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气”的诗歌批评——评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
在中国的诗话中，“客气”是一个不很客气的评价，得到这个评价的作者，往往被视为字雕句琢、模拟因袭、缺乏真情实感，乃至缺乏中国主流诗学话语所看重的种种因素。如果一位中国诗人被视为诗歌王国的客人，无异于说他对诗学完全是个“外行”。然而，如果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把“客气”这个词还原为它的字面意思，当成一种适当抽离、适当客观化的视角，那么对文学艺术本身而言，“客气”或许不是那么糟糕的事。当一个时代的诗学话语充满了圆融的大话、套话时，“客气”的声音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很多日本学者的中国诗学研究，都带有一点“客气”的感觉，并因此具有无可取代的魅力。川合康三先生的研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
《终南山的变容》是川合康三先生的论文集，以中唐文学为讨论对象。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对六朝和中晚唐的讨论已经十分普遍，但我们总还是容易将六朝和中晚唐与日本学者的喜好联系起来。谈到这种重学力、重技巧，在思想情调上又显得不够正大的时代，中国的诗学家总是难免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时至今日，如果一个中国人胆敢在公众面前用中国传统诗话的方式评论一首当代人的诗词，仍然要面对“以句解诗”的严厉指责。相比之下，与儒学文化中心保持一定距离的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不必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可以更放心地去关心风花雪月，关心文学的“骨骼与肌肤”。这对一直存在于中国诗学内部却令中国人不大敢接近的“钟刘之学”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同时，当处在儒学文化圈边缘地位的日本学者反思儒学文化时，始终没能进入中国诗学文化的中心的六朝和中晚唐诗学，也更容易令他们产生亲近感而成为他们反思的切入点。关心六朝与中晚唐，并非是忽视汉魏和盛唐，而是站在汉魏与中晚唐的角度回望汉魏和盛唐，以期对后者得出更全面的认识。中晚唐诗学的成就曾被严羽比喻为“声闻辟支果”，技巧、风格的追求比较极致化。川合先生所擅长的以“范式”把握诗歌的研究方式，既体现出日式研究的特点，同时，也很适合中晚唐诗学固有的特点。
《终南山的变容》一书突出的亮点在于对诗歌细节的精准把握。川合先生的切入点往往细密到常人不易察觉，而其后牵涉的诗学问题却是真实而重大的。细小的切入点保证了问题的新颖，而细小问题背后，宏大思想体系的支持则保证了问题是有意义的。
全书共分五辑，每一辑包含若干篇同一主题的论文。第一辑为中唐文学总论，第二辑论韩愈，第三辑论白居易，第四辑论李贺，第五辑散论其他文体。每一辑中都有以小见大的闪光点。如第一辑通过“终南山的变容”——盛唐对终南山的宏大描绘与中唐对终南山的细微描绘的对比——来概括盛唐与中唐之间文学风格的转变。又如第二辑分别通过“古”“戏”等概念的辨析来探究韩愈的文学观。再如在第三辑中，从“语词的过剩”这一中心出发，从“作品之多、类型之广”“词语之富、篇幅之长”“诗的日常性”“多向的思维”等四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白居易的诗学，均颇具新意。
尤有新意的是，作者在解读《长恨歌》时，注意到“丽人尸身与土的对比，看来形成了一个模式”
。并举实例说明“白居易咏西施、王昭君的诗，也写到她们死于土中的景象”。随即联想到“还有一个人偏爱土中美女这残酷的美，那就是李商隐”，又举出李商隐之后，韩偓、罗虬乃至《红楼梦》中的“葬花”都属于这一序列。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诗中写到美人的死亡、埋葬，不过是叙事中的一个事实，最多不过是一种套语，并不会很具体地去想象“土中美女”这一凄艳诡异的形象。川合先生却以这样的表述拈出“土中美女”的意象，并简要梳理出了这一意象的爱好者的谱系。这个意象使人联想到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提出的“恋尸癖”概念，即一种偏好无生命、终结和人工物的心理现象。而这种倾向，在中晚唐的诗坛上大行其道。川合没有对“土中美女”的意象展开论述，但他拈出这个意象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的确反映除了中晚唐诗歌的某些特质。即使是看似光明的元白体，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中晚唐的时代风气。川合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继续讨论。
在美人死亡的悲剧气氛中，川合可以冷静地从故事情节中抽离出来，以分析的方法发现其中有研究价值的元素，这种研究精神已不能仅仅用民族差异来解释，而已经固化为研究者在文本面前应有的“客气”态度。
第四辑分析的李贺无疑最适合川合的研究方法。川合先生在他的第一篇论文《李贺和他的诗》中，已敏锐地发现了“未分化的感觉”这一经验方式，指出嗅觉和触觉在李贺诗中得到突出的表现，而二者是本原性的感觉。从这个角度出发，川合对李贺诗中的通感等文学现象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对感觉的描述原本就是日本民族所擅长的。如大冈信在《日本的诗歌——其骨骼和肌肤》一书中写道：
在日本，比起视觉、听觉等非常容易测量、能够明确分节的感觉来，在人体内部产生的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觉，的确是一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这些感觉器官，都有着在黑暗之中越发敏锐的共性。它们不像视觉或听觉那样能够明确地分节，所以无法精密地识别它们。还有，个体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可是，无论哪种感觉都有着极其实在的存在感，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比视觉和听觉更能深深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感觉。
在另一位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叙述中，光明的视觉和听觉与黑暗的触觉、味觉、嗅觉被建构为一组对立，后者被认为是日本歌人所偏好的，同时也被川合认为是李贺所偏好的。不同的是，这种偏好被川合认为是青年人的特性，而被大冈认为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如果整合这两种观点，不妨认为，尚未进入社会主流的青年人，与处在儒家文化边缘的日本民族，都偏好“黑暗”的感觉，这或许与其边缘化的心理有潜在联系。
除了“未分化的感觉”外，川合对李贺诗中的比喻、李贺诗中“代词”与形容词用法两个问题也做了精到的分析。从李贺的比喻中，川合拈出了自然物与人工物这一组对立，敏锐地感到这组对立是解读李贺那些奇异比喻的关键。“代词”一节则分析了李贺使用名词和形容词时使用的独创性的聚合关系，也颇具启发意义。
除了发现细节的特长外，川合的考据工作也比较扎实，对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川合对细节的感悟，也是建立在把握历史环境的基础上的。
如果说这本论文集存在美中不足的地方，则是川合先生在提及一些新颖的问题时，往往采用近似于中国传统诗话“摘句论诗”的手法，侧重于指出个体诗人存在的文学现象，而没有进一步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这使得一些有意思的细节背后的诗学意义显得不那么明晰。当然，对诗歌细节的敏锐发现与对其发展源流的考证是很难兼得的，更不容易在同一篇论文中同时表现出来。这也为后来者在其启发下进行后续研究留出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