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研究现状

维汉民族关系是新疆社会关系与民族关系的核心内容，它的和谐与稳定对新疆地方的发展与我国边疆社会的安定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新疆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疆独”组织分裂活动日益猖獗的历史背景下，关于新疆民族关系（主要是维汉民族关系）、边疆安全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当多的学者以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为目标，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特征、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和走向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维汉民族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研究以北京和新疆的学者居多；从学科分类看，则主要存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四条理论路径。

（一）民族学研究路径

在民族学学科体系中，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研究与构建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而解决民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关系、民族社会的良性发展则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正如著名民族学家金炳镐先生所言：“在民族理论学科体系中，应以探讨解决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协调问题的原则为重点，要为解决现实民族发展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与依据，提供解决的方法和措施。这样，既可以给予现实的民族问题一个比较客观的、科学的、明白合理的理论说明和解释，又可以给予恰当的、合情合理的解决。”

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民族学研究路径也主要是从上述研究旨趣出发，探讨二者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和处理问题与矛盾的途径，此研究路径的成果也是最多的。著作类成果：如尹筑光、茆永福主编的《新疆民族关系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对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现状、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做了回顾与总结，对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郭正礼在其主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通过对新疆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历史评价与回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的研究基础上，指出新疆古代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组成部分，改革、发展与稳定对于新疆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对于现行民族政策（如自治权问题）提出的新要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吴琼的《新疆大开发中的民族关系及其调适》（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要阐述了新疆民族关系的现状和新疆大开发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分析了新疆民族关系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问题等，提出了新疆民族关系调适的基础原则、手段和对策。期刊类成果：如郭正林、余振的《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新疆维汉关系问卷分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通过问卷法在乌鲁木齐、伊宁、和田等多地对维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方认同等与维汉民族关系做了量化分析，指出在新疆正在形成一个跨越族群边界的地方认同，而且这种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互强态势。尽管在新疆地区依然存在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和干扰，但是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寻求稳定、寻求发展、寻求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人心所向。同时，作者对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的内在关联性做了研究，指出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是相互排斥和矛盾的政治文化认同，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它们之间可以互为增强，从而在政治文化的认同性建构上把民族国家、地方社会和族群共同体有机地联系起来。曹菁轶的《新疆民族关系现状及发展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对新疆民族关系的构成、影响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与特点等问题的研究，提出构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此类成果还有李晓霞的《新疆阿图什市民族交往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孟建国、朱建的《新疆地区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有关维吾尔族与汉族交往的一份问卷调查与分析》（《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大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出发，研究维汉民族关系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

从以上的总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维汉民族关系的民族学研究路径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价值判断和研究旨趣，即比较注重民族政策的制定功用和民族关系的宏观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以实证研究为导向，综合运用历史文献，总结维汉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因素，并提出旨在解决问题的政策导向。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该研究路径的相关成果比较注重宏观理论层面的问题研究，而对于维汉民族关系的微观描述与建构存在欠缺和不足。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为政策制定献计献策的功能，常常造成相关文献忽略对研究过程和一手资料的呈现，民众的声音（被调查者的表述）被抽象为学术术语，因而与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交流方面存在困难，而且对民众现实生活的塑造功能相对较弱”。

（二）社会学研究路径

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在西方社会学里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理论体系相对成熟。我国学者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下对维汉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借鉴西方族群社会学中关于族群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来审视维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如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民族关系的“四阶段论”、米尔顿·戈登（Milton A·Gordon）的民族交融“三阶段论”和衡量民族关系的7个变量，以及沙米·史穆哈（Sammy Smooha）的“国家作用论”等。而在此类成果中尤其以美国学者米尔顿·戈登提出的研究族群关系的7个变量为研究框架的成果较多。如李建新的《新疆维汉关系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社区研究为背景，对位于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市郊区南部的艾丁湖乡的维汉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查与研究。通过对居住格局、人口迁移、双语现象、宗教信仰等变量的考察，作者指出维汉民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会引起双方的矛盾，而处理好这些矛盾，是新疆发展、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吉平、高丙中的《新疆维汉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潘乃谷、马戎主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量化分析的角度，从文化交融、社会结构交融和民族交融的社会心理等方面对维汉民族关系进行了分析。靳薇的《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从维汉民族的人口数量、分布格局、语言与宗教方面的交融和边界现状对维汉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的人口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过失与适用性进行了评述。陈怀川、张素琦的《论族际个体互动视角下维汉关系走向及其深层影响因素》（《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从族际个体互动理论的视角出发，对维汉互动的现状及其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维汉互动走向和谐的现实、历史基础与民族深层特征。李洁的《变迁、互动与交融——新疆阿克苏地区汉族移民及民族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则从汉族移民的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的角度出发，以村落中维汉民族交融的代表性来反映南疆农村维汉民族关系的整体状况，并对戈登理论范式中的若干要素在维汉民族关系评价中的适用性做了评论。张国玉、余斌的《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以族群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以为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提供政策建议为目标，运用现代社会统计方法，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新疆两大族群——维汉族群关系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李洁的《当前新疆南疆地区城市维汉民族关系解析》（《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选取南疆阿克苏、喀什、和田三个地区作为主要田野区域，以公务员系统、教育单位和生意圈作为不同类型进行调查分析与对比研究，通过对居住格局、语言交流、社会交往三个变量的具体分析，探讨了调查区域维汉民族关系的融合与冲突，分析了南疆城市维汉民族关系在互动层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马秀萍的《新疆和田地区的维汉民族关系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依据对和田所辖七县一市的调研资料，通过对和田维吾尔族与汉族在居住格局、语言学习、民族交往、族际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此类的成果还有诸如王晔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喀什市的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晓霞的《新疆两乡民族混合家庭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等。

从以上总结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被频繁地使用，学者们大多选取一定的区域为调查地点，对维汉民族交往采取微观和中观的研究，并权衡某项民族交往指标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力。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影响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三个方面：人口、文化和资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民族关系发展与特定社会民族关系运行的总体目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等背景有巨大的相关性。社会整体的民族政策、经济基础、民族发展目标等不同，民族关系发展的进程和途径也会有巨大的差异。那么，我们在借鉴别国的研究模式时，也要注意具体考虑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得出更适合、更贴近我国国情的研究范式。如我们广为借鉴的戈登的关于分析族群同化或融合的几个命题与假设，认为文化或行为的同化、社会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失、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公共事务的同化是测度、分析族群关系的主要方面，并且戈登针对7个变量先后的顺序又提出三个假设：“（1）在主要族群和少数族群集团的接触过程中，首先发生的是文化同化或‘涵化’;（2）文化同化可能在其他类型的同化现象尚未发生的情况下首先发生，这种‘独自发生的文化同化’过程所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没有限期的；（3）如果结构同化与文化同化同步发生或者发生在文化同化之后，那么其他类型的同化现象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在戈登的这一理论体系中，偏见与歧视是族群关系关注的焦点，其内含的逻辑观点是，在民族交往中，通过文化与结构的同化、族际通婚，最终达到族群差别的消失，即所谓的“深度融合”。戈登的理论体系是基于对美国族群关系的研究而建构的，这一理论命题对于美国族群关系能够做出有力的解释。但是，在我国，维汉民族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没有制度性的歧视问题；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目标也不是要消除民族之间的特性，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因此，如果我们套用戈登的理论体系来衡量维汉民族关系，那么维汉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主要还是在一些如语言词汇的相互转借、饮食种类和口味的趋同等文化特质上，而结构交往则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这种结论只能是对维汉民族交往现状的一种描述，而不能作为完全考量两个民族关系的准则，而且这一结论也不能有力反驳那些曲解二者关系的国外研究。

（三）人类学研究路径

维汉民族关系的人类学研究路径主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维吾尔社区中的汉族村落的文化变迁、文化交融和认同状况，涉及其与维吾尔族群体的交往关系。此路径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代表如茆永福和曹红的《维吾尔农村社区中汉族村落与农户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和《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类型——新疆维吾尔族农村中的汉族研究》（《温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两篇文章都采用观察和个案调查方法对维吾尔族社区中的汉族村落的形成原因、村落特点、在维吾尔族社区中的交融和认同因素，以及其和维吾尔族社区产生的文化融合与差异等问题做了探讨。马岳勇、李艳霞的《城市多民族社区文化互动探析——对新疆塔城市塔尔巴哈台社区的人类学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从文化视角对塔尔巴哈台社区多元文化形成的原因、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社区居民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不同民族间交往的因素。

（四）人口学研究路径

运用人口学路径进行维汉民族关系研究时，学者们大多关注经济全球化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使新疆民族关系呈现新的特点，最突出的是民族间的经济利益问题。如马戎的《新疆喀什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对新疆喀什地区的民族地理分布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喀什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形式与特点，他指出，目前维汉民族相对隔离的地理分布与居住格局，无疑对文化差异较大的维汉民族的交往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吴琼的《流动人口及城镇化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从流动人口及其城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新疆城镇化对民族关系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与新疆城镇化一方面会使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会使发展滞后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产生不平等感，也会带来更深层次的民族问题。此类文章还有李晨光、郭宁的《汉族流动人口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民族关系——以新疆石河子乡东桥村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等。

综上所述，人类学与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我们暂不做评述。从上述四条路径我们可以看到，对维汉民族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从理论视角看，比较注重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宏观研究，微观和深层次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者利用国外族群关系理论分析国内民族关系的适用性值得思量。

其次，从研究视角看，研究者大多根据自身研究兴趣与学科背景对某一方面进行分析，缺乏综合研究。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多从定性角度研究，缺乏定量研究与微观分析。研究者大多以个案为基础，以是否有利于民族社会发展与边疆社会稳定为准绳，对影响因素与事件进行定性分析，而进行综合、量化的微观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

基于上述不足，我们通过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微观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手段对维汉民族关系进行细致分析，这能够弥补维汉民族关系研究的不足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