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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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社会学的总体特征

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也是移民社会,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未来导向的国家,人们没有共同的过去,有的是对共同未来的期待。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美国人来说,理想即是实在,反之亦然,而且是以个人为导向的。不过,诚如Tocqueville(2000)所形容的,美国人是粗糙的经验主义者,重事实、轻理论,同时,也普遍缺乏精致的文化修饰。或许,实用主义所以在美国盛行,乃与此一历史背景有关。然而,情形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Bellah等人(1985)在研究美国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书《心灵的惯性》(Habits of the Heart)中即曾经明确指出,在美国,不管个人主义的信念是怎样被人们实际地予以实践,有一个核心成分是共同的:重视个人的尊严与强调个体的神圣性。但是,就美国社会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自盎格鲁-萨克逊人搭乘“五月花号”船移民至北美大陆以来,美国的个人主义所奉行的却是同时强调自赖(self-reliance)与共同体(community)的所谓“《圣经》与合众政体并重的个人主义”(the biblical and republican individualism)。易言之,维护与成就某种属于共同的“东西”(这可以表现于社区、自愿团体、教会或校友会等等)是对个人之主体性的基本内涵的展现,这可以说是相当“社会化”的个人主义,乃是把群体意识融入潜意识的一种个人主义形式。说来,这样的意识乃与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当“白人”从临靠大西洋的东部一路往西部开拓,在寻求居所以安身立命的过程中,困顿与风险一直伴随着,生命与家产随时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即来自原住民——印第安人)。显而易见,面对这样险峻的情况,人们必须学会团结起来以自卫,强烈的社区意识也必然会随之产生,况且事实上也是迫切需要的。对于这样之社会心理情景的描绘刻画,最为写实且深刻动人的莫过于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流行一时的所谓“西部片”。譬如,1952年由Gary Cooper与Grace Kelly联合主演的《日正当中》(High Noon)即是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于1971年9月开播一个系列电视节目,名为《华顿家族》(The Waltons),描绘的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弗吉尼亚州之一个乡下农家的故事。除了父母与祖父母外,这个家庭有七个小孩,生活相当艰辛,但是,大家相互敬爱,提携合作,过着穷困但却充满着幸福感的日子。这个电视节目相当程度地宣扬了本文所提及之那种结合着自赖与社群的开拓精神。在此剧中,相当程度上,这个有着11个成员的家庭可以说是反映了“社群”的基本形式。此剧开播后,甚受观众喜爱,收视率极高,连播了九年之久。显然,剧中所刻画之家庭成员互相扶持爱护的精神,尤其是众多孩子需要供养之早期开拓时期的场景,颇能感动观众,相当程度上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在开拓时期所累积出来的这种美国传统精神。

Vidich与Lyman也认为,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的精神根植于美国人的心目之中,强调的是犹如兄弟姐妹情的互助精神。就学术活动的范畴而言,这样的精神也着实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操作,形塑了下文中将提到的教会社会学。推及整个国家的发展过程,这种精神使得宗教、国家和市民社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具神圣性的世俗政治—经济联合实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成为了世俗化的神圣知识,同时也是神圣化的世俗知识,导致社会学一开始发展即强调社会改革与公共政策的推动和厘定(下文将有更为详细的讨论)(Vidich & Lyman, 1985:284)。难怪到了1950年代后期,在法西斯主义消迹后,为了反击当时高涨之极左的斯大林主义,Bell会宣称“意识形态终结”。在Bell的心目中,美国所呈现的福利社会样态、去中央集权、混合经济与政治多元化等迹象,乃是象征着意识形态终结的典范(Bell, 1962:403)。对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出身的Bell来说,单就社会学本身而言,功能论即被认为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然而,事实上,这只是撑着“反意识形态”大旗的一种被“科学化”的隐性意识形态而已。

在此,让我借用J. W. Freiberg在为Franco Ferrarotti(1979)之《一种另类社会学》(An Alternative Sociology)写序时所提到的六项特征来形容美国社会,作为总结:1.缺乏封建社会带来的定型阶层;2.中产阶层相对众多与工人的阶级认同意识薄弱;3.个人和家庭明显原子化,且空间高度流动;4.重视个人责任的新教(特别是清教[Puritanism])精神是主流;5.具备强调个人(和家庭)独立自主的开拓者心灵(frontier mentality);6.肯定勤奋工作即可避免贫穷(Freiberg, 1979:1-11)。

倘若我们接受“任何的知识体系都是社会的产物,必然受到既有文化—历史条件的制约”这样的命题的话,那么,在Freiberg所描绘之这样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的折冲下,美国社会学可以说是反映着潜藏在美国社会所展现的此六项特征中的文化底蕴——自由主义价值、实用取向、缺乏历史感、展现技术取向的信心(Ross, 1991:xiii),而如此这般的文化底蕴,简扼地说,则始于由农业转入工业、大量移民与西部开拓(自由、平等、民主参与)等等的历史条件的浮现之际。准此,英国社会学家Bryant即为美国社会学归纳出五个特征:1.个人主义:认为美国社会学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如Cooley之镜我(looking-glass self)、Mead之强调心灵(mind)与自我(self)等即是;2.心理学主义:最为典型的莫过于Homans的化约论;3.主愿主义:社会是个人的意识产物,乃反映资产阶级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完全自主的意识形态。如Ward在《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一书中即强调人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对彰;4.缺乏历史感:缺乏悠久的历史沉淀作为基础,以至于中学、大学课程不重视历史训练与对欧洲历史日益不感兴趣;5.肯定资产阶级的“共识”世界观,明显地体现在Parsons的社会体系说之内(Bryant, 1985:139-145)。就社会学的理论思维而言,这样的传统使得理论的讨论容易导入来自欧洲之“体系/日常生活世界”对彰的思维模式之中,更重要的是,让宏观/微观(社会有机体系/个人心理组构)的分殊,把欧洲之“体系/日常生活世界”的思想争议所内涵之“非凡自在之体系化的社会巨灵/平凡之个体大众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对彰予以接嫁转化(即“美国化”),成为美国社会学理论特有的基本课题。由于此一议题牵涉甚多理论性的细节,在此无法详述,因此就此打住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