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3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一 3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对外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成员，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可以说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1．经济实力快速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快速增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190美元，我国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GDP增速有16年超过10%。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36463亿元，首次突破60万亿元，是1978年的174倍；以美元计，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我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初步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上升，国家财政实力增长显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国家财力的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3年再翻一番，达到4349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达到11444亿元，2003年超过2万亿元，达到21715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达到51322亿元。2014年，虽然工业生产、消费、投资、进出口、企业利润等指标增幅回落，造成相应税收增速放缓，营改增试点范围不断扩增，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使财政减收，但是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还是达到140350亿元，比2013年增加11140亿元，增长速度为8.6%。国家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不仅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而且我国外汇储备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元，短缺是当时外汇储备的基本特征。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成为历史。1990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430亿美元，较2013年末增加217亿美元，已经超过世界主要7大工业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简称G7）外汇储备余额的总和，并自2007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尽管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它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在这期间，我国快速而有效地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能力也赢得了国际一致的尊重和认可，这体现了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高水平。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做后盾，这是无法实现的。另外，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飞船的圆满发射，均体现出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2．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30多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79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6.6%、15.4%和13.8%，第二产业成为当时的主导产业。近年来，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工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程度高、门类单一的结构向劳动密集、技术密集、门类齐全的结构转变。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医药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工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我国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在航天技术、核能发电技术、高性能计算机技术、重型机械成套设备制造技术、数控机床制造技术、第三代通信技术等领域都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基本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的转变。30多年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提高，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4年的54.77%。2014年，城镇常住人口为74916万人，比2013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61866万人，比2013年年末减少1095万人。大量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1978～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4年的55.1%。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7.6%，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占22.4%，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发展到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0.5%，集体企业产值占2.5%。国有企业产值占比的下降并没有削弱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国有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等重点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分配结构出现了明显调整，基本实现了由平均主义突出、收入渠道单一向以劳动报酬为主、资本和技术等收入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3．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居民拥有的财富迅速增加。可以说，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显著提高。就人均GDP而言，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19美元，2014年则达到了7485美元，是1978年的62.9倍。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97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11亿元，到2014年底达1173735亿元，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更是从无到有，且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元，增长了57.7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14年的10489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77.27倍。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上升到2007年的8.3%。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步入了小康并逐步向富裕过渡，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居民的吃、穿、住、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收入来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除工薪收入外，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农村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成了我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民衣、食、住、行、用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农村，砖瓦房比比皆是，小洋楼也随处可见，一部分农民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平板电视机、自动洗衣机、电脑等高档消费品进入寻常农家，小汽车也已进入部分富裕农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城镇，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并且覆盖面不断扩大。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医疗改革试点也在加快推进。截至2014年底，全国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6000万人。近9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高达95.6%。低保等制度的实施使低收入居民生活得到保障。同时，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全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4。到2014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为900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2%。
4．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增强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明显提高，商品和服务短缺问题大大缓解。农产品供给能力稳定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02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58331.6亿元。工业生产能力扩张迅速，2014年工业增加值达到227991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5倍，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2013年增长12.3%，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5%，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迅速成长。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0673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2倍，年均增长10.8%。在第三产业中，各类服务业均实现快速增长。商业持续繁荣，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市场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格局。
5．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实现从制约经济发展到有力支持经济发展的显著转变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曾经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改革开放30多年来，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快速发展，由原来制约经济发展转变为有力支持经济发展。能源生产能力由弱变强。能源供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增加能源供给。30多年来，通过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我国能源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交通运输能力明显增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邮电通信业蓬勃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不断催生对通信基础网络的需求，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到2014年末，我国已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6．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了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的构建也取得相当进展，如双向选择的企业用人制度已经建立，商业用地使用权转让实现了“招、拍、挂”，利率市场化取得重要进展，汇率弹性明显增强等。其中资本市场的发展引人注目，尽管资本市场发展历史比较短，但是其发展速度非常快。我国股市规模、市值占GDP比重、交易量等，都出现大幅跃升，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对国企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减小了间接金融的规模，降低了金融风险，对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7．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过先试验后推广，采取分步骤、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战略，使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
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推进。197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航船正式扬帆起程。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逐步扩大到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初步形成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格局。1992年，我国开放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沿边城市，以及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全方位对外开放。至此，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基本形成。
对外开放从商品贸易领域向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推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外开放以出口创汇为切入点，扩大出口成为政策的基本指向。后来，对外开放逐渐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和生产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到国际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被广泛采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服务领域的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7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2.3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1.96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从逆差转变为顺差，我国从一个外汇捉襟见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位居世界第32位，2014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2.4%，世界排名跃居第1位。此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出口商品结构看，30多年来，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从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进口商品结构看，为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在进口商品中，资源、基础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明显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这不仅弥补了国内经济建设资源和技术的不足，而且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条件。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069.57亿美元，比1982年的43亿美元增长了100多倍，其中出口额从1982年的24.8亿美元增加到2234.75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从1982年的18.7亿美元增加到383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
利用外资发展迅速，结构不断优化。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外资的进入，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的资金和技术双缺口，推动了经济增长，增加了税收和就业机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加快了我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1983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9.16亿美元，2014年已达到7363.6亿美元，增长了800多倍。利用外资方式不断拓展。加入世贸组织前，绿地投资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主要模式，并购投资和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很少。入世以来，我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承诺条款，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开放资本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有序推进，诸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主动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在WTO框架内开放证券业等，同时改进和完善外资并购政策。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总体上呈现出数量扩张型特征。入世后，我国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进一步扩大了服务业开放；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消耗、高污染外资项目进入。同时，充分发挥外资在自主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优化外资区域布局，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拓展利用外资的新领域。外商投资的重点，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近几年，外商对研发中心、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产品等高技术项目的投资明显增加；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后，商业、外贸、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新一轮投资的热点。
8．“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取得初步成效
推动企业以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点内容。从1976年我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到2014年我国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320.5亿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2014年，以美元计，全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28.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8748.2亿元，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662个，其金额合计为1578.2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金额的82.3%，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2万人。截至2014年12月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748万人。不仅合作范围和规模有了巨大飞跃，而且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显著加强，大型对外投资并购项目的投资领域呈现多元趋势。能矿领域继续成为投资热点。五矿资源等企业联营体以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国家电网公司以21.01亿欧元（折合25.4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的股权。制造业领域并购活跃，联想集团以29.1亿美元收购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移动手机业务；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以10.9亿美元收购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14.1%的股权。农业领域跨国并购取得突破。中粮集团以15亿美元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和以12.9亿美元并购荷兰尼德拉公司，而这两个并购项目成为迄今农业领域对外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门类广泛，涉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15大类行业，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对外投资额为372.5亿美元，采矿业的对外投资额为193.3亿美元，批发零售业的对外投资额为172.7亿美元，上述3个行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8%，较上年比重增加7.2个百分点。其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列前三，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6.01亿美元、55.47亿美元、44.11亿美元。企业注重当地利益融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例如中建集团在阿尔及利亚雇用当地分包队伍近300支，其住房领域项目本地化采购率达85%，年当地采购额近4亿美元，该集团承揽的巴哈马海岛度假村项目已累计授予当地承包商和供应商的合同额为3.5亿美元，占其总承包额的20%；南车集团在马来西亚设立了东盟制造中心和维保中心，实现了制造、销售和服务全产业链属地化；中铝集团在位于秘鲁的铜矿项目开工前先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解决了困扰矿区居民70年的水污染问题，还斥资2亿多美元为矿区建设了一系列现代化城镇设施。
二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
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说明，通过逐步和局部的制度调整，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不仅有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变，而且有可能在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体制的相对有效性，从而在实现体制变革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众多学者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思想解放都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从愚昧走向文明，本身就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大解放，也是社会的大进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史雄辩地证明，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1977年至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为突出标志的思想解放，促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至1983年，重点围绕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所进行的思想解放，催生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解放，开辟了全面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纪元，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关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和思想解放，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理想化、纯洁化，企图超阶段地建成社会主义并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模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992年，邓小平做出的南方谈话，则是党坚持和推进思想解放的伟大里程碑，澄清了束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模糊认识，创造性地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面向21世纪，“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的明确提出，进一步回答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问题，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系列解放思想的不平凡历程雄辩地表明，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是澄清错误思潮、统一思想认识的锐利武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明确方向，坚定步伐，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应对复杂矛盾，解决现实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靠的是思想解放，今后的改革开放仍然要靠思想解放。
2．“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思维逻辑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试、大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改正。这种思路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革。需要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富民强国目标；从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检验标准，不断消除体制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措施。其次，根据发展阶段的特点及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过去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措施进行调整，并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模式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克服阻力，争取时间，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明智之举。
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国人民意志的思想理论基础，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同心同德的方向和目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历史任务，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社会才能够稳定，人民才能够团结。否则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共同的政治基础，就必然会导致思想上的不统一，行动上的不一致，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改革开放也就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
4．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获取成果的经济助推器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1978年，国有经济产出在总产出的比重高达78%，集体经济产出的比重大约是22%，私有经济的产出微乎其微。而截至2014年底，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出当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出所占比重已经减少到12.7%，而包括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各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的产出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87.3%，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整个改革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代表着新生经济力量的壮大。由于非国有企业主要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旧的计划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相比，它们与市场具有天然的联系，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其发展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从而为整个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与风险，使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更加容易。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高，整个国民经济过多依赖国有经济时，国有企业改革就带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改革发生失误，就不仅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而且会对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就需要慎之又慎。但当非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时，整个国民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国有企业改革决策的难度也会相应减轻。因为即使改革的结果与其目标产生较大差距，它至少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在改革初期很难想象的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壮大之后，都变得可以接受。再次，非国有经济的超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有经济竞争对手和改革示范者的角色，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处于垄断地位时，国有企业感受不到竞争压力，也就感受不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时对其进行改革难度很大。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它们开始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原料、人才、资金等诸多方面强大的竞争对手。这时，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就不仅是效率问题，而且是面临被市场淘汰和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这种压力不仅是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必须要面对的，而且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要面对的。因此，正是这种来自非国有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来自市场的生存压力，推动着国有企业不断改善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最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势必会导致职工的下岗分流，这时如果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产生严重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好可以让非国有企业吸收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释放出的“富余劳动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
三 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30多年所走过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体现出了巨大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毋庸置疑，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较为突出的问题有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此外，许多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在出口创汇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偏重外向的经济模式潜存着巨大的风险。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客观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思考今后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深入。
1．贫富差距增大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针。邓小平之所以没强调以公平为前提，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公平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人平等、公平乃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不需要加以强调。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结果却逐渐远离了这个方针。做到了“一部分人先富”，却未能“带动后富”。在一部分人更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变得更穷。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虽然比2010年的0.61略有下降，但仍然超过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2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0635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1781元，金融行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最高，为94312元，农林牧渔行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最低，仅为18772元。但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倍～1.8倍。世界多数国家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在1.5倍～2倍。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最新调研数据显示，某省电力公司的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达到30万元，而建筑行业的工人工资平均不到5万元。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89元，前者是后者的2.7倍。而在1990年，城镇居民收入仅为农村居民收入的2.2倍，同一时期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的收入的差距在1.6倍以下。③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十分显著。2014年，在全国各省区市中，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为20804元，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47710元，是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多。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3．生态环境恶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安全遇到了传统工业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和直接影响，而这些挑战和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①水资源匮乏与水污染严重。我国是全球最缺水的国家之一。缺水造成的旱灾的发生次数占农业自然灾害发生总次数的50%，每年因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也达2000多亿元，有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和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全国约有70%以上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水污染，有些鱼米之乡，如今已经变为水污染的重灾区域。②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黄土高原每年平均流失土层1厘米，流失速度比形成速度快100至400倍，平均每年流失泥沙16亿吨，其中含有的氮、磷、钾总量约4000万吨，使黄土地的生产能力大大降低。③森林资源紧缺。我国森林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6。有些省、自治区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同时，森林病虫害严重，防治工作薄弱，森林病虫害平均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45亿多元。④草原生态形势严峻。由于长期以来对草地的不合理利用和开发，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草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⑤海洋生态不容乐观。近年来，我国海洋污染程度日益加剧，Ⅳ类和劣Ⅳ类海水已占全部海水的46%以上，海水水质下降导致赤潮发生频率增加，直接威胁沿海地区的供水安全；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引起了海岸侵蚀。⑥大气环境恶化。全国约有1亿多人每天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在全国338个中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只占2.9%，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占33.5%。⑦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在中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15%至20%的受到威胁，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有4000多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至20%。此外，由于引进外来物种，中国一些土著物种的生存遭受排挤、侵害而使其数量逐渐减少甚至使其灭绝。
4．改革不全面
这方面较典型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背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担责。迁徙自由本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却得到了限制。诚然，实行户籍制度是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考虑，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更好的发展。然而，除了户籍制度，难道没有更好的管理方式吗？就像计划生育一样，日本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密度也远大于我国，日本的发展却很成功。也就是说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发展是为了人民。在民主化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户籍制度亟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