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对建国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国外学者未进行专门研究，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研究中涉及相关问题。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和J. R．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和《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埃德加·斯诺的《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法国学者K. S.卡罗尔的《毛泽东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等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与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有关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问题

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原因，认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如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根除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下述几种现象：一是过分推崇西方；二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革命的紧迫性；三是自甘颓废或无病呻吟。”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内的众多教育运动，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改造，“目的是（至少部分地是）要把传统的文化和价值改造成一种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的新文化和新价值体系。”

（二）关于建国初期农民思想教育问题

一些学者主要从文化教育和改造的角度进行论述，如费正清认为，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把农民变成公民，使农民大众参加现代生活，进行技术化的生产，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施拉姆则认为，“自1933年‘查田运动’以来，毛泽东一直坚持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造首先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改造的过程。”费正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通过合作化“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如果不承认毛主席把农民从文盲、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很不公正的。”

（三）关于建国初期中共对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控制问题

费正清等人认为要从中共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教育改造运动。他认为毛泽东“在彻底控制了全国之后”，便着手改造“社会秩序”和“个人”，并认为“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施拉姆认为，中共的“思想改造”方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六年中，一直被大规模和频繁地使用，以致这个过程已成为毛的中国的基本特征。”按照费正清等人的理解，建国初期中共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与改造，陷入了一个循环，即思想教育与改造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知识分子们“不愿生产成果”，于是不得不放松对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统制。而思想统制一旦放松又会威胁到中共的政治控制，于是又开始新的思想教育与改造，如此循环。对此，一些学者从社会学和社会结构重构的视角来加以认识和解释。施拉姆认为，中共“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是“建立自我意识”，但方式却是“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还有学者甚至将中共“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深层次原因解释为使知识分子就范。

（四）关于建国初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与改造运动的成就问题

从总体上看，不少西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与改造运动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一些学者认为，中共的思想教育与改造运动是为着培育符合新中国和社会主义要求的、有着中共所需要的理想人格的新人。费正清肯定了“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致力于改革，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法国学者K. S．卡罗尔在看到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后，便在其所著的《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一些仇视中国的西方学者和政要所持的错误观点加以明确否定，即否定了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象是“毛泽东实行高压政策的结果”的谬论。卡罗尔认为高压不会产生美德，甚至连美德的假象也不会产生。埃德加·斯诺对新中国社会变迁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认为“最大的转变是在于人民”。“随地吐痰、高声叫喊、争吵、赌博、毒窟、妓院、市场里的争吵声、街头小贩的讨价还价声、人力车声，都已销声匿迹。”施拉姆肯定了中共在建国初期实施的新婚姻法的宣传与教育，极大地“削弱了家庭对个人的控制，从而促使公民形成一种以改造传统社会为宗旨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对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可见，西方学者在其相关研究中对本论题的内容确实有所涉及，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实证研究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启发价值。但是，由于西方学者的世界观与思想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所占有资料的局限性，导致其研究的成果及其一些结论不可避免地有些偏颇。如西方学者把思想改造作为贯穿建国后历史事件发展的主线，费正清等人将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相提并论，认为“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的严重紧张和忧虑”。费正清等人认为，这是中共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迫使他们“就范”，其根本目的在于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向广大的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费正清等人认为，1951至1952年相互关联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三大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对此，我们要全面、科学、辩证地看待西方学者的研究及其成果。

二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学术界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些领域和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有的甚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涉及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内容

一是围绕建国初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师吉金在《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一书中指出，1949～1957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期，具有全面、快速、深刻的鲜明特征，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对中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李立志、孙其明分别在《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和《也论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对建国初期中国社会性质、特点和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陈娟、阎治才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思想》中指出，建国前夕，毛泽东不但指明了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且阐明了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经济性质和经济构成，文化性质和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杨火林在其博士论文《1949～1954年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确立了以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政党体制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政治组织和政治规范系统，即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

二是对建国初期文化整合与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如田克勤在《探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和改造》一文中，分析了建国初期文化建设和改造的原因，系统梳理了其发展脉络，总结了文化建设和改造的经验教训；王先俊在《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中认为，面对1949～1956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急速的变迁，为解决由此变迁带来的种种思想文化问题，党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整合。通过这种整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

三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研究。如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等，分别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改造运动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较为深入的分析，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一书，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并结合政治学、心理学相关理论，对这一运动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在运动的起因、目标、方式、分期等问题上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新观点。

四是从党的建设的视角对建国初期干部教育的研究。如王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转型研究（1949～1956）》，李跃新《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吴林根、石作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李康靖《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新论》，刘维芳《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等，分别对建国初期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体制、方式和成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是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仲海《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陈益元《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王瑞芳《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等。这些研究，分别对建国前后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李四喜思想”及其教育改造、工人生活状态及党与工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上述研究对本论题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建国初期社会变迁与重建进程中，我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影响，从而为建国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相关背景与相关史实材料；其次，有助于拓宽本论题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建国初期党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集中反映了党在建国初期的方针政策，也是本论题研究中必须涉及甚至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本论题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相关理论进行跨学科整合与研究。但这些研究的目的、视角和理论框架都不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围。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张耀灿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许启贤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夏伟东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史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刘建军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张雷声《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等。

张耀灿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描述了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一是从执政党自身的角度，描述了党风建设和党内思想教育实践；二是从教育客体（对象）的角度，描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共青团、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围绕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运动、过渡时期总路线等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许启贤教授与张耀灿教授研究的思路和内容基本一致。他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巩固政权斗争（如清匪反霸、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从教育客体（对象）的角度，描述了执政党的党风教育、知识分子和共青团的思想政治教育。

张雷声教授、石云霞教授分别在其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了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经验。夏伟东教授按照时间和事件发展顺序，对建国初期三大运动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党风教育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和《宪法》中体现的思想道德建设，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分别作了描述。此外，还有陈登才、董京泉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张蔚萍主编《思想政治工作史》（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李光辉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论》（法律出版社，2005），王育常编著《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相关著作。

以上研究，是从史的视角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基本特点在于，从“史”的视角，把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整个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加以研究，其目的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史实性的描述，较好地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建国初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对社会变革反应最强烈并且一直与其密不可分的是人们的心理。“现代社会的骤然剧变对人类的心理生活的强烈影响甚至能够使人们在前所未遇的社会压力面前张皇失措，无所适从，产生心理上的麻痹与震颤。”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下，各种新的社会现象、新的思想理论和新的行为方式迫使社会各阶层人们去思考、选择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要求我们党对新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加以科学阐释和思想引导，以消除人们对新社会、新环境的困惑与茫然，指导人们进行新的社会实践。上述研究围绕建国初期社会重大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影响研究不够，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及其历史地位未能作出相应的详尽解析。

（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研究

如张才良《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重要经验》、《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探微》和曹光章《建国初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等论文，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状况和经验进行了初步研究。邱忠信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了建国初期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评价及启示；朱世武的《建国初期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试析》、宁小梅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建国初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建国初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基本特点和基本经验进行了初步研究。但这些研究或过于简单，或仅限于某一特定对象非系统性的探索，直接围绕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所作的系统性研究及其成果至今几乎没有。

（四）国内研究的基本评价

综上可见，国内学术界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的研究基础较好，但直接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虽然对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党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等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研究，但还有不少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异常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缺乏研究。这一现象与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与它在建国初期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明显不相称。

因此，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为本论题研究基础的同时，其缺失之处又为本论题提供了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建国初期处于全面变革的中国社会，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怎样的特殊环境和严峻挑战？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实际出发，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载体等方面继承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平稳顺利实现中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积累了哪些基本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何启示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