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评亚瑟·韦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
钱锺书先生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谈艺录》曾云：
英人Arthur Waley以译汉诗得名。余见其Chinese poems一书，有文弁首，论吾国风雅正变，上下千载，妄欲别裁，多暗中摸索语，可入《群盲评古图》者也。所最推崇者，为白香山，尤分明漏泄……当是乐其浅近易解，凡近易译，足以自便耳。
所言甚是。惟尚难以囊括其大量英译白诗的全部原因及其选诗标准。Arthur Waley《汉诗增译》前言曾例举不宜英译的白诗。另外，其耳顺之年出版的《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是西方第一部以诗人诗歌作品为史料的人物传记，选择白居易为传主，并非仅仅是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评骘其《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的得与失。
Arthur Waley（1889—1966），汉译亚瑟·韦利，或阿瑟·魏理。英国汉学大家，汉语及日语翻译家。1913年毕业于剑桥，受聘于大英博物馆，整理中日绘画。三年后的1916年，完成《中国诗歌》（Chinese Poems），但没有出版商肯接受。同窗好友Roger Fry资助，自费印了一百册。1918年7月，《汉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正式出版，使他首度成名。较有影响之中文译作还有《译自中文》（1919）、《白居易〈游悟真寺诗〉及其它》（1923）、《汉诗增译》（1941）、《中国诗歌》（1946）、《西游记》（1942）、《易经》（1933～1934）、《道德经》（1934）、《论语》（1937）。日文译作则有《日本诗歌》（1919）、紫式部《源氏物语》六卷本（1925～1932）、清少纳言《枕草子》（1927）等，及多部论述东方哲学之作。
亚瑟·韦利最早是以诗人的身份荣膺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Rogby）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BBC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罗杰·佛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中韦利谈及自己中学时曾写过一些短诗，而且就诗歌形式是否应为十音步的问题与同学也是后来知名的翻译家司各特·蒙克利夫（Scott Moncrieff, 1889-1930）发生过争论。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韦利加入鲁伯特·布鲁克（Robert Brooke, 1887-1915）旨在清理维多利亚遗风组织成立的烧炭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是20世纪初英国剑桥大学师生成立的一个文学组织，著名的文学家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伦理学家摩尔（G. E. Moore, 1873-1958）、历史学家狄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1862-1932）都是该俱乐部成员。他们经常聚会郊游，讨论诗歌的不朽问题。韦利曾为该俱乐部的刊物Basileon做过一首诗《嬗变》（Change），发表于1909年6月。1913年2月，韦利还在《剑桥评论》上发表诗歌《郊外的德国人》（German Outskirts），署名为阿瑟·戴维·许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是韦利未改姓之前的姓名。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评论家都将他当作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Humbert Wolfe）在《中国诗歌》（Chinese Poems）前言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二十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评判它们。”
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十倍。为诗而狂，嗜诗如命，乃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旨趣爱好。白居易《闲吟》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惊林壑，猿鸟皆窥觑。恐为世所嗤，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Ivan Morris）曾借用后一首诗为题，易“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及评论选》，他阐述说：
本书题目出自白居易最优秀的今古讽谏诗。一位朋友曾警示我说：借此为题，会给某些读者一种错觉，那就是阿瑟·韦利是个神经病患者。我大胆冒险，以此为题，因为这句诗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自我被别人忽略的一面，那就是快乐。在韦利看来，文学不像后来许多专家认为的那样，是用一连串的行话或学术术语去攻克的坚强壁垒，这些壁垒因问题和挑战让人毛发耸立，文学应该是让人欣喜若狂的永恒的源泉。
莫里斯的评述抓住了韦利乃一诗狂，白居易所谓诗魔的主要特点。尽管他将闲适的《山中独吟》归入讽谏诗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韦利嗜诗如命的这一特点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喜交友，但说话甚少。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英国逐渐蔓延的反犹情绪也使他的处境极为被动，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利对公共生活的厌倦，尤其是对政治生活。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察员工作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至乐。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他的知音。
《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772～846 A. D.）是亚瑟·韦利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这部书1949年同时在伦敦和纽约出版。此时距他集中大量翻译白诗，已经过去二十余年。早在1917年，韦利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上发表《白居易诗三十八首》时，一开始就说：“关于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我希望另外著文来探讨。这里仅提供一些必要的时间和事件，权作这些译诗的导言。”随后，用简短的篇幅介绍了白居易的出生、入仕、被贬、仕途主要任职及辞世，并提到他和元稹之间有目共睹的深厚友谊。1918年出版的《汉诗一百七十首》中，卷首附导言、翻译方法、诗人简介，全书共分两编：第一编自《诗经》、《楚辞》至明代陈子龙，选诗占半数稍强；第二编皆选白居易诗。在译文之前，韦利用了8页篇幅的导论来介绍白居易，内容相当详实，并且开始用白居易的诗歌作为叙述史实的史料。其中有相当篇幅是谈元稹其人和元白之间的唱和与情谊，以及与刘禹锡、李建和崔玄亮等友人和僧人的交往。这篇导论已经初具《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一书的主要特点。此后的《汉诗增译》，则只在译文前列了一个简单的大事年表。
韦利1916年开始英译中国诗歌的同时，也开始了白居易诗歌的英译，从1916年到1928年，不计诗目重复，韦利英译白诗有194首。考虑重复入选（多次入选的算一次）的诗目，加上有些诗是用白诗两首合成一首都以两首算，1949年前韦利英译白诗共计126首。在多年翻译实践基础之上，亚瑟·韦利选择了白居易作为传主，除了熟稔与喜好，白诗所独具的记录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白居易的写作，多着眼于生活的记录。每过若干年，他就将作品整理一番，编订成集，这成为其回顾和总结平生经历的契机。一部白氏文集，就仿佛是一部详细的回忆录，记录着他的一生。正因为白诗具有其他诗人诗作鲜有的详尽、纪实和切合其人生轨迹的特点，因此，极适合作为传记材料来加以使用。
以韦利在此前积累的声望，《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立刻获得良好的反响，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对中国传统诗歌产生兴趣。倪豪士认为：“这是一部写得精彩绝伦的书，读起来非常引人入胜……明白晓畅的文体和白诗的文学翻译吸引了普通读者。而学者们，在为韦利翻译的魅力所折服之外，还被白居易的生平和无止境的趣味横生的旁枝末节吸引……这部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利用诗人自己的诗歌作品作为历史框架。这为此后数十年欧美诸多中国文学家的传记书写提供了范本。”完成这部传记之后，韦利于1951年和1952年又出版了《李白的诗歌与生平》和《真实的唐三藏及其他》两部传记，1956年又出版了清代诗人袁枚的传记《袁枚：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1952年洪业（William Hung,1898-1980）先生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用了同样的形式来撰写。《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作为开创之作，对后来者的沾溉是可想而知的。
《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诗文策判等作品，其中诗歌的数量最多，共有一百多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韦利在中诗英译集里翻译过的，其余部分的诗歌新译则是为史实叙述服务。关于利用诗歌作为史料方面令人遗憾的一点，倪豪士曾指出，“虽然有着以上非常显著的优点之外，这部书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诗歌是作为历史价值来使用的，很少看到对这些诗歌的分析”。不过考虑到这部书的本意是要以诗证史，而非因史析诗，因此，我们也不必苛求其本身内容与艺术分析上的欠缺。
全书共十四章，依年代顺序来叙述，都没有标题。简要介绍如下。第一章叙述出生，直至公元800年，涉及白居易的出身；其出生前后的政治形势；旱灾；父丧；生活境况；乡试；进士科考题和白居易的应试情况。译作有《与陈给事书》及18首早期诗歌。第二章（800～805年），叙述白居易对佛教产生兴趣；选试规定；判文这种文体的特殊性；长安城的坊里制度；白居易的绘画观；与元稹情谊的萌发和加深。译作有《记画》及7首诗歌。第三章（805～808年），叙述这几年的政治局势；策试题目和元白的答题；元稹任职；《长恨歌》；任盩厔县（今周至县）尉；任翰林学士；娶妻杨氏及两人关系。译作有6首诗歌。第四章（808～810年），为安禄山辩护，认为他是叛乱分子。就白居易任左拾遗期间所呈奏状反映的问题——“边塞问题”“宦官问题”“宫廷道教”“土地与税赋”“淘金”“牢狱问题”——分别进行探讨。译作有5首诗歌。第五章（810～811年），叙述这几年的政治局势；阳城（道州奴问题）；友人孔戡；元稹致信韩愈；元稹的婚姻和被贬；任京兆府曹参军；渭下丁忧。译作有7首诗歌。第六章（811～813年），介绍丁忧期间所写的诗和心情；《志异》及中国的鬼故事；白行简境况；当时的信件邮递方式；白居易的眼疾；朝中局势；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接受这个职位的原因；译作有19首诗歌。第七章（813～815年），讲述与元稹在京城重逢：元稹授通州司马；与元宗简、吴丹、李建等人的交游唱和；南宗禅及与僧人的往来；武元衡被杀及白居易越职上书；被贬江州及情绪的低落。译作有12首诗歌。第八章，专门翻译和介绍815年十二月撰写的《与元九书》。第九章（816～818年），叙述在江州的生活；《琵琶行》；庐山草堂；炼丹的尝试；裴度任相及政治局势；任忠州刺史。译作有《与微之书》和9首诗歌。第十章（818～822年），叙述去往忠州；朝中局势；重回长安；唐穆宗的统治；821年进士试引发的党争；王庭凑之乱；元稹任宰相；论姚文秀打杀妻状；与韩愈的交游；与张籍的交游；韩愈张籍之间的交往。译作有4首诗歌。第十一章（822～825年），请任杭州刺史；在杭州的生活和政绩；关于各种乐器、乐曲；太子右庶子分司东都；编订《白氏长庆集》。译作有6首诗歌。第十二章（825～833年），任苏州刺史；崔玄亮、元八的境况；眼疾；离任苏州；关于刘禹锡；拜秘书监；与和尚义修的辩论，和僧人的交游；元白唱和赛诗；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元稹去世及元白友谊总结。译作有11首诗歌。第十三章（833～839年），卸任河南尹，再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刘禹锡的唱和；朝中局势；《醉吟先生传》；致力于塑造远离政坛（politically innocuous）的形象。译作有4首诗歌。第十四章（839～846年），晚年诗歌、心境、佛道思想；刘禹锡辞世；修缮香山寺；编订《白氏长庆集》；流行日本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译作有28首诗歌。
从这些要点，大致可以看出，的确充满倪豪士所说的“无休止的趣味横生的旁枝末节”，比如科举考试、宫廷道术、朝廷权谋、唐代职官制度和薪酬制度、长安城布局和坊里制度，甚至还有唐代的音乐和舞蹈等，而这对于缺少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而言，不仅是必要的，也颇具异域异国风味的吸引力。细绎起来，在“无休止的趣味横生的旁枝末节”中，全书暗贯着三条主线：一是政治局势的变化，二是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和他的作品，三是白居易的交游和亲友的境况。
第一条主线中，穿插得最多的就是科举考试情况。全书一共提到八次科考，其中包括一些考试的详细情形，比如白居易799年在宣州参加乡贡考试的过程。韦利对试题《射中正鹄赋》和《窗中列远岫诗》进行了介绍，并分析白居易诗赋的妙处。再就是800年白居易和元稹参加进士科考试，韦利先对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介绍，辨别“明经”和“进士”考试的不同，并同样对那一年的考题《玉水记方流诗》进行了解释，分析了白居易所写其中两句的妙处。此外还对五篇赋进行了具体介绍，详细到这些诗题的出处、所蕴含的儒释道思想。另外如802年元白二人参加吏部拔萃科考（智按：其实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元稹参加的是登平判入等科，非拔萃科）和806年的策试，也介绍得颇为详细。其他如808年引发白居易撰写奏状《论制科人状》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科举考试，公元821年由礼部侍郎钱徽主考的进士考试，所有这些在政治层面上造成深远影响的科考，韦利都给予了特别关注，甚至如韩愈和李德裕曾经提出对科考的改革，虽然韦利没有给予详细介绍，但都要提上一句，也体现了他对科举考试的重视。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以科举考试为这一中国特色，科考对唐代文人和国家的命运有极大的牵涉，但因为篇幅和内容所限，没有做更深入的展开。此外，这条主线对朝廷政治人物的起落，也介绍得较为详细，这是直接与白居易和元稹二人的政治生涯相关的，韦利想从中表明，执掌相位的人是他们的赏识者或敌对者，直接决定着他们的仕途走向，这也是书名中“时代”一词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第二条主线中，除了白居易的诗一百三十多首（不包括只翻译了其中一两句的数十首诗）之外，比较显眼的就是翻译了不少书信和判、策及奏状等公文。这些作品虽然相对诗歌来说，缺少更多文学上的审美价值，但对全面了解白居易其人很有帮助。从这些公文里，读者能够了解到，白居易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在为官等其他方面也可圈可点。比如，《论姚文秀打杀妻状》就是一篇精彩的法理论文，后来有汉学家就此状探讨其中的法律意义。此外对判、策等文体的特点进行探讨，认为西方找不到可以相对应的文体，等等。
第三条主线里，可以看出与友人的交游和唱酬是韦利非常重视的，这和他的对中国古代诗歌极重友情的观念有关。在“序言”中，他解释了为何特别关注白居易的密友和同僚的原因，认为这样才可以“使一个人鲜活生动”，同时，他排除掉了“一大堆个性难以分辨的尤其是七八个杨家的人，即他夫人的亲戚，除了一些掌故会牵涉他们，其余的对我而言实在是难有印象，或乏善可陈”。而对这些密友和同僚，韦利除了关注他们与白居易的交往和唱和之外，对他们个人的情况也写得非常详细。尤其元稹的内容就更为详细，可以说，把书中所有关于元稹的内容单独抽出来，足以成为一篇元稹的完整的传记。有时甚至给人枝蔓太过之感。关于这点，程章灿曾在《魏理眼中的中国诗歌史》一文中探讨过，认为韦利有“中国古代诗歌极重友情”的认识。他以《上邪》为例，这首明白无误的爱情诗在韦利读来却是对友情和别离的抒写和表达。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部传记里白居易的交游和唱酬，就成为一条非常显眼的主线。
书中提到白居易交游唱酬的友人和同僚有近二十位，内容最多的是元稹，其次是刘禹锡、崔玄亮、李建、孔戡和元稹堂兄元宗简等密友，再就是与韩愈、张籍等人更多具有文学意味的往来。此外，就是和僧人惟宽、广宣、明准、清闲等僧人的往来，以及与吴丹、郭虚舟等道士的交往。
书中元稹部分不但篇幅极多，也叙述得非常详细。比如写到元稹806年任左拾遗之后草拟的改革朝政的十条建议《十策》，韦利一一做了翻译解释。元稹的每一次仕途变迁，韦利也都力图交代清楚，甚至连元稹娶妻、生子、丧妻等个人情况也都有所涉及，文中还翻译了元稹的《梦井》以及与白居易酬唱的几首诗。谈到妻子韦丛病逝时，元稹写了一系列悼亡诗，韦利避开广为人知的《遣悲怀三首》，而选这首《梦井》来翻译，应该是出于个人偏好，这首《梦井》早在1919年的《汉诗增译》里已经翻译过。
对元白二人人生中的几次短暂相聚，韦利更是一次不落地或详述或提及，书中所译白居易写给元稹或提及元稹的诗歌有近二十首，书信如《与元九书》和《与微之书》也是全文译出。元白二人的交往唱和，虽然分散在白居易人生轨迹的各个时期，但韦利很注意点明在什么情境下，两人的唱和诗表明彼此感情逐渐加深。比如第二章提到，804年元稹要去洛阳一长段时间时，韦利说“在此之前，元稹只不过是进士考试和策试时许多同年中的一位，但到804年春天时，他已经开始在白居易的情感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并接连翻译了这时期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三首诗《曲江忆元九》、《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和《赠元稹》来说明。第七章用了三页篇幅来详述元白唱和的《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翻译和介绍其中七首的内容，分别是《和晨霞》《和祝苍华》《和寄问刘白》《和李势女》、《和自劝》二首和《和晨兴因报问龟儿》，目的是为读者呈现元白二人之间无所不谈和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
公元831年，元稹辞世。韦利详述了白居易的悲痛，强调其应元稹家人请求撰写墓志而屡屡拒绝接受作为润笔费用的珍宝，最后无法再拒，便将这笔财产用于香山寺的修缮，并让他们共同的朋友清闲和尚操办，务令修缮之功归于元稹之名，以此来纪念元稹。
韦利对元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情颇有感慨。他说：“想到这两个有着如此著名友情的朋友实际在一起共度的时间是那么少，这是很让人奇怪的。802年到806年间的某些年，810年的几天，815年的几个星期，819年又是几天，仅此而已。821至822年他们都在长安，但元稹专注于朝政，他们很少碰面。接着是829年在洛阳的聚首。然而，他们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一直萦绕着彼此的人生，因此，在写白居易的生平时，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涉及元稹的生平，他们之间的情感互动是这部书的一个构成要素。从今以后（智按：元稹逝世后）故事就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它不再是两个人的共同记录。”这就点出了此书涉及元稹内容为何如此之多之详的原因：在写到元稹去世之前，所述内容其实是元白二人生平的共同记录。
相比之下，跟白居易颇多唱和、晚年为伴的刘禹锡，涉及的内容就没那么多，只与其他朋友一样，有生平、仕途和诗歌成就方面的简单介绍。至于张籍和韩愈，则是分别有新乐府的联系和一代文宗的因素在里面，会稍微侧重文学理念方面的介绍。在几乎每一章里，除了元稹之外，韦利都安排了一位至数位与白居易唱和往来的密友，借以表明交游和唱酬贯穿诗人一生并成为其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而暗示其余唐代诗人甚至中国古代诗人也都是如此，这正是韦利所想要表达的他自己对中国文人和文学极重友情的理解。
友人中，较为特殊的一位是元稹的堂兄元宗简，相对于刘禹锡、李绅、崔玄亮等颇有诗名的人来说，元宗简显得名不见经传，但韦利多次写到白居易与他的交往。韦利提到，在下邽丁母忧期间，白居易似乎很少跟长安城里的朋友交往，唯独在约写于813年的《东坡秋意寄元八》一诗中提到跟元宗简一年前在曲江边的一次秋游，“忽忆同赏地，曲江东北隅”，表明元宗简的特殊地位。而813年接受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闲职时，因为常常无事可做，元稹又外授通州司马，百无聊赖之时，白居易时常探访近邻元宗简排遣孤寂。韦利翻译了白居易的《朝归书寄元八》一诗，表明他渴望元宗简做了闲官之后要与他作伴的渴望，又译《曲江夜归，闻元八见访》一诗：“自入台来见面稀，班中遥得揖容辉。早知相忆来相访，悔待江头明月归。”也是他与元宗简友情甚笃的表现。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两人在长安城中是近邻，二是有元稹这层关系，比如《雨中携元九诗访元八侍御》一诗，通过一起读元稹的诗，两人会有更多共同话题。此外，元宗简本身对白居易也是有特别意义的，元于821年去世后，白居易为他的诗集写序，看到其中如此多的诗都是跟自己的唱和，白居易感动不已，“唯将老年泪，一洒故人文”，这些真切感人的情感流露，在韦利看来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与着重描写白居易与友人交往唱和相对应，韦利多次提到白居易在没有友人交往时的苦闷孤寂。比如在下邽丁忧期间，韦利选译的都是白居易表明自己寂寞空虚心境的诗。而在白居易接受太子左赞善一职时，韦利认为白居易不是不知道这个职位的无味，也知道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仍然接受这个职位，原因有四：一是朝中局势发生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二是下邽生活的苦闷；三是与弟弟白行简的分离加深了他的孤独感；四是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元稹很可能也会回到京城任职。四个原因中，有三个是与他害怕孤寂、渴盼有知心之人来往有关的。虽然实际上政治原因是最重要的，韦利随后也用了相当多篇幅来介绍当时朝中人事的变动，但他仍然认为，渴望与友人交游往来常常成为白居易做一个决定时的考虑。
关于白居易与僧人和道士交往情况的内容，常常出现在白居易对佛教和道教的认识、接受和沉迷的介绍中。就此而言，谈及这类交游唱酬都是为说明其佛道信仰服务的。白居易的佛道信仰尤其是受佛教的影响，是这部书重点论述的内容，表明白居易是通过与这两类人的交往来加深自己对佛教教义和道术（尤其是炼丹术）的理解和实践。不过，对这一类交往的多次介绍或提及，也能够表现当时文人与僧人道士往来频繁这一普遍现象，是“中国古人文人异常注重友情”这一认识的必要补充。
也许是太过坚持这一点，韦利矫枉过正地认为，爱情或夫妻之情不是白居易所看重的。第三章结尾谈及白居易的婚姻，他认为“虽然白居易与杨夫人一起生活了38年，但我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至少有七首诗的诗题表明是写给他的妻子的，但其中充满惯语套话，从中得不到对白夫人和他们彼此间感情的认识”。接着他分析了白居易写给妻子杨氏的这七首诗，韦利指出，在《赠内》一诗中，白居易让妻子不要对他并不富裕的现状而抱怨，并一口气列出了一系列有名的妇人对自己贫穷而有德的丈夫的接受，还特别补充说，虽然她不知书，但肯定听过这些妇人的故事。而《寄内》一诗中有“不如村妇知时节，解为田夫秋捣衣”的句子，韦利认为这是白居易在责备自己的妻子没有为自己“捣秋衣”。另一首《赠内》诗“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是告诉她说不必如此伤神，因为无论如何她要比黔娄的妻子好很多——黔娄的贫困是出名的。韦利还说，《妻初授邑号告身》一诗中，白居易提醒自己的妻子：她什么都没做，不配获得这样的礼遇，一切全是自己的功劳。唯有《二年三月五日斋毕开素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一诗中“偕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两句，听起来还有一丝感激的意味。
韦利认定白居易对妻子是并无深厚感情，他说，从这些诗中，读者“确实得到这样的印象：弘农杨氏是一个简单的甚至可能是平庸的一个人，对白居易一片痴心，但从来都不是他内心思想和情感的一个分享者”。这样的看法不免片面和囿于成见。因为像“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完全可以解读为丈夫对妻子的疼爱，《妻初授邑号告身》中的直白更可能是夫妻间的戏谑之词。至于说白居易在《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第一首末联“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著孟光”，将妻子比作孟光，同时也就自比梁鸿，这本是常见的典故，但韦利却认为有可能并不是什么好话，因为历史上孟光的形象是“肥胖、丑陋的黄脸婆”。这样的解读不免有点过了。这与韦利在序言中宣称的“本书只叙述史实，既不虚构事件，也不加以个人观感”不免相违，也许是对中国古代文人重友情轻爱情印象太过深刻所导致的偏颇。就是在谈到白居易诗中显然不能忘怀的一段感情——一般认为是诗中提到的符离村姑湘灵，韦利只轻描淡写地谈到《感情》一诗里“东邻婵娟子”送给白居易的一双绣鞋，认为“确凿无疑地暗示了一段爱情”，而其他如《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和《长相思》《潜别离》等诗，韦利则忽略了，也没有提到白居易对这段感情的念念不忘和刻骨铭心。由此也可以看出韦利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
尽管韦利在序言中强调这部传记只叙述史实，但当中免不了会有个人见解。有些是阐明式的见解，比如在全文译出《与陈给事书》之后，韦利说：“这封信给人不舒服的印象。虽然白居易做了否定的声明，但很难让人相信这封信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求取推荐而写。”而有一些则是建立在分析比较之上的见解，比如谈到806年元白二人参加策试时，就皇帝问御敌求安、复兴大唐的良方作答，韦利认为白居易的对答以伦理归谬见长，这会对探寻安史之乱的真正原因造成蒙蔽，而元稹的分析则切中肯綮，并且具有实践性，由此他认为，如果元稹的建议被采纳的话，中国的历史将会被改变。这样的看法或者有点过激，但也体现了韦利对历史的思考。
韦利从自身历史观出发得出的一些看法，也比较引人注目。比如用很长的篇幅对安史之乱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进行介绍，实际上也是为安禄山的身份做辩护，“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眼中，安禄山是一个‘土匪’，一个‘叛国贼’，甚或一个‘罪人’，他煽动百姓反抗他们的合法统治者。我们今天也经常看到这类的词，适用于那些从更富同情意味的角度来看是爱国者、民族解放者、社会改革者，以及通常来说是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的领导者身上。毫无疑问，安禄山表现给他的拥护者的正是这最后一种形象，不管是当时还是他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唐代历史虽然是在其衰落之后由官方所收集，但组成这段历史的文献却是在其统治时期完成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如欧洲历史学家一贯所做的那样）偏袒安禄山，以及一味重复关于他的懦弱、狡猾和肥胖之类的宫廷闲谈；我们也不需要（如他的追随者）视他为圣人。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时隔遥远之后，给出关于他的人品或行为的任何一种定论。但我想至少可能指出一些更普遍的社会和政治原因，能够对当时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的分裂主义行动有更好的理解”。接着韦利对当时中国东北边境的历史沿革和人口组成做了梳理介绍，认为当地人民不管是上层贵族或下层百姓，不管是鞑靼还是汉民，其实都更倾向于忠于当地统领——不管是可汗还是割据首领。也就是说，他认为当地要求独立是有合理性的，而在朝廷镇压安史之乱期间，这些地区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于这样的看法，著名华裔史学家杨联陞（L. S. Y. , 1914-1990）认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不是不可以推翻某些既定结论，不过，一种新的评价必须有坚实依据，“即便韦利对安禄山军事行动背后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分析是可信的，人们也仍然坚持认为政治野心是最重要的因素”。杨联陞这样的看法是基于安禄山的追随者们尊称其为“圣”，而“圣”或“圣人”一词在唐时是“皇帝”的惯用代称，正如英语中的“陛下”。杨联陞还举例说，根据大概是唐代成书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自己提到唐玄宗时就称其为“圣”，此外史思明杀死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之后，自己登上王位，后来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其父继位后，提到史思明时也称“圣”。《资治通鉴》也记载，史思明部下田承嗣于733年建祠堂纪念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将他们并称“四圣”，也就是“四个皇帝”。杨联陞的论证无疑是很有力的，而韦利的薄弱之处正在于误解了“圣”的意思，他在行文中将“圣”翻译为“圣人”，而在注中则说“圣”有可能是指皇帝，既然如此，安禄山叛乱的目的，就不仅是顺应当时东北地区的民意求得独立而已，所以，韦利想要为安禄山洗去“叛国”罪名而定位为“改革者”的辩护显得颇为无力。
像这种以现代历史观来观照中国古代历史的探讨还是很少的，韦利在行文中，更多依据当时的历史形式来给出一些推论。比如谈到白居易母亲去世时说，白居易基于朝廷规定要丁忧三年，但一般来说他并不需要放弃翰林学士的职位，然而他放弃了，韦利猜测这是因为白居易受到了李吉甫的排挤。其实按唐律规定，丁忧期间是要辞去所任官职的，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韦利认为白居易不需要辞官，不知出于何种认知。他继而分析说，白居易在下邽丁忧期间，似乎也认定自己的官宦生涯就此结束了，理由是李吉甫还很年轻，看来会无限期地掌权，既然他的势力如此强大，白居易重新回到官场的机会自然渺茫。这一点似乎很难成立，因为朝廷人事变动频繁是常态，就连皇权更迭的频率也是相当高的，白居易显然不会仅仅因为李吉甫年轻掌权就认为自己没有了政治前途。
谈到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杀一事首上疏请求缉凶，一向对他怀恨在心的权贵以越职为名，并加上所写之诗有伤名教之罪时，韦利引用《旧唐书》“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认为在这一事件中，白居易先是被贬为刺史，又因王涯的落井下石，改任更低一等的司马，这是难以置信的。韦利认为，唐时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州的刺史也是一个四品官，而白居易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只是五品官，这样说来，让他任刺史实际上是给他升官，这在当时的情势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关于这一点，《唐六典》的确有记载，唐代除京畿地区之外的州按人口总数分上州、中州和下州，最高长官刺史的官阶，上州是从三品，中州和下州分别是正四品上和正四品下。韦利的这个分析体现了他对唐代职官制度的熟悉。不过，他显然对唐代的贬官制度研究得不够。唐代贬官就官职而言，有两种贬法：一是贬为地方各级机构的正职官，五品以上的官员多贬为刺史，这与白居易最初被贬的职位是相合的；第二类是贬为地方各级机构的佐贰官，五品以上的官员多贬为司马、长史、别驾等，这显然也是适用白居易追贬为司马的情形。
在翻译了《醉吟先生传》之后，韦利说，从这篇文字里，他“倔强地”认为，白居易长期致力于塑造自己“远离政治”的形象在这里达到了顶点。韦利解释当时的政治局势：牛李两派党争激烈，朝中局势瞬息更迭，危险任何时候都会降临，白居易想要保住东都分司的闲职，实现他的“中隐”“吏隐”理想，只能通过塑造“沉溺风月”“老病无力”的形象来求得自保。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这体现了白居易的一种处世智慧。
韦利也注重一些细节的勾勒，比如他翻译了《寄元九》一诗，诗中说“怜君为谪吏，穷薄家贫褊。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对此韦利分析说，二十万几乎是白居易下邽丁忧之前半年的薪水，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一笔钱陆续寄给元稹。要知道，当时的他非常缺钱，为了让母亲得到更好的照顾，还曾呼吁薪水应该更高些。韦利推测，他这一大笔钱是卖掉了长安宣平坊的房子得来的。而元稹当时在江陵任职也有三十万的俸禄，并且那里的生活费用肯定要比长安便宜得多，他并不需要这么大一笔钱。白居易这么做的原因，恐怕只是诗里说的“怜君”的缘故。又如，探讨白居易从苏州刺史任上退下时，实际上已经无心再为官，但他回到长安，仍然想要谋求如分司东都这样的闲职。韦利分析，他这完全是为了退休后的生活着想，因为当时白居易的家庭负担很重，除了自己的妻儿，还要照顾弟弟的遗孀和孩子。
书中所引诗歌和策判等公文都是用作历史资料，对其文学价值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众所周知，《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最为人称道的两首长篇叙事诗，尤其是《长恨歌》，不但在白居易的时代就流传到了周边国家如日本，受到特别青睐，就是在译介到西方之后也广受喜爱，鲜见负面评价，而以对白居易诗歌偏爱而著名的韦利却给出了全然相反的批评。这大概源自韦利所处时代的诗学观念和他自己的审美爱好。韦利对维多利亚时代弊端重重的浪漫主义“变异”深恶痛绝，他不喜欢《长恨歌》的原因也是如此，他说：“这是一种讽刺，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西方，白居易都是作为《长恨歌》的作者而为后世所熟知。白居易本人并不太重视这首诗，虽然其中也包含一些政治道德内容，但是显然这首诗的感染力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后果就是，“白居易缺乏一种引起人们对他诗中主人公产生兴趣的能力。皇帝、妃子以及仙道，这些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可能是真的。这首诗的技巧和优美都无以复加，然而过于造作，在处理上显得太外化，无法让人从内心里感动”。出于这个原因，加之之前《长恨歌》已有多种译文，韦利没有全文译出《长恨歌》，所做过的一小部分翻译，只是为了与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就中国诗歌翻译进行论争，指出翟译《长恨歌》中的不足而已。《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对《长恨歌》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未作详细分析，仅就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为文学的主要题材，在当时文学界的盛行作了简要介绍，还提到白居易诗前其好友陈鸿的《长恨歌传》。此外，韦利认为该诗采用民间歌谣体的形式，不属于上层文人的创作传统，这一特点韦利认为是受到了敦煌变文的影响。
对《琵琶行》也只译了翟理斯没有译的序言，并指出一些理解和翻译上的错误。韦利认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只翻译《琵琶行》的诗文而没有翻译原序是很不恰当的，他认为序言是理解诗文关键，因此，他在此文中翻译了诗作的原序。在译文中，翟理斯将诗中的“客”理解为白居易自己，而韦利根据序言及新旧唐书的记载，认为诗中“客”并不是白居易，而是“主人”。韦利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也表明他在对诗歌本身及其背景的了解和把握上的精确。翟理斯则随即给与回应。而亚瑟·韦利则又作了反回应。韦利这样解释其不欣赏《琵琶行》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首诗并不能使读者深深沉浸在琵琶女或者白居易本人的情感世界中。出于尊重，《琵琶行》和另一首长篇叙事诗（指《长恨歌》）相似，必定也会被称赞为达到了技巧和优美的极致。但是，这首诗中包含了能够保障它在中国流行和成功的所有因素——秋天、月色、被冷落的妻子、被流放的天才。以此为基础写出的那些剧本，甚至都比这首诗本身更好。
这不免令人难以接受。约翰·弗莱彻（John Gould Fletcher）这样评价：
韦利放弃了对《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翻译，并说这是因为作者白居易并不重视它们。白居易在晚年这样想也许是真的，但事实是这两首诗是他写的，而这两首诗更是中文或其他任何语言所写的最好的诗歌。
韦利对白居易这两首长篇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其实都相当主观化，包含了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程度，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意味。
韦利一直在伦敦博物馆东方图片及绘画分部工作，他对东方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写过很多相关的论文，如1917年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汉学论文《一幅中国画》就是介绍大英博物馆馆藏宋代名画摹本《清明上河图》。1921年发表一组讨论中国绘画哲学的文章9篇，1922年出版《禅宗及其与艺术的关系》, 1923又出版《中国画研究概论》，这些艺术研究著作功力深厚，见解独到，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都曾经再版。在《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一书中，韦利也体现了对艺术的特别关注，比如详细介绍了白居易对音乐和各种乐器的钟情，以及当时音乐的盛行、每种乐器的来由和著名乐曲如《霓裳羽衣曲》的谱成经过。音乐和舞蹈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韦利也介绍舞蹈的一些情况，还详细探讨了白居易与元稹在舞蹈技艺看法上的异同。此外，如白居易对绘画的观感都介绍得很详细，如翻译诗歌《画竹歌并引》和文章《记画》。这些艺术方面的内容占据相当多的篇幅，不但是韦利关注的内容，也是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
同样是出于个人喜好，韦利花了很多笔墨介绍佛道信仰，尤其是禅宗，联系他在前言中“对白居易与佛教的关系笔者只做简略探讨”的宣称，可以认为他对佛道内容的涉及是情不自禁的，也侧面体现了他自身对佛道的兴趣。韦利第一次专门探讨佛教的文章是1932年的论文《佛是死于食猪肉吗？》，另有《中古印度佛教新探》《耶稣与菩萨》二文，以及前面提到的《禅宗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和《道与德》两部著作。此外，还有《论中国的炼金术》和《佛经中提到的炼金术》两篇探讨炼金术的文章。
韦利强调该书的史实性质，但有时也为了照顾读者的兴趣，写入一些完全没有史实依据的传说。比如在翻译白居易《夜闻歌者（宿鄂州）》时，只是提到这首诗的主题和写于一年之后的著名的《琵琶行》非常相似，而谈到《琵琶行》一诗时，却说这首诗有可能是《夜闻歌者（宿鄂州）》一诗的扩写，并说在这两首诗里，“白居易宣称在长安时并不认识该女子，然而实际上却与她有过一段情。教坊的主事者把这个叫兴奴的女子卖给了茶商，骗她说白居易已经在贬谪途中去世了。白居易与她在诗中描述的浪漫情形下重逢，于是，他们结了婚并一起幸福地生活到人生的最后”。这显然是元代马致远的四折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的内容，韦利虽然承认这可能是虚构的，但在行文中却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进行阐述，很容易误导读者。实际上，《夜闻歌者（宿鄂州）》中的歌者是“有妇颜如雪”“娉婷十七八”的少女，一年后所写的琵琶女却是“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妇人，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而白居易与琵琶女的故事，更是纯属后人编派。韦利把这两首诗混为一谈，又加上这一段虚构的故事，明显违背了自己这部书“只叙述史实”的宣称。
韦利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都颇有研究，积淀深厚，在史实掌握和文字理解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偏颇，甚至《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史学著作都曾引用《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作为参证资料。当然也有一些讹误，比如杨联陞指出的韦利对唐代“和籴”制度、“两税法”以及“分司”制度的理解上存在的一些误解或片面，但总体来说，杨联陞对韦利这部书也是赞赏有加的，此类讹误瑕不掩瑜，而数量之少已经从侧面表明了这部书的严谨性。
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利的客观态度仍是主流。比如在译诗时，韦利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学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学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要客观很多。在译诗时，诗人更看中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
总之，《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的成绩与优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为亚瑟·韦利众多汉学作品中影响最大者。评以精彩绝伦，评以引人入胜，绝非过誉。五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经典著作。
（致谢：莫丽芸女士对本文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