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

吴佩林

摘要嫁卖生妻行为虽然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所摈弃，但在民间社会，由于经济的普遍贫困，更因其尚能使其中一部分人达到“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目的，故作为一种民间习俗而普遍存在。在四川南部县，由于没有像招赘婚、同姓相婚、转房婚等变例婚姻那样破坏原有的承嗣和财产继承秩序，嫁卖生妻没有被官方列入“县中恶俗”。至于闹上衙门，多另有原因，尤以嫁后图索为首要。县官的裁决也是根据乡民不同的诉讼动机，参考但不严格按照律例，并权衡各方利益做出弹性处理。衙门的这种处理方式与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呈现出相互吻合的一面。

关键词清代民间社会嫁卖生妻《南部档案》

嫁卖生妻，是指在丈夫尚存又没有正式履行离异手续的情况下，买卖妻妾的行为。“生妻”即“活人妻”,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南部档案》（以下省略馆藏地），档案号：18-1323-3480，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部档案》里没有见到有关典雇妻妾行为的记载，所以典妻行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讨论的对象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社会中上层的嫁卖生妻行为也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它有别于人口拐卖。可见赖惠敏、朱庆薇《妇女、家庭与社会：雍乾时期拐逃案的分析》,《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第8期，2000年。传统社会，嫁卖生妻行为由于与正统伦理道德相悖，不仅为法律所禁止，《大清律例》规定：“若用财买休卖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见《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也常是衙门告示禁止的对象。如“倘有无耻下流恬不为怪，再敢踵蹈前辙，仍然买休卖休者，一经发觉，惟有按律追究”（同治《桂阳县志》卷18, “禁买休示”）; “新化风俗，严禁条，别流品……有公禁贫嫁生妻碑……凡有关于风俗者，一一申明约束”（同治《新化县志》卷7）。在地方志叙事中也通常以“陋俗”论之。如“居茅屋，讨生妻，愁老一世”（民国《昭萍志略》卷12）; “有钱不种无粮地，有钱不娶活人妻”（民国《张北县志》卷8）; “有钱不买当庄鸡，有钱不娶活人妻”（民国《昌黎县志》卷5）; “不知贫至卖妻，遑恤颜面不察”（民国《万源县志》卷5）; “更有嫁生妻者，乡党深恶痛绝”（民国《分宜县志·风俗志》）。族谱的记载也不例外。如“至于敢为媒证折嫁生妻，寡廉鲜耻，情尤可憾，察出更宜重罚”（湖南邵阳《苏氏三修族谱·续修家规》）。今人的眼光也多将其当作旧社会的“瘤毒”，视其为典型的买卖婚姻，是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表征。参见冯尔康《去古人的庭院散步：古代社会生活图记》，中华书局，2005，第20页；王美英《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82页。但是，笔者在阅读新近开放的清代地方档案——《南部档案》《巴县档案》《淡新档案》开放已久，为世人瞩目。《南部档案》乃新近开放，知者不多。此档案是目前发现的历时最长的清代州县档案，数量为18186卷84010件，具有极高的档案学、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法学价值，系清代地方档案不可多得之精品。关于《南部档案》的概况参见拙文《州县档案之学术价值漫谈》,《光明日报》2010年4月13日。后，却有趣地发现：在清代四川南部县，官方将招赘婚、转房婚等变例婚姻列为“县中恶俗”，却把“嫁卖生妻”行为排除在外。嫁卖生妻为何没有列入其中？生妻为何被嫁卖？买者又有怎样的企图？民间与官方究竟对此行为持何种态度？如果民间认可嫁卖生妻行为，为何又要闹上衙门？对于闹上衙门的纠纷，县官又做何裁决？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实际？而目前学界对“嫁卖生妻”虽有研究，但所论各有侧重，尚没有确切回答笔者的这些疑问。《南部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与嫁卖生妻有关的诉讼档案与契约文书，为我们从一个具体的区域探讨其背后的机理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