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及特征

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

1．全面改革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破性地为中国改革“升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主张。全会审议通过的2万余字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得以公布。2014年被视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那么究竟何为全面深化改革呢？习近平表示，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总的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领域体制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泛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3）健全科技体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4）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5）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资源节约，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新的贡献。

（6）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投资国际合作水平；深化投资和贸易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

（7）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2．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征

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伟大变革，因而充满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特点，对于夺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1）现代性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特点。现代化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和展开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培育和塑造充满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现代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我国的改革方式正在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改革是从政策调整开始的。由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我国社会面貌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为改革的制度转向奠定了基础。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单纯的政策调整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新要求，改革方式必须从政策调整转变为制度创新。政策背后是制度，新的政策一旦受到旧制度的束缚，制度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事实上，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说到底需要制度支持。和政策相比，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制度。邓小平早在1992年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实现邓小平当年的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尊重客观规律，把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制度化。要敢于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形成富有现代性内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应依靠现代化的人来建设。因此，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制度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现代化，更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

（2）整体性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人类社会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离开其他要素而孤立存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表明，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之间相互牵连、相互掣肘。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决定了改革的整体性。

我国的改革方式正在从单向突破转向整体推进。在改革的初始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采取了循序渐进、实验先行、不断探索、逐步推广的方法。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渐扩展到城市；从沿海开始，逐渐扩展到内地；从局部开始，逐渐扩展到全国；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不仅使我们很快启动了改革，而且避免了激进式改革所带来的震荡，实现了社会的平稳发展，为整体性改革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单项突破的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改革说到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同领域的改革对象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每一个领域的改革必然要牵涉其他领域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发展，单项突破式改革的效益在递减，局部领域的改革因其他领域的制约不可能得到深化。这就是我国的改革所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着眼于改革的整体性，积极主动，顺势而为，不失时机地把改革方式从单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如果错失良机，不仅影响改革的推进，而且会使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化为乌有。当然，我们强调改革的整体性，不是否认改革的重点。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有重点和难点问题。只有在各个领域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才能实现改革的整体推进。

（3）深刻性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深刻性就在于，这是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本质则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必须透过思想关系，深入研究利益关系。

我国的改革方式正在从观念变革转向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否认，改革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利益关系调整的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摆脱贫困是人们的普遍利益诉求，我们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诉求中启动的。改革几乎能为所有的人带来利益，这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改革的阻力不在利益关系方面，而在思想观念方面。一些人不愿改革，主要是担心改革会“葬送社会主义”，害怕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面对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我们不搞争论，大胆探索，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在行动中统一思想，最终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开辟了一条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现在的改革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由于我国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总体上说是历史的进步，但其中也蕴藏着需要反思的新问题。由于改革的不到位，我们的体制还不健全，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公平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两种因素并存。而且，在利益群体分化中，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并存，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并存，利益关系复杂化和利益矛盾尖锐化并存。因此，利益关系的调整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是孪生兄弟。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超越狭隘利益的局限性。面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必须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克服部门利益的掣肘。只要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对广大人民有利，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就要坚定不移地改。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4）公正性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只能是在部分先富的基础上，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我国正在从部分先富转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穷。为了摆脱贫困，消灭贫穷，我们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关注改革的公正性，并不是质疑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确，而是要对部分先富的现象给予公平追问，进而走向共同富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公平竞争，也有不公平竞争；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有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尽管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体制和制度上的弊端还存在。这些弊端为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温床。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要靠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靠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靠体制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这一切都依赖于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秉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公正性原则，用公平正义这个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5）方向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深刻反映了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综合考虑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充分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是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艰难险阻中奋斗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能够使亿万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富民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郑重宣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二是理论自信。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三是制度自信。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根据中国国情，不断完善、健全的。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要按照《决定》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要求，在未来一个时期不断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6）艰巨性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按照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力求实效的思路，不断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改革和发展中日益积累起来的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民生要切实实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依然任重道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四风”问题、腐败问题等多重挑战；等等。我们依然背负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遗留，依然面临着一些封建落后思潮沉渣泛起的危机。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要触动某些部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来自自身、内部的障碍，其阻力常常都要比外界更强大。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解放思想，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以“壮士断腕”的胆量和决心，对涉及自身的利益调整、国企改革等复杂问题，要坚决深入地改革，真正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7）坚定性

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动了利益格局的调整。面对分配问题和权力问题，改革的任务异常艰巨。因此，《决定》指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展现了“三个自觉”。一是改革自觉。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的经验，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主要举措做出了全面部署，这体现了我们党推进改革的决心。二是执政自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决定》还要求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并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这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自觉。三是历史自觉。伟大的事业是一代代人接力完成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在于一届一届的引领者，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开拓创新、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的事业追求，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答卷的政治承诺。

（8）阶段性

改革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实现总目标，必须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齐心协力贯彻落实好《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部署。全国各地的改革要按照这一时间表来谋划和安排，制定出符合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的总体实施意见，规划好每一步改革的目标任务，对于每年干什么，取得什么成果，都要一一进行谋划，确保时间、进度、成果协调统一。要落实领导责任，各项改革都要有具体部署、具体规划、具体要求，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加强指导、督促检查，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工作，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及时准确地落实到位。

（9）协同性

全面深化改革与以前相比，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改革由单一到全面。过去的改革，比较偏向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有选择性，单兵突进。现在的改革要全面、综合，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改革。二是由容易到复杂。过去的做法是，把容易解决的、相对简单的问题先解决，难的、复杂的问题先放一放。现在的改革就是全局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三是由表层到深化。过去改革在浅水区，现在处于深水区，就要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面对激流险滩。四是由“摸着石头”到“顶层设计”。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更多的是走一步看一步，更强调随机性。现在要通盘考虑，统筹兼顾，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排除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强调的以摸着石头为主，也有一些顶层设计，现在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强调以顶层设计为主。为此，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10）重点性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凸显我们党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着更加完善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这样，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就能充分释放，就能形成牵引各领域改革的强大动力。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要求不仅要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而且还必须完善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以及其他专业市场，形成全国统一的大流通、大市场的新格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是宏观管理，是创造良好的市场和经济发展环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有限型、创新型、高效型转变。

（11）创新性

改革就是要不断创新，推陈出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大亮点是寻求改革的全面突破，指出改革应呈现整体全面推进的特点，指出改革应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方面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之间应相互呼应，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呼应，也包括各项改革的内部呼应。在各项改革方面，全会指出改革应有很多新提法、新亮点、新突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全会强调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城镇化建设，都要有新亮点、新举措。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全会提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监察权，强调权力的制约监督，监督权的独立，等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全会强调应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解决人民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等。在党的建设方面，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过去我们一般提党的建设改革，现在加上“制度”，说明我们把党的改革重点放在制度改革上面。在生态方面，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体制，以制度为基石，为建设美丽中国保驾护航。全会强调要转变干部政绩观，不能以GDP论英雄；对干部要进行全面的考察，环境保护、生态建设要成为干部考核的关键。

（12）务实性

《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既开拓创新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务实作风。《决定》强调，要把握和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方向。要大胆探索实践，解放思想，求真务实，科学认识改革的本质要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掣肘，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要注重统筹协调，统筹谋划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要凝聚改革共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及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聚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 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

1．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习近平同志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过去35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对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知识、理论和经验，实现了从知之不多、知之不全，到知之较多、知之较全的转变，使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靠发展，而要发展就必须改革。改革已成为推动中国蓬勃发展、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原动力。

2．新时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之所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决定》内容分为十多个大板块，涵盖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对未来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纲领性和战略性的规划。其中具体的60项任务涉及的宽度和广度更全面体现了全会的深度和力度，这是以往任何一次改革或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无法达到的。一是本次改革更加系统深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无到有的建设以及切中问题的政策调整都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但由于目前还处在改革的矛盾凸显期，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制度、体制变革，而且常常与思想和理论的突破有关，各种情况相互交织，互为影响。二是改革更加全面综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中，改革指向主要偏重于经济体制方面。而当前的改革是包含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目标在内的全面改革。三是改革更加艰巨复杂。既然是改革，必然要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习近平同志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四是改革更加系统周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就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我们要真正解决好前进中面临的复杂问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从根本上和长远来说，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

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发展生产力是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为什么要改革？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改革锋芒所向的就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这种旧经济体制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改革，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改革是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和困难也在所难免。因此，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把改革放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通过深化改革，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困难，完成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化，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途径。

三 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改革，以创新优化体制机制和解决流程环节的问题为导向，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把我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内含的价值内容、巨大能量和潜在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以解决改革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优化主体格局、体制机制、流程环节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我国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内含的价值规范和主张要求，从而完善和提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推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

第一，完善和发展一个中心、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治理主体体系。在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统筹各方的领导体制下，构建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多方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多主体治理体系。其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同时，明确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改革一切阻碍科学民主依法治理的体制机制，释放企业、市场和社会活力，使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构建一元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

第二，围绕政治权力机制与公民权利机制的有机构成和整体联系，具体实现政治权力机制、市场交换机制、民主治理机制和社会自治机制的优化及其相互交叉创新，构建多重机制和方式交互复合作用的治理机制。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是覆盖整个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具体还有国防和军队、司法体制改革、纪律检查体制等，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涉及利益的深刻调整。当前，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即来自既得利益集团、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阻挠。这就要求党中央成立领导小组，超脱于各方利益之上，着眼于国家层面的利益和长远利益来加强顶层设计，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其他领域相比，它占据着更为关键的枢纽地位。从全局看，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是维系社会各方面平稳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国内各层次问题的根本途径。对此，全会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动携手

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命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政府。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这个要求，《决定》明确规定：“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在某种程度上，市场能够解决的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能够放开竞争的尽量放开竞争，让价值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纲领为市场化改革指明的方向。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纠正财政金融资源的错配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财税制度存在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税制结构不合理、预算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决定》对财政体制改革明确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这些要求包含丰富的内容，也关联一系列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与协调配套问题。

（2）深化金融改革

《决定》对“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出了几点要求，概括地说就是放开市场准入门槛，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以上几点都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体现。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大纲下，“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是对放开市场准入的概括，即允许民间资本和外资在中国设立银行；“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其实是对利率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概括；“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指的是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要素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配置效率。

3．《决定》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1）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决定》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就是要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路径上，要加快构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实现农业现代化；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包括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实现城乡一体化。

（2）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格局深度调整，世情、国情正发生深刻变化。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决定》对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为此，要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此基础上坚持“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的建设，带动新一轮改革和发展。

（3）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严峻。生态领域出现的问题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大关系。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促进生态领域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良性互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决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决定》就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还就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改革措施对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建设新格局有着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