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经验借鉴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围绕党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在党内和军队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为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中共实施了对工农群众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建国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一 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分期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对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分期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大多数以划分党史的标准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史。如张耀灿、许启贤、李光辉、刘建军等学者将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为四个阶段。郭小兵以“生命线”论的提出为依据，把它分为形成阶段（1921～1935年）和相对成熟阶段（1935年以后）。以划分党史的标准来界定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有一定的理论根据，毕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受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为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工作服务。但把它与中共党史完全重合，似乎又有些欠妥。

本书认为，可以将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大革命时期的初创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阶段和抗战以后的相对成熟阶段。其主要依据在于：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有过两次较为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上的发展，即土地革命时期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也开始了自己独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创立了独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使红军政治工作逐步制度化，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第二个重要时期是抗战时期。由于《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发表，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而延安整风无疑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理论水平，为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1944年，《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出台，标志着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系统化和相对成熟。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贯彻和发展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继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因而，这两个阶段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上没有必要划分开来。

二 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

（一）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既要说服许多先进分子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又要唤醒广大贫苦大众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使他们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工农启蒙教育。党的一大纲领规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重要政策”。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应当花许多的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 “用实际的宣传方法……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

党非常重视在乡村和军队中的思想宣传教育。“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工人阶级，若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部分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落后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同时强调“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党的三大提出对工农的“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党的五大通过的《宣传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为此，中共创办刊物，编译和出版马列著作，开办工农夜校和各种“政治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中开展国民革命军“打倒军阀除列强”的使命和“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宗旨教育，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特别是毛泽东等一大批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为党在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树立了榜样，奠定了相关的理论基础。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革命重心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探索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革命重心的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天地和发展机遇，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层面上获得了新发展。

党的独创性思想政治教育为“三湾改编”的顺利完成发挥了巨大作用，对革命战略转移和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放弃进攻城市向农村转移，一些官兵对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和前途不理解，部队思想极其混乱时，毛泽东及时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将“革命目的、前途教育、部队纪律、军民关系教育与部队民主制的建立，确立部队中党的绝对领导权密切结合了起来，思想教育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成为党的独创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和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军和党内思想上逐渐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与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一是提出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正确路线的教育，提高党员政治素质的战略任务。“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二是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三是对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产生的根源和纠正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论述，并就“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和“党内教育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问题”等进行了专题论述，对不同教育对象确定了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的基本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广大农村进行游击斗争的环境下建党建军的根本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为我党独创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全面贯彻执行，推动了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迅速发展。1934年2月，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原则和工作方式，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

（三）抗日战争以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围绕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开拓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创造和积累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经验，使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抗战胜利后，围绕争取和平民主和战略决战这一中心任务，党又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继续发展。

一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哲学基础，使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极大地提高了全党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自觉性和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的理论水平。

二是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持久抗战路线的宣传与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许多人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强对统一战线的宣传与教育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但是，“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指战员学会运用这一正确的策略，并向全国人民广泛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积极性。梁漱溟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指毛泽东——引者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三是抗日根据地思想政治教育。抗日根据地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主要涉及干部、群众和军队三方面。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阶级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在内的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党的宗旨和党性修养教育在内的理论教育以及业务与文化教育。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拥政爱民和纪律教育。

四是延安整风教育。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开展了广泛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打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解决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完整而系统的经验。整风教育“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三 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经验借鉴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谭政等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开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实践经验。

（一）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与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前提

（1）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32年7月23日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指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的政治，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

抗战时期，党比较集中地从理论上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军队的基础在士兵，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极大地“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从而使“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1941年6月，中宣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强调，宣传思想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是“我党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 “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报告》指出，“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2）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是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因此，对共产党员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大众来说，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社会各阶层和社会集团结成最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革命斗争，最终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赢得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目的。

由于不同时期党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围绕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围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任务，大力开展抗战教育，为抗战服务；解放战争时期，围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中心任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

（二）科学设置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条件

（1）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用什么理论教育人民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各革命阶级的领导力量，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教育部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强调“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获得“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主体的国度，小生产者思想意识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工人中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同时，还因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导致“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必须坚持把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放在党内教育的首位。古田会议强调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斗争”，“使党和红军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观点上来”；延安整风坚持“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了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解放战争时期的整党运动，强调“思想打通”，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国革命的锐利武器。李大钊指出，“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必须“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936年和1941年，毛泽东曾谈到影响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三本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于是，“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可见，阶级教育是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共“一大”的决议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使红军战斗员与指挥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作战的阶级意义，及对于地方居民是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中，通过“查阶级”和诉苦大会，使新老干部战士不同程度的血泪史和个人的痛苦“变成了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学会了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成为人民军队战胜强大敌军的精神法宝。

（3）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路线政策教育。民主革命时期，党十分重视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路线政策的教育。毛泽东在各个不同阶段，特别是在各种转折时期，起草、撰写了大量的分析革命形势、明确党的任务、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文件和文章。仅以《毛泽东选集》收入的为例，就有30多篇。这些文件和文章或深刻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状况”、“割据地区的现势”、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形势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或通过分析抗日战争发展的“政治形势的特点”、“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和策略方针，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任务；或通过科学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发展的形势，系统论述了持久抗战的重大战略，成为指导整个抗日战争的根本战略方针；或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等。这些文件和文章，成为我们深入开展形势与党的任务、路线政策教育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

（三）健全的机构和制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制度保障

从国民革命开始，党探索并逐步建立起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与军队结合，主要在军队中进行的。军队除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黄埔军校首次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和专职政工人员，“在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作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工作。”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首次设立总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组织系统逐步在军队中健全起来，形成了从上到下结构严谨的工作网络。“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之下，平行的执行工作。”抗战时期，通过对连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的重大改革，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趋于完备。

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实行专兼职人员相结合的体制。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分为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形式，“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对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坚持是否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高，即“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否则，则“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

为保证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制度。如《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队指导员工作须知》《士兵委员会章程》等一系列文件，特别是1944年通过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其中对政工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行为规范应具备“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和影响受教育者。周恩来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推动政治工作的前进，发展政治工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