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话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正如神话学支脉众多、内在学理斑驳缠绕，考古学同样在不算太长的学科历史中有太多演变、术词和观点。即使想对考古学做学科的总体描述也绝非易事，它存在着诸如线性写作范式、阶段性写作范式、思想史写作范式、后过程主义写作范式等模式。若不经过严格的学科训练就做此工作，无异于鲁莽和不自知。不过，尝试走近考古学，至少能从其学科的发生、发展中看到与神话学的内在关联。20世纪初期，神话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一起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建构和中国历史叙事的新范式。基于这个大的文化前提，今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探源工程”则延续了这些学术建构与国家话语叙事。正是今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让我们乐观地看到神话学、考古学的交叉趋势和拓展空间所在。下文即从这几个方面择要论述。

一 基于“神话—古史”的中国考古学

先于考古学的发生和实践，中国神话学应是最早介入探讨文明起源、文化渊源、国家认同的学科之一。徐苹芳先生曾总结：

 

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一开始便与中国文明（文化）之来源联在一起，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独立（原生）文化，还是外来的传播（次生）文化，便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所以，在谈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先从中国文化的来源说起。

 

从中国神话学的发生来看，它在建构之初就关注“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若再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知识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恰恰是在晚清文化认同遭遇危机，学术面临转型，对上古的信仰话语被处理为“神话—古史”的过程中发生的。

（一）从“神话—古史”到考古学

按学术界的观点，考古学人大都认为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全新的研究传统，与此前的金石学传统不存在前后传承或者转型的关系。李济先生曾说：“要是把现在的考古学与我们固有的金石学放在一个宗派里，岂不成了中国的胡人用改姓的办法冒充黄帝的子孙的那一套把戏。”究其根本，考古学、历史学、神话学，都是西学东渐的新兴学科，它们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扎根、发展壮大，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学术建构与认同的需要。

清末民初的疑古思潮打破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信仰话语。“古史辨”派在整理、辨别文献史料的年代，在解构千古一系、民族出于一元、地域一统等传统观念方面进行了重要实践，也为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扫除了若干障碍。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中国上古、远古几乎抹杀成一片真空，迫切需要无争议的科学史料去填充。为此，如认为“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的诉求应运而生，真古史的解决就只能依靠考古学，这成为当时古史研究的趋势所在。正因为学理逻辑承接了“神话—古史”的二分并致力于研究信史，所以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被看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分类或定位上归属于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种分类或者定位是受我国学术传统影响的结果，并源于20世纪初西学东渐大潮中考古学被我国史学界用来解决上古史的争议”。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论述，“在重建中国古代信史，重建中国古史科学体系的渴望中，以田野发掘为特点的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这些论述明显地反映出，考古学对上古的研究根本上在于解决悬而未决的古史问题，将其打造为科学体系中的信史。考古学的这种研究必然是在上古文化被分割为“神话—古史”，在现代性转型下的学术建构中完成。只有“神话”被建立，“古史”成为可实证的部分，考古学才能应运而生。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也能验证这条基本路径：考古学建立之初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安阳挖掘，它最直接的贡献在于证实了晚商的存在。至此，“证实”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对于在疑古思潮冲击下亟待重建的古史至关重要。虽然安阳的挖掘并不能和《史记·殷本纪》完全对应，“但是古史体系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阳‘证实’的范畴”。这种将考古挖掘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研究模式强化了编史倾向，强化了“神话—古史”的对立模式。同时，考古学人希望在“证实”中延伸中华民族历史，增强对其时间与空间的认同，这些都与当时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殊途同归，共同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诉求。然而，考古如何证实黄帝、尧、舜呢？其证据是什么？仅靠证实，恐怕考古学永远不可能证明先殷神话，反之亦然，神话也很难被简单地视为史学研究的证据性材料。所以，20世纪30年代以后，考古学者仍全力考其古史，而史学家则根据神话资料重建古史，至于神话学家就在神话、文学、文艺的殿堂里沉潜其味。例如史学家有蒙文通《古史甄微》中的“三集团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埃伯哈德（W. Eberhard）的古代地方文化说，茅盾、鲁迅、周作人等神话学大师则进一步强化了神话的文艺性与文学研究。

不仅神话学从学理逻辑上为考古学扫清了障碍，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催生着中国神话学的内容与功能，呼应和延续了中国神话学最初聚焦的民族建构和文明渊源问题。在“神话”引进之前，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法、英等国便出现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清末民初的神话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这些内容。章太炎、梁启超、蒋观云最初从神话学角度谈民族认同与文明渊源问题后，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夷夏东西说”，即西部的仰韶文化为虞夏民族的文化，而小屯商文化则应来自东方，可能与龙山文化有关。这种认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很流行，比如安志敏先生认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李先登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严格地说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进展，中原以外各地新石器文化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并显示出不同的谱系和地域性特征。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域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挑战了“一元论”和“中原中心论”。自此，“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论逐渐成为学术界主流的认识，时至今日，文明探源工程仍然聚焦于文明的原生性与渊源问题。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有：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原生文明。……对夏、商二代的历史，先秦文献只留下若干片段记录；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和《殷本纪》中也仅梳理出简单的历史框架，有世无年。近、现代考古学提供的丰富材料，极大地开阔了认识夏、商文明的视野。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成为重建夏、商信史的主要途径。

 

许宏教授在《最早的中国》中也强调中国文明的原生性，并引用了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以及严文明教授的观点来说明：“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两个大的文明体系是独立起源的，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放入国家话语层面，神话学、历史学、考古学的现实诉求都在于解决中国历史的起源问题，考古学在这个问题上更强调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定性。“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推出了一份夏商周三代文明史的科学年表。我们不妨对比一下，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将中国的历史纪年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直接作用在于，将公元前841年向前推进了1200多年。“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提供历史材料，证实或者证伪成文献，补充文献失载、语焉不详或者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物质面貌。考古学作为材料之学的印象得以进一步强化。……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自生成之初开始与史料学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将考古学的价值锁定在为历史学提供新资料的地位上。”在中国汉代及先秦古籍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早期文明的传说，这在其他文明中是难以看到的。正是由于这样，中国传统记史和文献的丰富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考古学发展的藩篱。进而，“神话—古史”的学术话语内在制约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模式。

（二）“神话—古史”对中国考古学的制约

若对比中国与欧美的考古学特点，后者的主要倾向是离开文献，或者说是要补文献的不足，即求之于“器”。早在考古学刚传入中国不久，章太炎就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乃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他认为：

 

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

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比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誵惑听闻，抹杀历史，而不惮辞费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

 

章太炎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传统观念对新兴学科的制约，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承担印证文献记录的使命。“神话—古史”的背后是二元对立的真假之别，考古是借助神话来确定古史传说的可信度，进而对照延绵千年的记史传统，寻找中国文明的承转启合。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的编史传统使张光直先生深感困惑：为什么中国学者对文明起源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产生文明的社会内部动力问题？陈淳先生认为，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不仅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座里程碑，而且对后来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学术影响而言，它牢固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学术定位，成为证经补史的工具。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成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并将发现稀世珍宝和评出十大发现视为最高学术荣誉。于是，证经补史和挖宝心态成为中国考古学视野和研究水平提高的两个主要羁绊。仍是陈淳先生所讲：

 

囿于狭隘的编史传统，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至今还没有涉及郭沫若和吕振羽在70年前提出的通则问题，也没有充分利用田野考古的丰富潜力去超越文献线索，启示新的历史问题和创造古史研究的新境界。考古学家没有设法去寻找和解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提供的证据和问题，努力重建一种和史籍记载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提供历史新知的源泉。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日前还没有摆脱直觉思辨的成分，仍缺乏重视和强调规律运用的科学方法。对于考古学的国家探索来说，观察的对象还是遗址和器物这些不连贯的文化实体而非社会现象。虽然对这些静态现象的观察和分类是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来揭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活动的相伴关系：解释它们怎样发生和为何变迁的原因。

 

考古学内部的这种反思难能可贵，然而，笔者又不能完全认同陈淳先生的观点。其最大原因在于，放入神话学和思想史视野，中华文化蔚为壮观的记史传统和上古的丰富文献，还不仅仅是简单的“材料”，也与单纯的世俗性文字有别。仅把史书及相应的“春秋大义”“史家笔法”等文化价值性内容视为“材料”，这本身已经是清人提出“六经皆史”之后的学术观念。事实上，中华文明延绵几千年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历史精神正是从这些经史之书中承载和表现出来的。不妨说，中国的历史叙事和众多典籍本身就构成一种独特的神话性结构，比如“六经”和“二十四史”，先秦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入所谓的“理性化”，而是始终伴随着神圣与世俗杂糅、礼乐与巫文化共生的特征；那么，我们可能汲取哪些资源来解释先秦文化的渊源，描述礼乐文化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引文中陈先生所说的，要“努力重建一种和史籍记载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提供历史新知的源泉”还有可商榷之处。在考古学的发展和新的知识语境下，既要努力去除传统古籍及其价值观念的遮蔽，破除狭隘的自我认知与判断方式；同时也要不断地结合上古文献典籍去打造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凝聚力，以及其独特的精神信仰方式，在“文”与“器”的结合与阐释中探究中华文明奥秘。

二 中华文明起源特性与神话学研究

从考古学角度讲，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由重要的考古发现所促成的。从神话学角度讲，综观中国神话学的建立目的与实际效果，皆在于论述文明优劣问题，以及中华文明从何而来、有何特点，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等问题。在“神话—古史”的话语奠基下，两个学科其实在根本观念上有着相同的起点与旨趣。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最大的文科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中国神话学的发展及反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项特色直接指向神话学的参与必要性，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独有的“玉器时代”，更是为中国神话学提供了发展本土理论张力与方法论的新空间。

（一）“文明”的要素及中国文明特色

关于“文明”和文明起源的标准有多种划分。尤其在西方学界，关于人类起源、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各种思潮和理论此起彼伏，例如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进化论、文化历史特殊论、美国新进化论、社会类型与酋邦概念、弗里德的政治社会演化论、塞维斯的社会进化模式、柴尔德的自发论等。西方界定文明起源的标准往往有以下几点：第一项标准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革命性变化。主要的标志是金属工具的出现，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得以运用。第二项标准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分离，氏族社会的血亲制度逐步弱化，被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所取替。第三项标准是城市的出现。城市成为贸易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贸易的往来、物资的流通促使城乡分化，这成为城市产生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考古学界，20世纪50年代，李济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所作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演讲中指出：商文明“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种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早期文明特征及基本要素的概括，即熟练的铸铜技术、成熟的文字体系和复杂的社会组织。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日本作题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演讲时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夏先生认为探索文明起源应该由考古学来解决，“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苏秉琦先生也指出，研究文明起源“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由于“文明的三要素”既具有易于观察的物化表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很快就得到了中国考古学界普遍的接受。在此之后，又有学者相继提出了四要素、五要素、六要素等诸说。各种看法虽然有不相同的地方，但大都有文字、青铜器、城市（都邑）和礼制遗存这几项。这些文明的要素并非仅仅将诸要素简单地加以罗列或集合，它们“密切的联系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文明时代物质的、社会组织和精神的等几个层面的主要特征。……这些要素虽然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但却是从中国早期文明——夏商周三代的考古遗存中归纳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

综合上述观点，这么多的分类和标准纷纷指向一个关键点：天时、地利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以及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导致不同文化圈、不同地区的文明起源及特性必定不尽相同。中国文明起源过程有共性，也有其自身特点。根据已有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

第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代，中国的生产工具并未出现类似于西方的革命性突破——石制工具被金属工具所代替，金属工具在生产劳动中得以广泛运用。恰恰相反，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金属工具服务的重心是社会结构中居于上层的特权阶层。金属器（主要是青铜器）被社会上层权贵所拥有，成为统治阶层控制财富的重要手段，同时又具有象征权力与地位的作用。然而，金属器作为生产工具被广泛运用于生产劳动中要迟至春秋时代。在金属工具出现之前，象征权力地位和精神信仰之物是什么呢？

第二，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非但没有分离，反而通过国家政治活动越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石。在三代文明形成的进程中，宗教神权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商代社会，君权和神权合一，历代商王垄断祭祀天帝的权力，宗教神权成为商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支柱。西周社会突出体现对祖先神的祭祀和崇拜，这种内向封闭型的祖神崇拜，成为西周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政治权力中心和宗教祭祀权力中心的合一，是三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占卜巫术、礼仪典章制度也在宗教神权、祖神祭祀中发展、完备。

第三，张光直先生通过对比东方、西方城市起源的过程得出结论：“从城市起源上来看，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古代的城市，两者其实也有本质的不同。”事实上，中国最早的城市并不是经济腾飞的产物，也不是靠贸易交流的需求而兴建的，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那么，在文明起源阶段，用什么象征权力和维护统治？针对此，赵辉先生将中国文明的特质概括为：第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与民族关系；第二，从墓地和宗庙遗迹所见氏族—宗族观念的牢固和祖先崇拜的强调；第三，从埋葬方式所见等级制度与礼制的萌芽；第四，具有中华特色的物质文化——玉以及占卜习俗。

基于上述归纳，笔者将这几个层面概括为以下方面。

①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以最早的显圣物玉器为代表，先进的生产工艺并未用于生产劳动中，而是成为特权阶层彰显权力、实行垄断的方式，被大量用于祭祀仪式和政治活动中。

②在文明起源阶段，玉器信仰仪式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以祖先崇拜、天地祭祀为主要内容，并逐渐演化成礼制系统，至周代时，得以完全建立。

③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城市体现出政治上强控制的特征。城市并非出于商贸经济的考虑而建立，而是成为权力角逐的舞台和特权阶层实施统治的场所。

可以说，构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切因素都是围绕着权力垄断、宗法和祭祀礼仪来发挥作用的。祭祀仪式中的礼器与神器——玉器、祭祀仪式本身也构成了古代宗法制度的一部分，是先民维系自身与天地、先祖神灵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研究“玉”及其信仰观念，成为中国神话学与文明探源工程相互促进发展的新领域。

（二）玉器时代与神话学研究的新空间

“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重要。”张光直先生曾总结说：“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对神权的垄断和祭祀仪式过渡成礼制的过程，构成了文明起源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有学者强调“礼制”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根本法规，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而要研究礼制的根源，又势必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众多文明遗址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最重要的礼器和神器——玉器，这些玉器背后蕴藏着大量文明起源信息。

由于财富的集中是借助政治的程序（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借助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的，连续性文明能够在连续下来的宇宙观的框架中产生。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文明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而西方文明的发生是突破性的。因此社会科学中由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玉器的出现及玉文化的发展，则是中国文明发生发展最鲜明的表征之一。如何围绕这个特殊的文明现象做研究呢？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诸多攻关项目来说，是更偏人文阐释的“物质文化”领域。遗憾的是，针对信仰、祭祀及其物质文化研究，却不见得是中国考古学的重点或特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考古”一词更多的是在考证古史的意义上被理解和使用。即使掘地，学人最有兴趣的仍然是发现埋藏在地下的文献。王国维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实还是针对文献。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内进行，后来得到现代考古学的大力支持，而国际学界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更大关注，其研究方法对民族学和考古学产生了更大的依赖。造成这一差异主要在于中国有不间断的编年史和丰富的典籍，而世界上大部分文明古国和早期国家都缺乏连续的编年史，缺乏可与中国比肩的文献资料，所以必须依赖历史学以外的方法来进行探索。针对世界文明起源的共性，“各地诸多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宗教存在差异。但共同的特点是，宗教发展的结果，巫师阶层形成了，而且还产生了执掌神权的领袖”。研究这些文明起源时期的信仰、巫师以及部落社会的神权特征时，神话学的视角不是互补，而是必需。尤其针对中国古史至今仍然无法说清的情况，在考古学求范式改变的今日，神话学更是责无旁贷。

在关于文明探源的各种讨论中，对夏文化的争议最大。对何处是夏文化有争论、对其分期有争论、对夏的族群有争论，甚至对夏本身是否应该纳入“夏商周”谱系叙事，都充满争议。俞伟超先生曾充满感情地这样评价：

 

我虽然目睹了近40多年来探索夏文化的整个过程，但并未专门从事夏文化研究。不过，我的确认为这是近数十年内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大家最关心的课题，……有那么多当面的争论，背后的议论；又有那么多人因新的发现而情绪激动，长久不能平静；也有那么多的事件，引起过相互之间的变化。总之，在我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又一次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

 

面对文明探源的这些症状，有学者说，“‘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似乎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领域。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性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如何解读这些“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呢？也许国外的考古学发展线索能提供一些启示。早在20世纪初，欧美的考古学界就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中获得了新的指导方法，使直线进化论的阐释范式逐渐破产。“考古学家逐渐放弃原来的根据典型器物分期阶段，转而根据文化特征为文化分类。这种研究很像人文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现代原始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信仰在区域上的差异，并用传播迁徙来解释这种差异。于是，史前考古学从地质学方法转向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态度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欧美考古学出现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步成为国际潮流，即“过程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强调文化生态学、信奉新进化论、提倡系统论；强调实证论的科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开始，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类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识形态、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被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比如后过程考古学研究器物中那些与功能无关的纹饰、设计等在哪些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侈品的象征性来操作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考古学的这些发展趋势不断强调对“物”的阐释、强调“物”背后的生态、所表征的观念等，这些都是神话学视野所可能提供的丰富资源，也是神话学不断更新自我界限与研究范式的契机之一。

遗憾的是，文明探源工程却始终将神话视为故事性材料来验证历史，既缺乏神话学研究的整体参与，又缺乏神话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整合视野。王仁湘先生曾表示：“我们知道，这个文明探源工程是由考古学家主导的，它更多的是重实证，但对于实证的解释，又非常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特别是回避了传说与神话的研究途径，这反而削弱了实证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走出考古学的学科壁垒，向其他学科求援是一条必由之路。”然而，目前的学术现状表明，类似的“必由之路”还非常少。反观西方神话学的新近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对欧亚文明渊源和联系的思考，并从图像和“物”的考察方面，充分利用考古学等各个学科的视野、方法来拓展神话学的研究可能与意义。同时，这些探究又使得神话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民俗学研究对象，而成为穿针引线、管中窥豹的文化载体。参照此，我们需要反思如何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考察，借助神话学特有的学科优势来重溯中华文化的信仰源头及其特色、价值等，进而在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让中国神话学与考古学、历史学、哲学、思想史等学科有效互动和对话，共同作用于“中国”研究。这项工作任重道远，所幸学界已经开启并取得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