschall,1972:192-194）。与此同时，由于传教士的薪水偏低，地位日降，不少教会社会学家（如Vincent、Hayes、Lichtenberger、Gillin与Gillette等等）转任于学院。除了教学之外，他们还延续着社会改革的初衷。Oberschall即指出，此一宗教/学术合体具有着正负情愫交融（ambivalence）的情形，譬如，Small即定义社会学为“人类福利的哲学，必须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综合”（引自Oberschall, 1972:207），但是，他终究还是努力朝向让两者分家的路子上发展着。总之，在1930年代之前，社会改革、进步运动与社会学，基本上呈现着三位一体的状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早期的研究生毕业后，绝大多数（特别是女性）投入社会公益和改革的工作，而非留在学术界，自然也就不令人讶异了。当然，这也与社会学系不够多，学术界的职位稀少有关（参看Oberschall, 1972:204; Turner, 2014:26）。

不过，当时因参与者所受的专业训练不同，为了区分重改革的鼓吹者（advocacy）与专业学者等等理由，不断成立各种团体，导致鼓吹者阵营有了自己的理论意见，且各自收集资料、宣称专业等等，呈现各自为政的状态。再者，（特别是公立）大学的社会学系，颇多是由具改革倾向的地方人士施压而成立的。所以，社会学家都知道必须向许多捐赠机构的董事会妥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社会学基本上只不过是导引社会改革之方向的“工具”而已。但是，对社会学家而言，如何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寻找适当的分际，始终是一个问题。这样的双重角色的情形，直到1930年代以后，因改革运动的逐渐消退，才得以解决（Turner, 2014:9-10,13-14,20）。

在此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与当时的西欧世界一样，美国人也强调以统计数字作为改革的具体依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府对统计资料的收集与运用常有所偏颇，受到学院内的统计学家批评。然而，吊诡的是，学院的统计学家使用的资料却都来自政府官方，且毕业的学生也大多受雇于政府，为了保持和谐的关系，常常有所妥协。后来，受到各方的压力，整个统计资料的建立才日趋平衡。譬如，纽约的改革者即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在该校擅长统计之经济学教授Mayo-Smith的鼎力推荐下，校方聘用了亦是擅长统计的Giddings担任刚成立之社会学系的主任，并从事社会调查，从1905年至1930年的25年间可以说是最鼎盛的时期。Robert Park即指出，这样的社会调查实乃应各地之市政改革的需要而来的（引自Turner & Turner, 1990:15-16, 24-25）。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统计调查为主调的经验实征方法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主流。

在1907—1908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的Paul Kellogg与一些研究者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Pittsburgh, Pennsylvania）为刚成立的Russell Sage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做一项有关匹兹堡地区之劳动与生活的调查研究，为美国开启了调查研究的先河，并且是首次直接使用“调查”（survey）的名称。基本上，这个研究可以说是仿照19世纪Charles Booth在英国伦敦所做的类似的大型研究（即《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所以选择以生产钢铁为主的匹兹堡地区，乃因该城堪称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颇具代表性。当时参与的包括当时从事社会改革的重要人物，如Florence Kelley、John R. Commons、Peter Roberts与Robert Woods等人（Anderson & Greenwald, 1996:1,15）。

Bulmer肯定这次“社会调查”带动了1920年代一系列的调查，也刺激了社区人士进行“自我调查”（self-survey），作为社区改造的依据（Bulmer, 1996:20-22）。这些研究与后来学院所主导的调查有些基本的差异。大致上，学院调查的重点在于通过系统论述的建构与假设的检验来形塑一般解释模式，重视的是现象的深层意涵，这在由William Ogburn、Howard Odum与政治学者Charles Merriam等人主导之全国性的《最近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这一调查报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于“社会调查”，因重点在于社会改革，重视的是对当下既存状态的描述而已（Bulmer, 1996:28,31）。再者，调查只不过是改革工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需要专业的改革工程师—社会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奉献（commitment）精神和曝光度（publicity）（Turner, 1996:37-40）。不过，到了1930年代，“社会调查”运动逐渐衰退。根据Bulmer的意见，原因大致有二：一、社会改革与政治领域中要求“进步”的驱力消退，更多分化且专业之寻求改变社会的力量兴起——如通过社会工作、新闻媒体或工会运动；二、国家社会（national society）逐渐形成，区域性的调查无法提供足够的资讯，需要大型研究与更专业之人员以及机构才可能处理（Bulmer,1996: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