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880年代至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兴起

在第二节中所叙述之显现美国例外主义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始终是整个美国社会学内涵的基本信念。在强调个体独立与肯定共同体并重的情形下，Bellha所宣称之“《圣经》与合众政体并重的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信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实上内涵着一个两难的局面，成为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学思想的根本课题，而这个两难的困局可以说是源于美国人始终持有的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对众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或他们的祖先）移民到这块土地来，为的就是追求梦想，并使之实现。诚如在第二节中提示的，处于一个追求梦想实现的国度里，人们的心态基本上是导向未来的，如此，梦想（理想）才会是实在，实在也才会是梦想。但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结合工业化（与都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局面下，社会中显现出来的不只是充满着“光明”期待的一面，人性中丑陋的邪恶面向也同时浮现出来。显而易见，这样的社会现实挑战着充满美丽希望与梦想的未来乌托邦观。面对这样的历史格局，诚如Smith所提示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信念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它希望在社会正义与个人幸福（happiness）之间寻到一个平衡点。然而，长期集体经营（也是信仰）之种种用来支撑“美国即是理想国度”的基本核心价值，是难以撼动的。如此一来，如何捍卫这些核心价值以确保美国乌托邦的信念，成为了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课题；这也就是说，在既有体制内进行局部性的改革，而非对整个体制进行全盘颠覆翻新，是社会里主流势力接受的方案。这也说明，何以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最为嚣张发达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却无法被广泛地接受，尤其是难以获得广大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人）的青睐。或许，这正是Stalin指责美国例外主义是使得美国共产党的推动一再受挫的根本原因吧（参看注10）！

对美国社会学家来说，正是这样一个“受限”于美国例外主义导引的美国乌托邦至上观，主导着他们对社会关怀的着力点，也是主流美国社会学始终显得保守，让Gouldner讥笑为安于现状之“福利国家”社会学的关键所在。Smith即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为例，表述美式自由主义如何形塑了整个社会学的思考模式与研究取向。他指出，综合来看，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们探问着三个基本问题：1．如何批判被认定是最具正当性的自由主义信念；2．如何在捍卫个人自由与追求社会和谐之间找到平衡点；3．如何结合幸福与效率（或理性）。Smith更进一步地以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来刻画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认为他们一直是以教育美国公众为目标，而实现的手段则是依靠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具“正确”思维的专业人员（Smith, 1988:5-8）。

就在这样的历史场景里，尽管以Sumner、Ward、Small与Giddings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家有其各自的思想脉络，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均接受Comte的实证主义、Darwin的演化论或Spencer的有机观，形塑了所谓的社会进步观（Turner &Turner, 1990:16-20;Bannister, 2008:332-334）。再者，他们同时采取了自由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来探索美国社会变迁（工业化）的现象与问题，名之为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涉及的其实是有关“如何成为社会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问题，为的是解决历史转型的问题，追求更好之社会美景（social betterment）的梦想。尤其是在Dewey之实用主义的催化下，奠定了经验实征的研究传统，其最主要的目的即是进行上面提及之带有宗教意涵的社会改革（Turner & Turner,1990:12-15）。

在此，有一项有趣的现象特别值得一提：早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大多留学德国，以社会学为例，譬如，Small曾留学柏林大学与莱比锡大学，Sumner则留学马尔堡大学与哥廷根大学。但是，除了Simmel的一些观念（如都市生活、陌生人）曾经有所影响之外，整体来说，何以德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却一点也起不了作用？Manicas的解释蛮有意思，值得引述。他的论点相当程度地呼应了第二节中提到的有关美国作为移民社会所呈现的种种特点，只是他没有讲明而已。

Manicas认为，南北战争后，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经济固然发展了，但是整个美国社会内部问题重重。对此，联邦政府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地方的事务实际上是掌握在企业家与政客的联合垄断之下的（Manicas, 1994:46）。更特别的是，从1893年至1904年间，企业社会（corporate society）与工会同时快速发展，大部分大学的发展乃掌握在企业家与政客的手中（芝加哥大学就是一例）。诚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当时，带着宗教情怀的社会改革风潮正盛，追求技术性知识以谋改革的“实用”于是成为这些社会精英的共同期待。加之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采取的是民主的合众宪政体制，信仰的是个人主义，这样的国情着实难以让重视形上学概念、肯定历史与整体观以及国家取向（statist）的德国思想传统在美国社会学里发酵。这可以说是使得第一代留德的社会科学家无以发挥其原本所学的精粹而必须迁就“现实”，也正是第二代起而代之后立刻“美国化”（特别指倾向实证化与去历史化）的关键所在（Manicas, 1987:214-216;1994:47-51）。根据Becker的说法，以Small为例，他的学术生涯即可以划分成为两个阶段。前期的Small尚重视历史，视社会学为人文学科（human science），但是到了后期，他强调的则是方法与研究技术，早期把寻找社会的原因当成目的且要求单一社会科学（unif ied social science）的想法不见了（Becker, 1971:22-27；同时参看Manicas, 1987:224-226）。这样的情形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使得实证主义派终于获得全胜（Manicas, 1994:51）。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第一代的社会学者企图以客观主义的立场为此一新学门定位：Ward以“纯粹社会学”（pure sociology），Small以利益（interest），而Giddings则从Karl Pearson那儿学习到相关系数（correlation）的技术，强调通过统计方法来定位（Bannister, 1987:235; Turner, 2007:14）。只不过，虽然Ward于1867—1881年间曾经任职于统计局（Bureau of Statistics），但是，他后来的研究却并未大量地使用统计，只是重视法则（law）的确立而已。

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立全世界第一所社会学系，Small担任系主任。Small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受教育时主修历史，之后到德国留学。当时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的训练，关心的是有关合作生产与利润分享的问题，特别是指向刚兴起的工人阶层，因此重视统计资料（Turner, 2007:4）。Small力主进步观，重视冲突与调适的多元过程，对芝加哥的城市条件予以高度关注。准此，Small是重视经验研究的，也对后来芝大社会学系的“客观主义”研究取向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学生们与年轻同仁却仍然视他为一个摇椅式的理论家（Bannister, 1987:33）。总的来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了William I. Thomas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并无太突出的表现，只重视社会改革者的职业训练，与有关芝加哥的城市问题。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革运动日益衰颓，不再需要向大众推销社会学，才促使系方把焦点转到学院自身的专业科学训练（Oberschall, 1972:233,242）。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延揽Thomas，并经由Thomas的推荐，聘用了Robert Park。两人个性虽不同，却都认为工业化下的劳工与阶级冲突问题，均不如族群、种族与偏差行为来得重要（Ross, 1991:304）。Thomas深受Dewey之实用主义的影响，也甚受益于Mead与Cooley的思想，提出了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的概念与四种愿望（wishes for new experience, for security, for social response, and for recognition）的说法（Thomas,1928:1-40）。在这样的基本认知模式的促动下，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他与Florian Znzniecki采取人性自然论的立场所从事的社会心理研究，即在1918年出版的《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随后成为经验研究的经典作品（参看Thomas &Znzniecki, 1927）。Park则受到Simmel的《大都会与心灵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的影响，以社会自然主义的立场研究芝加哥的城市发展与都市生活。总的来说，芝大社会系成为道德客观论（moral objectivism）的大本营，除了讲究“社会控制”外，还强调效率的问题。

虽然强调经验研究是其重点，但是，到了1920年代，Park、Thomas与Burgess等人以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 studies）的方式所形成的经验研究传统，结合了George H. Mead之象征互动论的主张，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特点。1923年，校方更是设立了“在地社区研究委员会”（Local Community Research Committee），支持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教员和学生对当地进行研究。在这样的氛围下，“芝大帮”维持一贯的作风，参与观察、田野研究与个案研究依旧是主流，重点摆在个案（个人或群体）之象征文化与主观的定义、组织与社会过程的社会心理特征等等上面。对他们来说，研究乃以寻求基本经验事实模式为本，而非为了确立一般律则（Wiley, 1979:56; Bulmer,1984:152; Oberschall,1972:239）。不过，Bulmer指出，在1915年至1935年间之“芝大帮”（特指Thomas、Park与Burgess）的经验研究对理论确实有着相当明显的贡献（Bulmer, 1998）。

基本上，从19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样的研究取向乃是奠定芝大社会学系之研究传统的重要基础。直到1927年William Ogburn至芝大社会学系任教以后，以统计方法为主的量化研究才逐渐成为显学（Kuklick, 1980:207）。但是事实上，早在1916年芝大社会学系聘用Ernest Burgess教授社会病理学时，他即以标点图示的方式来描述都市结构的区位特质，并且运用人口资料标示各类的趋势等级指标（如犯罪率）以资比较（Bulmer, 1984:154-162）。在此，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当时芝大政治经济学系的James A. Field（从英国的Karl Pearson学习）的统计学，即受到学生们的青睐，颇多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前往选修。心理学系擅长统计（特别是因素分析）的L. L. Thurstone也是学生们倾心学习的偶像。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在Charles Merriam与Harold Gosnell的领导下（特别是后者），芝大政治学系当时已重视今天所谓的问卷调查研究（Bulmer, 1984:163-171）。总之，当时修习社会学的研究生颇多是为了到慈善机构服务，需要实务性的知识，特别是工具性的知识，所以，Small主导下的系方也应学生的需要，聘用具有相关知识的教授，Ogburn之所以受聘，这即是其中最主要的理由。

Ogburn的到来是一个关键，以Pearson之相关系数为本的统计量化研究遂成为热门领域，带出了一批肯定量化取向的学生，如Philip Hauser、Frederick F. Stephan与Samuel Stouffer等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Lazarsfeld（重非参数统计技术）未出现前，在统计量化研究方面，Stouffer即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写过有关显著水准检定、相关与抽样等论文（Bulmer, 1984:179）。尽管如此，直到1930年代，两大阵营（指个案/统计）（Park、Wirth、Hughes、Blumer/Ogburn与Stouffer等）并存，并争夺主导权。然而，芝加哥大学的势力一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态势，在1924年至1934年这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社会学学社的会长即有9个是来自芝大的教员或系友。

在第一代的Thomas、Mead与Park等人退休或去职后，第二代的特色乃表现在对质化研究与象征互动论的提倡（如Herbert Blumer、Evertt Hughes、Anselm Strauss、Ernest Burgess、William F. Whyte、David Riesman等），但是，量化的力量犹在，并且从学生之博士论文的取向即可以得知量化还是主流。而且，除了Ogburn与Hauser之外，又陆续吸收了Otis D. Duncan、Leo Goodman、Bogue Rossi、Peter Blau与James Coleman等人。不过，1952年是转折点，此年前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例如，Blumer转任伯克利加州大学，Louis Wirth逝世，Ogburn与Burgess退休。从此，尤其1960年以后，系内成员已经完全改观，芝大社会学系的风光自此已不如往昔了（Platt,1995）。

哥伦比亚大学在1894年成立社会学系，聘用了Giddings担任系主任，力主生物演化论，并且继承了推荐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之政治学系教授Richmond Mayo-Smith所重视的统计研究。Giddings把社会工作以及与实际应用有关的部分撤销，建立了具另类客观主义色彩的量化社会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实验室配有当时最先进的计算设备，是全美大学里最先进的研究重镇。同时，Giddings把Comte所主张之知识发展的三阶段：神学（theological）、形而上（metaphysical）与实证（positive）阶段分别改为冥思（speculative）、观察（observational）与计量（metrical）阶段，确立了量化的地位。尤有进之的是，配合上述的三阶段，Giddings在Pearson的影响下，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的方法都经过三个阶段：臆测（包括归纳[induction]）（guesswork）、演绎（deduction）与肯证（verification）（Turner, 2007:14）。无疑，这样的主张为后来成为主流的所谓公设演绎论（axiomatic-deductive theory）开了先河。但是，遗憾的是，Giddings独断的人格特质致使整个格局无法充分开展，纵使有MacIver与Lynd等重要角色坐镇，却始终难以形成气候，以与芝加哥大学对抗。直到Merton在1930年代后期，尤其是Lazarsfeld在1937年到任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才声誉鹊起，并且成为量化研究的大本营（Bulmer, 1984:209-210; Oberschall, 197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