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理论

一 集体行动的相关概念

国外针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主体行为属性的研究较早，但名称上与国内不同；按照组织化程度的不同，出现了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或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革命（revolution）这几种称谓。表1-4表明了集体行为到革命运动的发展谱系。

赖特（Donald Light）与凯勒（Suzanne Keller）认为，“所谓集体行为，系指一大群人以匿名方式从事不同寻常的活动。这种行为不同于惯常行为，惯常行为是指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遵守原有规范和模式的行为”, “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集体行为的含义是指某种无组织、无计划、一哄而起、临时性、面对面的群众的乌合行为。集体行动是指有一定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的群体性行为。社会运动是改变社会制度的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部分改变社会制度或改变某些特定制度的体制外的政治行为。社会运动与集体行为的区别是，（1）经历较长的时间，有完整的生命周期。（2）有完善的组织形式，如领导机构、党派、小型组织等。（3）有明确的目的，一般旨在实现社会改革。（4）有初级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价值观念，为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它通常代表了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和目标。（5）动员大量社会资源。集体行为之所以能转化为社会运动，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合理性因素。当它摆脱了过渡性的形态，即结束了集体行为形态，进入社会运动形态时，它就摒弃了大部分不合理的成分，更加广泛地吸引与带动人们加入变革的行列。社会运动与集体行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社会运动有初步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每一种社会运动都有观念体系为之辩护与论证。社会运动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形态对运动目的的解释分成不同的类型。

从内涵可以看出，三者在有无组织性上存在着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集体行为是最无组织的一种群体行为，集体行动的组织结构相对严谨，组织化程度要高一些，并且行动的目标明确；发展到社会运动直至革命阶段，参与的群体已经被高度组织化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了。虽然三者存在不同，但并不存在一个截然分开的分界线，它们都可以被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一些学者为保持研究的连贯性，在研究的过程中都使用一个名称，并不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刻意改变名称。革命在本质上也是社会运动，但是最高级的社会运动，以改革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为目标。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革命运动与社会运动区别开来。

按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的性质划分，其类型有：1．政治性集体行动，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最终指向政府的或涉及政治原则的一种集体行为。常见的形式主要有大字报、造反、游行、示威、集会、罢课、罢工、动乱、骚乱、暴乱等。其中，动乱指一种非暴力的、破坏社会秩序和规范、影响范围较广的极端行为。骚乱，指暴力的、破坏性的，但没有明确目标的一种极端行动。暴乱，指使用暴力的、感情极其冲动的一种极端行动。我国的政治性集体行动以1977年高考恢复后至1989年这一时期的学潮为主。1989年以后，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大为减少。2．经济性集体行动，是由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引起的一种集体行动。主要的形式有消极怠工、罢工、罢市等。近几年来，城市中因市场竞争剧烈产生企业倒闭，并造成大批失业职工、退休人员，以解决生计、看病、养老等问题的群众上访、集会、游行事件增加较快。城市建设中大量的居民拆迁，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形成不少集体抗争行动。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性集体行动成为突发事件的主要类型。3．社会性集体行为（指除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狭义的社会行动），是由某些社会治安事件、敏感事件引发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大众恐慌（crowds panics）、迷信活动、社会骚乱等。4．文化性集体行为，指由于文化活动没有组织好而引起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混乱事件。主要的形式有歌迷、舞迷、球迷哄闹，大型灯会、庙会等突发事件。5．自然性集体行为，指由不可抗拒的突发性灾难引起的群体的无序活动。如我国常见的由地震、水灾、火灾等引发的群众性惊慌。1～2有一定的目的性与组织性，我们称之为集体行动，3～5缺乏目的性和组织性，我们称之为集体行为。

国外集体行动研究与国内研究侧重点不同，这与各国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的具体发展形势相关联，正如赵鼎新所讲，“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骚乱性质的集体行动是社会中的边缘现象，而革命则是历史现象或者是非西方国家现象，基本上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社会中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目前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社会运动的策略、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等问题的研究上。”即便如此，国外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对我国的研究仍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基本上还停留在西方早期的集体行为或集体行动的阶段，社会运动的高度组织化的特征还不是十分明显。本书研究的是治安型社会性突发事件与经济型社会性突发事件，它们都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但从行动的特征、机制来说，治安型社会性突发事件的行为属性更接近于集体行为，经济型社会性突发事件的行动属性更加接近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理论对于社会性突发事件产生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结构，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心理因素、社会条件、过程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目前西方对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运动的研究已经成为主流，文献浩瀚繁多，因此文献部分仅梳理与上述两类突发事件有关的集体行动理论。

二 集体行动理论发展脉络

社会学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研究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一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二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展有什么规律？早期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晚近的研究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早期的研究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而晚近的研究则更关心其中观和微观机制。在漫长的理论探讨中，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分别形成了美国的实证主义路线和欧洲的历史哲学传统路线，先后产生过6种社会运动研究范式（见表1-5）。

美国实证主义路线假设集体行动源于个别行动者的动力及决策，涉及集体行动的原因与规律，笔者认为，这对我国的集体行动有较大的解释力。欧洲历史哲学传统路线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对于其发生的宏观结构性因素论述较多，也较为抽象，对我国集体行动的解释弱。因此，下面主要梳理美国实证主义的相关理论。

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个时期主要是崩溃理论，它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变迁的附带现象，是由与社会变迁相伴的社会安排和连接的崩溃导致的。崩溃理论认为挫折感、被剥夺感以及社会危机感会自然诱发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参加社会运动的人都是非理性的。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如下。

勒庞（Le Bon）较早关注集群行为，对集群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同的，但一般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和负责任的。但一旦聚集起来，随着聚众（crowd）的规模逐渐增大，他们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启发和感染，最后导致原本互不相同的个体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趋同；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控制，变得越来越非理性（irrational）。这些人的感觉既简单又夸张；行为冲动，易于被煽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一对就全对，一错就全错；一方面很激进，另一方面又很保守；顺从权威却又践踏弱者；持双重道德观，在同类之间表现出惊人的英雄主义，但对异类则野蛮欺凌。他把集群看成是具有集体意志的单一有机体，认为集群具有三个要素，使一些个人平时不易发生的行为在群体中完全显露出来：（1）感染性。即置身于集群中的人们互相感染，互相刺激，新的思维方式会像传染病一样在集群中迅速蔓延。（2）匿名性。个人会消失于集群之内，好像隐姓埋名。个人的行为别人不易察觉，可以将行为后果转嫁给其他人，容易推诿责任。（3）暗示性。集群中的个人，文明程度下降，心智会很容易降到一个较低的活动水平。人们会变成按照本能行动，不再进行理性思考的生物，会毫不怀疑地被动接受和模仿集群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这些特点，使勒庞认为聚众所导致的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后果必然是消极的。勒庞认为他的理论能够解释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所有的聚众现象。勒庞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探讨了集体行为的特征，具有开创性意义。

布鲁默（H. Blumer）申明其理论只适用于集体行为。他认为所有的聚众行为的后果并不总是负面的，聚众现象反映了社会变化，也给社会变化提供了一定动力。其模型的出发点是因社会变化而导致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不安、孤独甚至怨恨，因而奠定了集体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他一方面继承了勒庞的观点，认为集体行为中的个人是比较容易相信谣言、产生扩张性感觉和做出非理性行为的；另一方面，他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对聚众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循环反应（circular）。循环反应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体磨合（milling），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开始不安并开始信谣、传谣；第二阶段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随着不安定感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愤怒情绪；第三阶段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继续增加，循环反应便进入集体行为的爆发阶段。上面三个阶段的核心是集体磨合。

特纳（R. H. Turner）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特纳还认为，聚众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产生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规范产生的过程中，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谣言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特纳的理论被称为突生规范理论。

处于集体行动中的人的情绪显然要比正常人的情绪要强烈，但上述理论对情绪的经验分析不遗余力，结果反而局限在描述现象之中，未能留意决定集体行动产生的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1959年，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他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由传统社会中的整合性团体，变成心理与他人隔阂、人际交往非人格性、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等特性极强且同构型极高的一群人的集合体，即所谓的大众社会。这种社会让个人失去归属感，产生焦虑和疏离，以至于每个人都陷入社会孤立状态，易投入到社会运动中。他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中层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被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的和民主化的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以其多样性带来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到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在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中，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但同时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容易发生政局动荡甚至全权主义运动。从后人对其的批判中，人们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的微观机制，网络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也得到广泛应用。

1962年，斯梅尔塞（N. J. Smelser）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6个因素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即特定的集体行为更容易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structural strain）；一般化信念（generalization for action）的产生，指人们的结构性怨恨转化成的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的认识，这种一般化信念可能是出于愚昧、无知而产生的神话，但是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precipitation factors），这是引发集体行为的直接原因，或称引发事件的“导火索”；有效的运动动员（mobilization for action），指领导的权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运动的关键；社会控制能力（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ol）的下降。他认为，这6个因素都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具备了6个因素，集体行动就必然地发生。斯梅尔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价值累加理论（又译作加价理论），斯梅尔塞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运动有七个步骤。正常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按部就班的，只有当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一步步地往上走，当最后解决不了时，才会怀疑体制出了问题，将矛头针对体制。但集体行为的发动者极不耐心，他们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时会马马虎虎越过正常的问题解决步骤，直接从体制上找原因。同时，他们头脑简单，天真地认为只要改造体制问题就能解决。集体行为是一种“不耐心者的冲动”和有一种“一蹴而就的观念”。在斯梅尔塞的理论模型中，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均是非理性者，情感在集体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斯梅尔塞的理论许多学者进行了分析批评，认为集体行为6个条件并非是必要的有逻辑联系的，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只是学者的看法，他们的动机是建立在自己信奉的理性基础上的，理性与情感是推动集体行为的共同因素。

1968年，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 P. Huntington）提出了现代化动乱理论和“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的著名命题。这是一种现代涂尔干视角。《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核心思想为：当一个社会变化很快而这些变化又不能及时地被制度化时，这样的社会就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

1972年，格尔（T. Gurr）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探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如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格尔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根据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不同关系，格尔将相对剥夺感分为三种类型。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指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指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未变化，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指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他从社会变迁引起大的心理变化的角度探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形成。同时他指出，相对剥夺感为政治暴乱等集体行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实际上暴乱的发生还取决于三个因素：对暴乱的规范性辩护、对暴乱的实用性辩护、暴民和国家之间强制性的和制度上的资源平衡。应该指出，在相对剥夺感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因素，是这些人因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引起了不满，才导致了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戴维斯（James C. Davies）的“倒J曲线”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James C. Davies）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以及较大规模的暴动以后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在经济成长后的时期内发生的，而非在经济危机之后发生的。因此戴维斯推断，大型社会运动，最容易发生在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期望升高后突然经过一个短时期的但明显下降的情况里。他指出，当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之后，人们的生活期望就跟着升高，生活越好，人们的期望就越高。如果这时候突然发生些许挫折，人们就会有失去一切的恐惧。即使今日的生活比以往已经好得多，但人们却总把未来可能得到的与之相比较，而不和以往相比较。因此，人们的期望与实际社会所能满足的现状两者之间有了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会被认为是不可忍受的，人们因此会暴动闹事。戴维斯相信社会运动的产生受人们心理的影响大于受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长期生活在极端贫苦的日子里的人们，不会反抗或聚众暴动。因为他们过惯了苦日子，而且终日为谋生忙碌，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但是如果有一群人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应得到的东西或生活时，这一群人较可能聚众滋事。换句话说，人们习惯了好日子后，一旦日子稍微转坏，就可能会闹事。J状曲线型相对剥夺是集体行为的一种尤其强烈的激发因素，并且被认为是许多暴力型社会运动的重要潜在因素。

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和戴维斯的“倒J曲线”理论，把集体现象还原为个体行为之和，而个体行为又取决于心理期望，认为集体行为是行动者感受到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体的剥夺感，或因许多期望受挫而产生的侵犯感的宣泄。

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在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保守倾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资源动员理论和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

（1）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是由美国学者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在经济学家迈克尔·奥尔森（Macur Olson）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如何解决行为者在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搭便车”问题而提出的。其中“资源”可能是有形的、物质的资源也可能是无形的、非物质的资源，即“硬”资源和“软”资源。前者包括金钱、组织、设施、人力、通信方式等等，后者包括运动的合法性、成员的忠诚程度、道德信仰、团结程度、恰当的动员手段以及灵活的运动战略。“动员”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征集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源，置于集体控制之下，通过集体行动，利用其资源来追求明确的集体利益目标。因此，动员不仅仅是资源积累，因为一旦产生动员行为，这些资源必须置于集体控制之下并必须用于追求群体目标的实现。资源动员理论有两个核心假设：社会运动并非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是非理性的。在这两个假设前提下，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该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两大对立的社会群体建构的：一是在政体结构内部拥有政治规则的既定群体；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既定群体。政治权力和接近政治权力的权利并不是平均地分配给所有的理性行为者，而是仅仅为少数群体所拥有。这些少数群体依靠游说和传统政治参与的手段来保护其不受其他群体侵犯的有利地位。相反，处于社会经济结构最底层的群体，由于没有政治权力，往往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他们不能以常规政治参与形式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这些群体中的个体可能转向非制度政治行为（如形成和参与社会运动），依此试图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集体行为被认为是无权或处于无权地位的个体表达他们的要求并影响政治体制的唯一机制。相应地，新社会运动也被描述为“处于无权地位的人们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一种努力”。

其次，资源动员理论进一步指出，在一些既定精英群体可以任意支配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一旦社会运动被组织起来，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足够的不满对社会运动的动员提供基层支持。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不满仅仅是一种个体心理状态，它要转化为集体行动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过程。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运动的理性和技术要求、组织、资源（如金钱、人力、物力等）的作用及精英人物在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换言之，只有当一个群体能被组织起来表达它的不满并收集形成社会运动的必要资源时，社会运动才会出现。因而，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集中于运动组织以及运动组织者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资源并维持社会运动的长久存在。相应地，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也就从“个体为什么参与”，转向了“这种参与怎样才是可能的”这个问题上。

再次，资源动员理论也探讨了各种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和战略区别，以及社会运动与第三政党、媒体的关系。赞成资源动员理论的学者们认识到，这些都和抗议运动有着间接的联系，并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影响。他们认为社会控制代理人或第三政党能限制或促进社会运动的产生。以同样的逻辑，媒体在社会运动的发展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可以建构社会运动的方式。例如，对社会运动的轰动性报道必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吸引或排斥参与者。同时，资源动员理论也认为，先前存在的运动组织在资源和内部动力机制上的变化也可能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最后，资源动员理论还认为，在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裕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经济繁荣的社会可能更容易为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如通信方式、财力、知识阶层人士等。同时，在富裕的社会中也会出现一些主动向社会运动捐献资源（金钱）的“良知选民”。对此，约翰·麦卡锡和迈耶·扎尔德进一步指出，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社会运动。原因在于，一般而言，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收入的水平相对也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越多，他们不仅有可能抽出时间参与一些自愿性的活动，而且也极有可能捐献资源（主要是指财力资源）。因此，那些参与社会运动的人，通常是那些拥有必需资源（时间、金钱、领导技巧）、有参与运动的经验、受到良好教育的个体。不仅如此，约翰·麦卡锡和迈耶·扎尔德也认识到职业运动组织者在社会运动动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职业运动组织者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他们在资金上对社会运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社会运动这一机会，施展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天赋，从社会运动的具体行动中获取人们的支持，从而达到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建立和指导社会运动的关键人物，而且就对社会运动成败起十分关键作用的第三政党而言他们也有重要的影响。

该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指出了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外在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主要有：（1）时间。对社会运动的参与需要时间，因此参与者常常是可以抽出空闲的人，例如，公务人员、学生、教师。学生与妇女有大量的时间。（2）人数。社会运动的有效资源是大量的参与者，如果数量大而又有组织，社会运动成功的希望就大。（3）财源。社会运动必须有足够的财源才能进行有效宣传、吸收新成员、争取同情者，当经济繁荣时，可以支持社会运动的资源就多，经济衰退时，可投入社会运动的财源就少，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也小。（4）友邻团体支持。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都有外界强有力的友邻团体的支持。其中，大众传播媒介成为社会运动参与者和同情者之间的桥梁，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5）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必须有一个理想或一种意识理念以代表和凝聚参与者。意识理念把一群本来毫不相关的人集合在一起，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6）领导骨干。社会运动必须有一批优秀的领导者或领导团体。领导骨干可以吸收新成员，可以制定运动目标、工作纲领、对策和策略。（7）沟通渠道。社会运动必须有一个参与者之间彼此沟通的通信系统，它可使参与者互通信息，而且也可以使外界和参与者联络。这七种资源有些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本身可以产生出来的，但是大多数需要由外界提供，像成员数量、财源、外部团体支持等。当外部支持撤退时，社会运动就会失去支持甚至解体。因此，内外资源的有效运用对社会运动的成败有决定作用。

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是资源动员学派的早期成员。他研究的中心是个体在嵌入群体和组织这样一种情景下的成本和收益计算以及微观动员等问题。奥伯肖尔指出，政治镇压的放松使得动员的成本降低，组织更愿意采取行动。经济好转起到的作用也是如此：在困难时期人们忙于谋生，各种资源均被消费；但是在繁荣时期，人们有一些剩余的时间、精力和其他物质资源，他们才能够投资在抗议组织和行动上。同时，奥伯肖尔强调了外部资源对某个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2）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也接受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假设，但同时认为政治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权力结构的运作是不平等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无法对决定他们日常生活的规则发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这种理论范式进一步指出，社会运动中的主要挑战者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排斥的群体或被边缘化的群体。这样，被视为由受排斥的群体发动的社会运动就与政治体制，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或权力位置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与体制内的当权者进行施压、议价、联合、对抗等一系列的互动。

艾辛格（Peter Eisinger）在一篇探讨美国城市种族抗议的文章中提出了政治过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政治机遇结构（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他将其定义为“群体最有可能接近权力并且操纵政治系统的程度”。在他看来，不同城市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机遇。在研究不同城市的种族抗议之后，他发现，种族抗议的出现与政治机遇结构的开放性及封闭性形成了一种曲线关系，即在极端开放与极端封闭的条件下，抗议发生的频率较少；相对而言，种族抗议最容易出现在一个开放型与封闭型混合的政治系统中。针对这个发现，艾辛格做出了如下解释：如果政治机遇结构是完全开放的，潜在抗议者的任何要求都会迅速、有效地被政府响应，因此就没有必要采取抗议手段以实现其目标；反之，镇压会提高抗议者的行动成本从而达到降低抗议的效果，如果政治机遇结构是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任何集体行动都会变得无效，因此，抗议就没有产生的可能性。

梯利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政治机会或威胁、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的。由于梯利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他的模型也被称为动员模型（见图1-2）。

梯利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该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资源，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为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生产因素（包括土地、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其二为社会运动成员把他们所控制的生产因子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梯利认为，社会运动成员把生产因素转换为运动资源的能力取决于运动参加者的利益所在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他把利益定义为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交往过程中的得失。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梯利认为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比如工人、妇女、黑人、学生，等等）和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梯利把它们称为Catness和Netness）。梯利认为，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的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也就越强。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函数方法来表述组织和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及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强度的关系：组织＝F（同质性，网络强度）。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表述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和一个群体的利益所在及组织能力的关系。梯利认为集体行动的形成还取决于一些其他政治因素，包括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权力或力量、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或推动力量以及政治机会或威胁。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力量指的是一个群体为发动一个单位的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发起单位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越大，一个群体的力量就越小。社会运动的阻碍力量指的是那些提高发动集体行动代价的因素，而社会运动的推动力量指的是那些能降低发起集体行动代价的因素。梯利理论中的最后一个因子是政治机会或威胁。一个组织（可以是一个政府）的内在或外部条件往往会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提高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这种变化对于该群体来说就是一个政治机会；而当这种变化降低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对于该群体来说，这种变化就是一个政治威胁。梯利认为，利益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就是社会运动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的得失，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则决定了这种互动关系是否会产生。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和梯利的动员模型理论试图探寻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解释集体行动产生的结构性因素。但集体行动是极为复杂的，这些模型对某些集体行动具有解释力，对另外一些集体行动却没有解释力。

麦克亚当（McAdan）分析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过程。他提出，决定社会运动能否崛起的因素包括以下三类：①扩大的社会政治机遇。经济及社会变迁的结果常常会带来政治机遇结构的改变，拉近了当权者与受压迫者之间原有的权力差距，增加了弱势者讨价还价的本钱。②草根组织的力量。要使受压迫群体能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起来挑战，还必须有一些已经存在的组织作为社会运动动员的主体。③认知解放。草根组织的力量与扩张的政治机会只是客观条件，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要促成社会运动的产生，受压迫的群体仍然必须在心理上改变原来对于自身处境的认知。

美国实证主义路线源于美国学术界的自由派个人主义，它假设集体行为源于个别行动者的动力及决策，强调个别利益。总的来说，早期的崩溃理论范式或多或少强调了参与社会运动的非理性方面，把社会运动视为个人行为的集合，较少从社会运动组织的策略模式和个人的策略行为来考察，忽视了从个人层次的感受转化到社会运动这一集体行为所需的动力机制，而资源动员范式和政治过程范式的发展则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资源动员论将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化行动，更为关心“如何”的问题，即社会运动组织如何运作？领导者如何动员潜在的参与者？如何获取如金钱、大众支持、媒体关注等资源？政治过程论的目的则在于分辨出政治体制中哪些因素影响社会运动在抗争过程中的发展，以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采取的形式的静态或动态的要素。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受到了若干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批评它们忽略了社会运动的结构根源。美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我们解释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而引起的利益摩擦、矛盾、冲突类型的突发事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它对于解释什么情况下社会性冲突会产生、加剧，什么情况下社会冲突的强度、烈度会增加，什么情况下社会冲突可以化解等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社会冲突理论较为普及，在社会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理论，在这里就不论述了。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建构理论开始兴起。社会建构论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也被称为社会运动的心理学派。可以说，它是在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反思、批判、修正、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新社会运动理论又不断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意义的建构、意识的提升、对符号的操控以及集体认同感又是如何引发社会运动的？”是这一理论范式的核心议题。

费里（Myra Marx Ferre）指出了资源动员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在人类本性、集体利益和理性本身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他指出，如果自我利益不被定义为行动者的首要的个人特性，即“如果把母亲和孩子，而非成年男子看作基本的人类单元的话”，就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他同时认为，工业化社会中网络嵌入性的存在导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需要用一个扩展了的理性观替代原有的理性观，给予感情用事的行为和肯定认同感的行为与自我利益的表达行为以同等重要的重视。

弗里德曼（Debra Friedman）和麦克亚当指出，“理性选择模型所隐含的原子式的个体观”是成问题的，他们提供了把结构—网络取向和理性选择取向整合在一起的综合性视角，沟通这两者的是“集体认同感”这一概念。这种综合性的视角成为社会运动组织所能利用的新型选择性激励的基础，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将随着社会运动组织为获得运动所创造的集体认同感而实施的控制的变化而变化。

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强调集体信仰及其形成和转化的方式是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他分别在“公共话语”、“劝说性沟通”、“意识提升”三个层次上分析了意义的建构及其转化进程。同时，他认为把这些进程放入特定社会结构的实际运作中才有意义，为此他提出了多组织场域的概念，探讨了发生在非正式网络内的面对面交换是如何同处于多组织场域之中的正式组织互相结合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了三个在一定程度上相关的研究方向或领域：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1）政治机会结构。泰罗对政治机会结构作了以下定义，政治机会结构指的是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但又不是永久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2）运动动员结构。这个研究领域起源于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围绕运动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开。自从斯诺等人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后，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作用的文章随即出现。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后来被称为“动员结构”。进入90年代，这一传统开始遭遇挑战。挑战首先来自古尔德对法国19世纪革命的研究。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往往在发生于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2001年，苏威尔比较了空间环境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法国革命中对大众动员所起的作用；梯利则进一步区分了泛空间、情境空间和地域等三个层面，并指出社会学家关于时空与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此外，美国的一本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专门杂志《动员》，还就地域、空间、生态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3）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这个研究领域关注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特纳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特纳还认为，聚众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产生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规范产生的过程中，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谣言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特纳的理论被称为突生规范理论。不过不是所有的符号性事件和谣言都会导致集体行为规范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相伴的谣言能够引起大众的一致反感时，才会围绕着那个符号产生某个共同的看法或规范，并引起针对那个符号性的反感或仇恨以及相应的聚众行动。

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欧洲传统的影响，但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是对美国主流的政治过程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挑战。这方面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三大块：（1）第一块强调政治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中的作用。秉持这一传统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坚持“历史即剧本”的观点，意谓历史就是舞台，社会行动者就是演员，而文化则是剧本。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1986年，斯诺（David A. Snow）及其同事提出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被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斯诺等人看来，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的过程。这些学者也强调文化在框架整合中的作用，但对他们来说，文化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或是人们理性地选择最佳策略的基础。斯诺和本福特（Robert D. Benford）将集体行动框架视为一组形成中的、行动导向的信仰和意义，认为它激发了社会运动的种种活动，并使之合法化。他们还引入了主框架的概念，考察它与整个抗议周期的密切关系。他们指出，主框架影响了社会运动时间上的周期和空间上的聚合，不但有助于各种社会运动在一个抗议周期内的形成和先后接续，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众多的策略选择。（2）把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但被政治过程理论抛弃了的情感因素重新引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3）运动和新闻的关系，集中于运动对媒体的意义，以及媒体、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社会运动是一个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传媒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一般来说，媒体不过是复制一些记者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官方意见，对社会运动则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美国的公众舆论一般都是跟着媒体走的，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些国家，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而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往往宁愿听信谣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三个重点中可以看出，对国家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政治机会结构上，对运动动员的研究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对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对媒体、公共舆论与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新闻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

1．对抗性政治

由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三人合著的《对抗性政治的动态》一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1）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性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2）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性政治的态势看作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3）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研究对抗性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事实上，该书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怎样在各类对抗性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并不是麦克亚当等人的发明。自默顿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所谓“中层理论”实际上都是以机制为中心的理论。这作为社会学研究科学化运动，在美国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已自觉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因此，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只不过将这一事实明确化和理论化了而已。

2．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

克罗斯利则改造了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见表1-6），他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6个要素为：政治时机论；重新强调社会冲突的引发作用；认知框架分析；突然爆发的悲情、不满；组织资源动员；社会监控。

Crossley特别强调，社会运动的发生并不一定按照表列次序进行。大部分表列要素在许多国家、地区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在一场社会运动中，组织动员可能发生在情感、思想动员之先，也可能在其后。一场社会运动可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变化。政治时机的出现与否也是如此。总之，社会运动发生的情形多样，研究者也必须打破固定的分析条条框框。

赵鼎新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任何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或革命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此外，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因应不同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而变化。另一方面，说这三个因素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对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而言，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就此我们希望将20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与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哲学为背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变迁、结构（包括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因素与19世纪的社会学有着直接的渊源。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在“二战”以前比较著名的有法国的勒庞（Le Bon）、美国的布鲁默（Blumer）等，他们将集体行动视为一种社会失范状态，并研究集体行动背后的集体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社会心理学色彩。“二战”后的欧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欧洲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欧美的女权运动等，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关于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十分丰富。集体行动的理论对于社会性突发事件产生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结构、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心理因素、社会条件、过程、需要的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而也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拓展了视野。但中国的集体行动有其独特性，无法用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直接进行解释，因而需要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建构本土化的理论进行解释。

三 研究的方法

社会性突发事件对研究者来说是一种公开发生的隐秘事件。说它公开，是因为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在公共场合，被社会公众与社会舆论所关注。说它隐秘，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性突发事件，由于涉及当地的社会稳定，涉及当地政府的政治形象与执政能力，信息常常被屏蔽，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视野，被有效地封锁起来。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往往是最难以研究的问题。社会性突发事件本身在我国虽然不是研究的禁区，但它在各类社会问题研究中受到的限制最大，有着各种无形的限制与束缚，可以参考的资料相对较少。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原始资料的收集，研究者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在传统维护稳定思维与控制模式的限制下，研究的困难如下。

法律限制。主要是指保密法的限制。对于国内发生的各种社会性突发事件，并不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通常有两种类型的文字记载，一类是有关部门对于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处理报告，对突发性事件的性质、缘由、组织、计划、行动过程、处理结果有简要报告。尽管这不是官方的文件，但均属于机密的内部信息，不能外泄，作为研究者无法获取。另一类是由新华社等相关部门采写的不公开的内部参考，均有很高的密级，无法公开使用与研究。一些知道事件真相、处理事件的官员，通过私人关系可以进行访谈，但文件资料绝不可以外泄与使用。作为学者，无法获得具有密级的资料，即使是研究需要，只能望着在保密柜中的资料兴叹。

新闻管制。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报道的限制依然十分严格。在国内网站中，有些相关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敏感词汇被限制，例如，当某些地区出现了社会性突发事件，网民会自发地当新闻记者，采写各种实时报道、上传各种照片甚至视频到网络上，但这些敏感性的新闻，会很快被删除。在关键词的搜索中，与突发事件有关的关键词汇，如地名、人名、事件名等，无法搜索到。国外媒体会将国内网络上的零碎的信息报道出来，但信息源常常是匿名的，让人不知真假，无法使用。而国内媒体的报道往往十分简单，仅仅是对事件的处理结果进行报道。群众需要知道的信息难以获得。以2008年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为标志，国内新华社系统的记者开始对一些典型的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进行公开报道，并在事后有些深度的分析报道。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现象，即当某个社会性突发事件，被网络大量报道后，主流媒体也会跟进报道，使事件的真相得到披露。这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时间限制。由于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突发性、不可预料性的特征，如何准确有效地收集第一手资料首先就面临着困难。管理部门对国内网站的删帖与对国外网站的封锁，使得研究者关于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信息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也不知道详细的情况。等知道的时候，网上的相关的信息已经被删除。而实地的突发事件也已经事过境迁，实地调查困难较大。

身份限制。当研究者进入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现场，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会出面阻止、限制研究行为，进入现场会受到这种保护性阻碍。即使事后在实地调查中也会受到各种限制，难以获得事件各方的真相。研究者对行动者的访谈、摄像、拍照等，当场就会受到制止。笔者曾试图进入江苏安通事件、浙江东阳事件的现场进行深入调查，终因困难较大，获取的资料不理想而放弃。

社会性突发事件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这不是说不可能对其进行研究。本书所用资料基本都是通过事后新闻报道，网络论坛获取的第二手资料。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公开透明度的增强，关于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再是死角，政府对社会性突发事件会做出相应的回应，网络、报刊等多种媒体也会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逐渐发出报道，因此笔者得以在网络及报刊上收集到相对以前较为丰富的材料。例如，发生于2008年6月28日的瓮安事件，是迄今为止报道最多、资料最丰富的国内群体性事件。

笔者在本书中通过如下方法收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资料。

网络资料收集。自2006年开始，笔者几乎每天都要浏览主要的网站，收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资料，可能会有遗漏，但不会很多。对网站的选取标准是：正规严肃的、社会公认的知名网站的报道，如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境外网站有凤凰网、早报网等在我国合法存在的网站。在这几年中，笔者收集到公开报道的社会性突发事件的资料有270余个，时间、地点、原因、参与人数、行动目标、处理结果等要素齐全的个案有230余个。其中30余个影响重大的案例有充分、详尽的深度报道与原因分析。而有些个案因报道过于简单而不能使用。笔者也请在境外的朋友收集了数十个国内没有报道的社会性突发事件，作为参考，但书中没有使用。

网络访谈。针对某些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实际参与者或关注者在网上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事件深层原因的看法。如瓮安事件发生时，与当地参与事件的网民进行互动访谈。

个案访谈。与处理社会性突发事件有关的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访谈，以最熟悉了解情况的处级干部为主。笔者与了解群体性事件的省市信访部门的干部、省市宗教部门的干部、省市公安部门的干部、区街两级政府直接处理突发事件的干部、相关的新闻发言人等交谈，总计访谈的管理干部有20余人。

座谈会。与信访部门、维护稳定办公室、610办公室的干部进行专题座谈。

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文献研究。收集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从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挖掘其发生的社会条件。

案例分析。选取近年来比较典型的社会性突发事件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的特点及发生机制。

在研究中，由于收集资料的局限性，实证基础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也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深感无奈的一个遗憾。本书挑选的案例具有社会性突发事件性的共性，但也具有其特有的个性，所以，根据其总结出来的发生机制是否具有更广范围的解释力还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