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学视野的全方位拓展

不全不粹不可以谓之美。吴思敬可以说是既粹且全。“粹”指其精神境界之高洁、学术志向之专一，“全”指其人格实现之完满、学术视野之全面。唯有“粹”才能“全”，不“全”也就不能“粹”。以上着重介绍了吴思敬在诗学基本理论和诗歌批评这两大方面的学术展开，它们二者构成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的关系，正如吴思敬自己所说：“在诗学理论建设和诗歌批评领域，不断地变更角色，不断地交叉换位，这就是近20年来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看来，诗学理论的研究与诗歌评论的写作是相辅相成的。诗歌批评需要诗学理论的指导，诗学理论越是精辟、科学、有说服力，诗歌批评才越深刻、透彻、一针见血。诗学理论贫困失血，诗歌批评自然软弱无力。诗学理论又需要诗歌批评的推动，诗学理论是思辨性很强的学问，但它不是悬在半空的抽象玄虚的清谈，而是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诗学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的进行最好能保持同步。”但是仅此而言，还远不足以显示吴思敬的深宏的学术探索。仅就诗学理论的方向而言，他在重视诗学基本原理的构建的同时，也极端重视对于新诗理论史的整体考察与诗论家的个案研究：首先他自己身体力行，写下了一系列的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李金发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1980—1992：新潮诗论鸟瞰》等属于宏观的审视，而《闪烁的光透明的雾——〈新意度集〉读后》、《诗美奥秘的新探求》、《〈钟声照耀的潮水〉序》、《营建诗歌的意象大厦》、《诗化人生的实录》、《语言诗学与史识》等则构成诗论家的个案研究。其次，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新诗大系·诗论卷》，还有就是那本引用率极高的新潮诗论选本《磁场与魔方》，这些是对于新诗理论史材料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第三，早在多年前，他就指导研究生以“中国新诗理论史”为题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现已完成从胡适到“文革”的理论史写作（三四十万字），这是他本人的学术思想的延伸，而他本人也承担了此方面的研究课题。就诗歌批评方面而言，他除了着重于当代诗歌的评介之外，也深入中国新诗的源头中去，沿波讨源，企图以一种文学史的整体性的眼光来考量新诗的发展与走向，在这方面，他写作了《冲撞中的精灵》的专著和《回望〈女神〉》等论文，编选了作为“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之一种的《主潮诗歌》这一类当代诗歌选本。在这般深广的领域中矢志不渝地进行如此全面精纯的诗学探索并取得如此丰硕成果者，在当今诗坛实为罕见。

这里愿意将体现于吴思敬身上的“主体性”精神与“主体性”原则，看作“崛起”派的诗学观念谱系的逻辑上的终点与总结。“崛起”派的诗论家还有不少，与之相近的诗学观念更多，不过，通过对于这里所选择的这几位有代表性的诗论家的诗学观念的论述，相信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崛起”派的诗学观念演进的逻辑链条：从在谢冕那里的历史意识的最初涌现与历史观念的大体成型，到孙绍振标举价值原则、恢复诗学观念的主体性维度，再到主体性观念在吴思敬这里转化为学理形态在诗歌理论建构中得到全面贯彻，主体性观念不仅完成了环环相扣的逻辑演绎，充分地显示并且发展了它所蕴涵的理论可能性，而且也通过诗论家主体性人格的确立走向其历史化的实现方式。逻辑的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体性趋向于重叠，观念和现实之间落差趋向于消失，也就是说，（如前面所曾讲过的）它们之间的相互生产、相互规定趋向于终结，这些都意味着走向了这一观念谱系的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