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概念阐述和范围界定

对于公众而言，“非通用语”一般也被称为“小语种”。对非通用语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广义的非通用语是指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其他外语语种；而狭义的非通用语，则是指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官方工作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之外的其他语种的统称。国内对于狭义“外语非通用语”的另一种官方表述，一般是指我国教育部高教司于2000年初印发的《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中所指语种，即除英、法、德、俄、日、西（西班牙）、阿（阿拉伯）7种外语以外的语种。这些外语非通用语一般都是世界上单个国家或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本研究所涉及的外语非通用语是指后者划定的语种范围中的亚非非通用语。

本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对中国向亚非地区派遣非通用语留学生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本书中所提到的“非通用语留学生”主要指在国内高校就读期间派往相关语种国家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半年及以上期限学习的亚非非通用语学生；“派遣非通用语留学生状况”的研究包括对亚非非通用语留学生派遣状况和留学状况的研究；派遣状况包括派遣规模、派往国家、派出时期与时代特征等情况研究，留学状况包括留学生在相关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留学情况、留学环境、留学效果及其相关性的分析研究。

二 研究价值和意义

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已逐步走向多极化，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交流日益加强。与世界各国包括亚非各国在内的各种文明和谐相处，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虽然相当一部分亚非非通用语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但长期以来，他们在为改变不发达状况、发展本国的过程中进行了持续的努力。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除了要努力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一流研究成果之外，还要最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文明成果。进一步加强同亚非各国团结合作以及相互支持，将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建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坚实可靠的基础。在推动国际文明对话、民间外交、构建和谐世界以及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进程中，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此大力培养一批具有开阔国际视野、了解各国社会与文化、具有创新意识的非通用语国际化人才，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实现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是国家战略的需要。而派遣非通用语人员出国留学，是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在国内受到较高重视，国家给予大力投入，一批外语非通用语人员通过国家资助、校际交流等渠道赴对象国进修学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过去对留学生留学状况、留学对象国高等教育情况等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非通用语人才国际交流质量，制约非通用语人才国际化的发展。为使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本课题将在对全国亚非非通用语人员出国留学的现状进行调研以及对存在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非通用语人才出国留学战略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研究，一方面，可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高校参与国家留学项目和校际交流协议的落实等提供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家公派留学的水平和效益，为国家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本书涉及多个亚非非通用语相关国家，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教育教学体制各有特色，集中研究相关各国高等教育具体情况，有助于规范合理地培养非通用语学生跨文化的视角和意识，符合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生的主要趋势，是中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中国和对象国间的友谊。通过对具有留学经历的学生进行调研，从而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提出今后发展趋势的战略性建议，可以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和国际化视野、高素质、复合型的非通用语专业人才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于中国实施和平发展的大国战略，对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国家目标，对于有效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均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 目前国内外研究状态

1978年以来，研究中国非通用语留学人员基本状况的文章或在一些书籍中涉及此内容的章节与段落，大致描述了当代中国非通用语留学人员群体的简单状况。但截至目前，尚没有一本总体研究我国在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种留学人员群体形成、变化和现状的专门研究报告。本书以亚非地区的非通用语留学人员留学状况为分析样本，以实际数据为依托，战略性地思考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本书内容还广泛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人才安全、科技政策、教育体制、留学政策等理论体系，并以“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全程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本课题研究经一定的积累、策划并准备，计划在比较广阔的领域、宽泛的框架和较长的时间段内，集中讨论并研究中国向亚非地区派遣或输送非通用语留学人员的演变状态和整体状况。所以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一个比较迫切和实际的研究项目。

近年来，一些非通用语教学和研究单位对非通用语种现状先后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调研。例如，由北京大学梁敏和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地方高等院校非通用语现状调查》（2004）和《我国地方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基本路向》（2004），北京大学姜景奎教授主持开展的“我国高等院校非通用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2004）等，对于我国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发展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不过对于国外非通用语教学和研究的情况，还仅限于个别专家针对个别专业的评述，如王一丹教授的《德国大学波斯语教学启示》等，尚未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对于我国非通用语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黄秀莲、郑相斌教授的专著《外语非通用语人才开放式培养》（2004），对广西民族学院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和柬埔寨语的长期教学实践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提出了外语非通用语人才的开放式培养模式，即在传统的教学大纲基础上，更重视语言环境和未来职业环境因素对外语人才培养的影响。又如郑锡伟教授的《外语非通用语本科人才跨国培养模式探析——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08），则针对现行的外语非通用语人才跨国培养模式存在着刚性过强、学生话语权缺失等不足，提出设计更为柔性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制度，以促进外语非通用语专业学生更具个性、更有创造力地发展。再如陆经生教授的《大学非通用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策略和实践》（2012），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西语系的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以国际化手段培养国际型人才”的策略。另外，李太生教授的《高职非通用语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研究》（2009），以我国广西地区的“东盟小语种”人才培养实践为例，总结了南宁职业学院“跨国式工学结合”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提出“国内外教学资源有效整合，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有机融合，语言专业实践能力、国际环境适应能力与职业素质基本能力有序结合”的小语种人才培养理念，并认为该校越南语专业课程教学10年改革的内涵和框架（即与越南合作院校、国内外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共享专业师资，共设课程体系”），对于国内其他同类院校的非通用语专业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另外，孙晓萌教授的《中国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五十年：使命与挑战》（2010），在回顾我国开设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教学课程的历程，强调“非洲本土语言教学及研究打开了理解非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为增进中非文化交往、促进中非友好关系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也比较尖锐地指出，与欧美国家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情况相比，中国在该领域的教学和研究面临诸多挑战。孙有中、刘曙雄、王向远三位教授在“第一届亚非研究学术论坛”（2015）的致辞中不约而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对亚非这两个地区的研究是非常不足的，无论对于它们的历史，还是对于它们的现状研究、关注都非常不足；莫斯科国立大学开设160个语种，是世界第一，而包括增设新语种，我们国内开设的非通用语种专业最多不过近70种；亚洲很大，非洲很大，亚洲、非洲加在一起更大，但是我们这个（研究）圈子却很小；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长期以来在学科建设上严重忽略亚非国家的研究；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摆脱狭隘眼光，研究外国的问题像研究本国问题一样，感觉义不容辞的时候，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繁荣。

如上所述，许多从事非通用语教学或研究的教师和专家、学者撰写了很多学术论文，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多方探讨非通用语人才发展的状况和寻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但上述研究的对象多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区域，从地域广度、留学目的国的数量等方面都还不够宽泛。针对中国在亚非地区的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问题进行的专门、系统性研究，在国内外尚未见有先例。

长期以来，在国内非通用语取得长足发展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尚无检索到有学者对我国在亚非地区的非通用语种留学人才培养、留学、成长等现状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无论是资料搜集的全面性，还是实证研究性，到目前为止，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对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种留学战略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研究与探讨。随着我国整体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外交、外贸以及民间外交活动的迅速拓展，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种留学人才培养也得到快速发展，使得对该类留学人才现状的战略性研究更加迫切和尤为必要。

四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1．深入了解我国向亚非非通用语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基本状况

为全面了解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高留学效益，实现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选择途径，主要以近年来中国非通用语留学人员的动态状况、历史变化与发展趋势、战略地位为主，通过研究留学国家高等教育状况，对已在亚非非通用语国家留学过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所留学高校基本情况评价、留学的内容以及上述因素对留学效果等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2．研究亚非非通用语国家留学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对于留学效果的影响

近年来，国家和各高校向亚非地区派遣非通用语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多，但由于亚非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其高等教育水平和状况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多种特色，这必然对留学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课题从留学中的各种因素对于留学效果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中找出影响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3．提出中国在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及政策性建议

本研究课题力图在对外语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论证出国留学对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高素质、复合型的非通用语专业人才的推动作用；借鉴并结合发达国家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中国际交流的成功经验，提出在我国和平崛起语境下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选择路径。

本研究课题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在搜集和占有大量有关非通用语留学人才的文献资料、开展问卷调查、掌握数据并进行客观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广泛分析、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培养非通用语留学人才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战略性发展趋势，提出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型非通用语中国留学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五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和工作方式

1．研究思路

在全球化迅速推进，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形势下，非通用语种的发展面临良好的时代机遇。时代要求我们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意义上的大国，就必须广揽世界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博采众家之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就需要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从事世界文明成果的研究。我们要进行具有大国气象的学术研究，就必须大力发展非通用语专业。

中国与广大非通用语种国家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友好关系，国内大企业纷纷实施海外战略，进行海外投资，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也进入了中国市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将产生对非通用语专业人才较大的市场需求。我国企业要在海外市场牢牢地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就不能仅仅将语言停留在实用的水平上，必须对所在国特别是非通用语种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等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和对非通用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据相关数字统计，北京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量近年来每年都有一定比例增长，有些年度的增长比例甚至达到40%。根据以上情况，本课题拟在以下若干重点和难点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1）由于资料、文献、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有研究者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进行过小范围的调研，且仅限于校际交流合作等层面。近年来，国内非通用语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却尚未有对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在国内，非通用语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性发展时期，需要突破各种障碍对非通用语留学人才的培养进行系统的全面调研，这将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亚非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历史与现状的全面调研尚属空白；本课题将填补此项空白。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讨发达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培养非通用语中国留学生更为宽广的国际化视野，为加强中国的非通用语学科建设提供战略性意见与建议。

（3）本课题还将提出如何将“中国留学生承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使命”与“非通用语留学人才承担民间外交责任”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使非通用语留学人才的国际化具有更为深厚的民族积淀。

（4）讨论和研究我国向亚非地区派遣非通用语留学人员的群体状况与我国科技政策、留学政策、人事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本课题研究通过搜集国内外书籍、杂志、报刊、网络等载体信息，对与亚非地区派遣留学生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2）问卷调查法。选取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通过定量统计分析，了解掌握留学生在对象国的留学情况，从不同角度考察中国留学生在亚非非通用语地区的留学状况。

（3）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某一个高校派遣留学生状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详细了解掌握相关情况，深入研究留学状况和问题，从中得出留学中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的问题。

（4）个别访谈法。通过与留学生个人进行交流和沟通，可了解到调查问卷涵盖不了的具有个人体验的情况，弥补调查问卷的不足。本课题采取发放访谈提纲和个别访谈的方式，对曾在亚非非通用语国家留学过的学生进行了解，从而得到从不同方面对留学状况的反映和体验。

3．研究过程与工作方式

（1）在可以操作的范围内开展对外语非通用语留学人才现状的问卷调查；依托中国驻外大使馆或领事馆的教育处、文化处开展在外中国留学人员状况的问卷调查；开展对中国向亚非地区非通用语国家派遣留学生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2）客观、系统地对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并研究存在的相关问题。

（3）论证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国际交流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高素质、复合型的外语专业人才的必然联系。

（4）就中国在亚非地区非通用语留学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提出政策性建议。

六 研究当代留学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国留学工作理论构建

出国留学政策在促进我国留学活动的制度化、法制化、正常化、平民化以及较快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留学活动较快发展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和世界迅速跨入日益现代化、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时期，留学活动的重要性也更加突显。但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重要性，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什么一定要加快发展留学教育、支持留学活动、重视留学人才、维系留学安全、开展留学外交，其中有哪些理论上的依据或合理性、必然性？对此，本书归纳和整理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化理论

该理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对于各国现代化实践具有现实性指导意义，因而一直是学界关注、研讨的热点，但各国迥然相异的国情与历史背景又决定了现代化的实现没有固定的理论模式可套用。在过去近百年时间里，世界现代化研究出现了数次高潮，涌现出大批理论，并先后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等重要成果。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各国追求、达到和保持世界发展前沿水平的行为与过程。现代化又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现代化进程表现各异而又相互借鉴，汇聚为多元与共识的命运共同体。从历史经验与价值取向上看，现代化应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一方面，现代化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从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文化形态、政治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选择；因此，现代化应体现民族性和多元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格局密切关联。

现代化不仅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热衷探讨的一个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与民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几代人的理想和追求，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现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的奋斗目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派遣留学人员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历史证明，再好的发展模式，如果脱离了土生土长的社会现实，也是好看而不中用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借鉴别人的、创设自己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广大留学人员的作用。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即到2050年前后，我国的战略目标是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除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具有国际视野和经验、能够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持续奋斗的领导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而培养这类人才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发展留学教育。因此只要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不改变，就需要留学教育的发展。即使我国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还必将向第二次现代化迈进，也仍然要向世界各国学习。留学活动的实践表明，留学教育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普及，各类留学人员规模将会持续扩大。因此政府在留学教育中的规划、管理、协调和服务的责任也必将更加繁重和艰巨。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在人口超百万的131个国家中，我国尚处于“发达”与“中等发达”之后的“初等发达”国家之列，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水平；第一次现代化指数达到96，排在上述131个国家中的第58位。该报告还根据“国家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预测，我国可能在2020年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0年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2080年左右成为发达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强国必先强教。教育现代化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途径，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同时期所强调的工作重点也各有侧重，但其关键要素是教育质量。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因此提高教育质量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但是我国整体教育质量相对较低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已基本摸索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是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要拒绝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特别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二要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基因、民族特色，同时汲取各国之长。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一是使中国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二是使中国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三是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充满活力，保证整个国家处于团结稳定的局面。

（二）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理论

1．世界体系理论

这一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其核心是，世界经济和劳动分工将世界分成三个地带：中心支配地区、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及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但是，国家经济地位地理分布是可变的，中心和边缘地区不是固定的，边缘地区可以成为中心地区，中心地区也可以变成边缘地区。它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注重单个国家的现代化或是只以单个国家作为研究的单位，而是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只有一个，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组成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只是不同国家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闭关锁国，拒绝融入国际社会，国家就将落后并被边缘化，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体系，国家才会发展强大。只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不断地、更大量地向世界各地派遣各类留学人员，就应当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战略选择。

同样从“中心与边缘理论”的层面观察，中国力量的崛起已经触发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引起美国战略上的焦虑。中国一方面在建构新的中心，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睦邻、安邻和富邻关系，削弱美国的主导性和双边军事联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逐步渗入西方的“中心地区—心理战略空间”和传统的势力范围，在拉美、非洲和美国国内进行经济与资源的拓展与布局。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持续保持较快增长，贸易与金融双轮驱动模式更加突出，国际接受程度大幅提升。根据有关研究团队测算，客观描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使用程度的综合量化指标“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在2014年底已达到2.47%，较之2009年底的0.02%，于5年间增长了120余倍。此外，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大主要货币的国际使用份额较前一年度有明显下降，如2014年底日元国际化指数回落至3.82%。因此只要没有重大不利事件发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或可在两年内赶超日元，从而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使人民币国际化继续保持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

2．经济全球化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中经济领域发展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全球化趋势迅猛如潮。早在1986年，西方经济学家就曾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全球化”概念，到了90年代，全球化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和口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称：“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和商品在国际上的自由流动，它同时使各国人民生活在一个不断缩小的空间、不断缩小的世界里，使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日俱增。”

一个时期以来，欧盟影响上升、俄罗斯艰难复兴，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与影响分别不断提高。另外，新兴国家的影响正在上升。根据高盛公司预测，“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40年内将超过7个工业化国家中的6个（除加拿大）。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在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方面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显现出来。以“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为代表的亚、非、拉一大批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也在崛起。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属于西方文化圈，大体采用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代表着世界“政治多极、文化多元”的演进特征。

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2015年7月10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以前是，今后也依然将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并希望中国企业能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做出贡献。普京认为，当前金砖国家都很强大，具备战略发展前景，将成为世界及世界经济的引领者。普京还表示，当前美国的高额外债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严重问题；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7.8万亿美元，而债务却为18.2万亿美元，外债竟然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这不仅是美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严重问题。

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不断适应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其结果是使我国的经济开始深深地融合于全球经济之中。经济全球化不仅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和机遇，同时也使我们面对和必须接受重重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国内各类人才储备不足，某些领域的人才更是十分奇缺。这些人才的培养仅靠国内目前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雄心、魄力和胆略，尽最大可能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培养留学人才，同时还要想方设法积极地引进海外留学人员和外国专家。因此，留学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国际化也必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和商品的全球化，也是教育和文化的全球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是求同存异和超越狭隘的最好方法。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依附在一个全球文化共同体之中，从而显示出其内在的多元性。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的形式，让更多的中外年轻人互相了解尤为重要。因为年轻人代表着中外关系的未来。试想，若干年后，在中外合作的各个领域都将有大批互相了解对方文化的精英，这应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际上已经从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系统之中受益匪浅，并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系统广为赞赏，中国不会摒弃已经形成的全球经济新系统，更不会破坏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系统中的影响力，而是希望借助各种途径强化自身，参与到现有系统中去。

（三）“一带一路”理论

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展示了21世纪中国的国际担当。“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我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一带一路”顺应时代要求而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一个古老大国的胸襟和风范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也必将造福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布局，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大合唱”。这一战略构想的目的是，有效促进亚欧区域互动、实现沿线各国互利共赢，必将对当前和未来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

实现这一战略构想，需要加强沿线各国的合作共建，推动区域实现共同繁荣。一是政策要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二是设施要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推动沿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共同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国际骨干通道建设，突出抓好区域间互联互通，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通达水平，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三是贸易要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中国将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四是资金要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共同推进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中的资金引导作用。在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合作大戏正在进行。五是民心要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是获得包括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投资力度加大，是当今世界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境外市场的非金融投资额增加了12倍；同期美国仅增加了75%。尽管最瞩目的投资对象是非洲的资源，但实际上近十年来中国投资的最大目的地主要还是集中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等国。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投资者，中国的全球离岸资产将增至现有水平的3倍，即从截至2015上半年的6.4万亿美元增至近20万亿美元；该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投资者，并有望成为未来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这其中包括对亚非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日益增加。如我国铁路公司于2015年4月在非洲签订价值55亿美元的合同，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最新成果。又如，2011年中国同亚洲各国贸易额为1.2万亿美元，首次超过了中美、中欧贸易的总和。201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1.12万亿美元，占我国国际贸易总额的1/4，其中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400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8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1.1%；预计未来10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将翻番，人员和货物流通需求规模也将空前增长。因此在我国《2015年重点推进的民航大中型项目清单》中，规划重点推进的总投资为5000亿元的193个大中型项目中，落实“一带一路”的战略项目就占到51个，总投资2000亿元，占40%。据分析，整个东南亚地区在2011～2020年大概有1.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但截至2015年的进展并不理想，因此有进一步落实和拓展的空间。据估算，“一带一路”建设将涵盖包含亚洲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合计44亿人口，将产生2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仅在公路、铁路、港口、油管、桥梁、输电网路、光缆传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就将衍生庞大商机。据测算，2010～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300亿美元。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需要进行大量投资，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为100亿～200亿美元，难以满足上述需求。在此背景之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运而生。我国提出设立亚投行的倡议，不仅有利于支持全球复苏，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建设性举动。作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建设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是体现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提倡的开放包容、透明公正理念的平台。

“一带一路”从中国来讲具有三大担当，对世界而言负有三大使命：探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21世纪地区合作新模式。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体现了中国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大智慧，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时代和历史的发展将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将把沿线国家和世界引向美好的未来。正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变革，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发展趋势，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教育和国际化的推进，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得到提升。可以说，大众化与国际化，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协同共进的标志。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正在逐渐展开。

1．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所有适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的普遍程度。197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巴黎“中等后教育的未来结构研讨会”上发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三个阶段，即精英、大众和普及。他提出：当一个国家大学适龄青年中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或英才高等教育阶段；15% ～50%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这一理论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卡内基高等教育审议会（CCHE）等机构的积极评价与高度认可，并在国际高等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后被许多国家作为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因经济发展加快了教育大众化的步伐。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大众化成为多数国家的一项国策。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已陆续进入大众化阶段，以美国和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率先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基础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80%。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慢，1998年毛入学率只有9.8%。1999年开始的4年“超常规发展”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升，2002年时已达15%，达到高教大众化理论所认定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临界点”。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5年，我国高教毛入学率达到21%。至此，即使按照我国一部分学者认为的“中国高教毛入学率要达到20%才标志着进入大众化”的观点，单纯从数字上看，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已无可争议地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不过这也意味着，在我国每10名18～22岁的青年人中，只有4名能够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

我国已经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提高。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优势除了数量增长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之外，还显得隐性与不确定，甚至很大程度还只是数字意义上的“大众化”；而存在的各种问题却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资源短缺、投入不足、校舍拥挤、质量下滑、结构不合理、教育观念滞后、管理体制保守、就业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等，大众高等教育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在国际竞争中难以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并导致国内优秀留学人才的大量流失，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花了很多时间、精力、财力，建新校区、盖新大楼、买新设备，扩大规模，争取项目，但这些终究都是外延性的，只是提高质量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要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在内涵建设上，实实在在地把质量作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主题；整体提高50多万所学校、2.6亿名学生庞大教育体系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13亿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相应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分艰巨。我们欣喜地看到，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普及程度快速提高，教育公平政策体系初步建成，教育内涵发展稳步推进，教育改革有序展开，教育经费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与发达国家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

2．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重要理论体系。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特定国家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发展的动态和渐进的过程，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本国高等教育中的过程。其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开放性、交流性、共享性、通用性、互利性；基本内容包括观念与知识的国际交流，各类人员的国际流动，教学资源的国际合作，课程设置的国际性等。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初步形成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它是由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及国际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汇集而成，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竞争中提供人才与科技优势的国际化，成为制胜源泉和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各国政府不断采取行动，扩大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进行对海外人才的争夺，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一体化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重要的推动力。而网络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兴起与推动，跨国和跨地区的网络教育正逐渐形成，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频繁，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形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起始于20世纪70～80年代，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速度正日益加快。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及时把握高教国际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新思路推进国际化进程，有利于借鉴发达国家强大的教育投入和先进的教育资源与模式等来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缓解教育资源的不足，可能会以相对低的成本和投入，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合理、健康、有序发展，加快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布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内向性”发展，是高等教育制度与体系为了满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面向原先“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大众”学生开放资源；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则是一种“外向性”发展，是在谋求增强国际上学术、教育交流与合作需求的同时，面向难以或未能进入公派留学序列而“被排斥”在接受境外高等教育之外的“大众”学生开放政策，促进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快速增长。

已先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当其因出生率下降而引起生源不足、教育资源过剩时，高校本能地将发展延伸到国外的教育市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质量的教育优势在国际教育市场中争夺大量生源，并到国外寻找合作办学的机会，通过投资办学，提供服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进而促使其更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形成良好的国际化发展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高，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国际化并存，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我国也同时逐步尝试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道路。随着终身教育理念、合作办学、开放办学模式被逐渐引入，学生与教师方面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教学与科研领域的国际合作逐步深入，体制与机制层面的国际借鉴不断融合。因此可以说，国际化已经不仅是我国高教发展的口号，它已逐渐成为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中一项具体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高校间的竞争，必定是国际化的竞争。但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高教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人才资源流失、教育市场份额竞争激烈的巨大挑战。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抓住高教国际化发展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水平的提升，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获得巨大发展，而且在质量和效益上得到显著提高，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国际化的衔接。

“国际化”不是“西方化”。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关注亚非地区、关注周边国家、关注“一带一路”沿线，本应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方面。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教国际化的视野往往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不断加深。不过相对于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关注和了解而言，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明显不足，如美国有很多大学校长甚至都没来过中国，但却几乎找不到没去过美国的中国大学校长。与此同时，尽管我们越来越多地强调亚非和周边外交，但针对有关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我们周边国家的研究，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都显得非常薄弱：缺乏系统的学术积淀和健全的学术梯队，即便是已有的相关教学与科研单位，在人才规模、体系建设和师资生源等方面，仍然是“时常捉襟见肘，面临诸多不足”；针对这些区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的状况远远跟不上“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高教国际化提出的智识要求。

鉴于中国与亚非地区非通用语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培养一批在不同行业、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并且理解当地文化的中国人，事关我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只有能够以对象国的方式了解对象国，才可能比较清楚、有效、充分地对当事国做出积极回应。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推动亚非地区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实为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战略性投资。

（五）人力资本与人才流动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

西方理论界的诸多学者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著名的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初步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他认为：固定资本中包含所有居民或社会成员获得的有用的能力。这种才能是通过包括教育、学校和学徒过程获得的，一般都需要付出现实的成本，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固定在个人身上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他建议由国家“推动、鼓励，甚至强制全体国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进入20世纪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 ing Fisher）在1906年出版的《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其后的研究者对前人在人力资本领域的思想进行挖掘和发展，开创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从这两个视角对教育与工资的差别、劳动力市场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取决于土地、劳动力、经费投入等因素外，更有赖于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资源，而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人类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众多的掌握先进知识、技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已经成了制约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资本。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而这些人才是要依靠留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

人力资本可分为通用人力资本和专用人力资本两类，通用人力资本指的是员工所具备的能够跨企业运用的工作能力，而专用人力资本指的是员工所具备的只能为某个企业服务的工作能力。将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需要从通用人力资本和专用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加强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为我国经济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出国留学对于两类人力资本的积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的背景下，必须加大国际通用知识教育的比重。如果培养出来的人才欠缺国际通行的知识基础，我国在国际化中就会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知识无限增长的巨大效应，无限供给的人力资本克服了自然资源稀缺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人力资本的崛起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大，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步伐的加快，人力资本理论的现实意义越来越突出。事实证明，出国留学教育是一项有较高回报率的投资，特别是国家公派留学更是一项关系国家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是我国融入国际社会，加快现代化步伐，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正确选择之一；“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当代中国留学政策，则是人力资本与人才流动理论在中国道路语境下的发展与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立足于区域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活动，遵循“互联互通”政策符合我国一贯提倡的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强调的是一种“互利互惠、平面化、网格化、多中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合作模式。因此在实践上需要与各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社区密切地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很多了解、懂得和熟知当地情况的留学人才，而只有通过当地语言的沟通和桥梁作用，才能了解更重要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同时不仅仅只是专注学术研究的留学人才，更重要的是具有当地常识性知识的留学人才，尤其是有精力和活力的青年留学人才。

2．推拉理论

对于人才在国际上流动或人才外流的现象，学者们曾尝试从国际的、社会的、民族的、个人的或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角度加以诠释。从马奇和西蒙模型到赵曙明的人才流动组合决策模型，从勒温的场论到中松义郎的目标一致理论，从配第—克拉克定律到人才结构调整理论，无不彰显着人才流动研究的丰硕成果。其中所谓“推拉理论”是一个影响较大的理论。这种理论把人才流出国的各种不利因素统称为“推”的力量，而把人才接收国的各种有利因素统称为“拉”的力量。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推拉理论的首创者之一菲力普·阿尔特巴赫曾指出：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存在着人才流动现象。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陆续到国外工作。国内机会少，条件差，加之种族的、宗教的歧视，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学者们到国外工作的“推动”因素；而较高的薪水、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更令人满意的教学职责、学术自由，以及处于“中心”位置的感觉，所有这些则是促使学者们到国外工作的“拉动”因素。现在所谓的人才外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在国外工作的学者们时常回国工作，或同国内的学术界保持着联系。

对于人才流动现象所持的态度与看法，研究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大体有以下四种。

一是国际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前提下，高端专业人才向他国流动、迁移不过是人才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重新调整。高级专业人才在国际上的流动可以促进经济、科研、教育和文化上的交流，增进各国间的了解。这种迁移不仅促进了世界和平，而且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是互惠观点，认为人才外流是国与国之间的“互惠”，正如国际贸易一样，输入国因人才的流入而获益，但输出国不仅可获得大批侨汇的收入，同时亦可减少学非所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该国无须负担大量经费，用以培养及雇用此等人才，而且这些人才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必要时仍可为其母国所用。

三是动态平衡的观点，认为人才外流与回归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平衡的过程。如果仅以3～5年的眼光来看，许多人才可能是流走了，但如果用10年甚至更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大量的人才可能又会回归。印度、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过去50多年的发展就是实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迫切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人才，需要的是一批将帅人才，而这样的人才一般是要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再经过10年左右的实践磨炼才能成长出来。因此不应当用短视的眼光而是应当用长远的眼光来判断和看待人才的外流与回归问题。

四是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才外流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才外流只会对发达的富国有利，对于不发达的穷国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它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潜力，使他们在国际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

上述关于人才外流的四个观点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人才的国际性流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并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在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家采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政策，是一项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

人才外流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现象。在当代它又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因为人才外流并不等同于人才流失。不少居留在外的学者又都在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虽然这种服务一般都是间接的。就直接回祖国做贡献而言，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比例是最高的，而自费留学人员的比例一直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派留学的独特作用就愈显突出。

促使人才外流的“推力”和“拉力”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条件的改变，推力和拉力也会相互转化。因此，要减少留学人才外流，吸引在外留学人员（主要是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和为国服务，最根本的是改善本国的条件和环境，使推力转变成拉力。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外流的问题，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加强，社会平稳与和谐地发展，公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科技与管理水平的优化，民主与法制环境的建设。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的体系与观点，长期研究中国留学政策的国内专家于2007年前后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理论观点。该观点认为，当今世界，国际上的人才争夺进一步加剧；在充分肯定我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优秀的在校学生（包括中学生）、高层次人才和在外留学的尖子人才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猎取的重要对象，在吸引和使用留学人才方面我们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使命与重任，因此在加快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留学人才的同时，需要继续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加快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的步伐。

（六）留学安全与留学外交理论

综观理论学术发展史，凡是有生命力的思想、观点和概念都会聚焦在理论和现实的交汇点上，也必然都是从理论、现实和二者的互动中选择最佳要素及其组合来作为研究的基点。理论研究首先要具有准确性，即研究的课题应该有明确的定位和精确的指向；其次要具有创新性，即立意新、观念新、材料新，并能够对研究的课题进行新的发掘；而深刻性则是无穷尽的，时代的不断发展、认识能力的持续提高，为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广阔空间。凡是有责任心的理论研究，从选题开始就是关注题目的现实意蕴，找出理论与现实的最佳结合点，最后达到回应现实需要、说明和引领实践的目标。这样不仅能把理论的深层寓意在实践的层面上释放出来，而且能够回应社会与公众的现实关切，激起人们的共鸣。总之，理论研究是抓住两个方面，从理论上高起点立意，又紧紧扭住现实问题不放，把研究的注意力始终放在理论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唯其如此，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生的传世精品。

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工作理论，正是对66年来我国出国留学实践活动及其客观规律的系统性总结。在不同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下，出国留学活动既遵循一般规律，也具有特殊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道路的出国留学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留学工作的理论建设却相对滞后，不仅难以满足适应时代、总结规律和指导实践的需要，而且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有过成为西方国家指责和攻击我国留学制度与政策的实际教训。因此，迫切需要系统研究我国出国留学事业发展的现实活动、成功经验、相关教训和基本规律，以当代中国出国留学的系统问题为导向，建构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理论体系。

1．建构我国留学工作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支持和鼓励出国留学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否认出国留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历史根基、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世界上并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留学理论与留学模式，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留学路径和留学政策。我国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赋予现代性以中国内涵，同时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留学新篇章。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留学发展与实践是在非常独特的传统、国情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却更加成功的出国留学之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们聚焦的一个话题，并普遍认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改革开放的成功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渐进自主，不盲从西方的改革战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我们特有的留学发展道路、留学发展理论和留学制度建设等独创性贡献，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道路与模式的独特内容和独创价值。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社会实践的演进而有所创造和发展，留学理论也不例外。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出国留学实践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留学理论的创造与创新同样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出国留学人员特别是自费留学人员日益增多、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有的留学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特别是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事业取得空前发展，有必要增强理论自信，提出并研究留学工作理论，填补该领域的理论空白。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相关学科发展建设的贡献。经济学、人才学、教育学、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国内外可借鉴理论成果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的意义还在于指导实践。留学工作理论来源于数百万留学人员数十年的留学实践，是对中国特色出国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理论意义是为坚持和发展新的留学实践提供理论引领。

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留学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管留学人才”的原则不动摇；中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出国留学总趋势属于卖方市场，迅速崛起就不免“树大招风”，因此就需要深刻研究和掌控留学活动发展的动向、规律与效益；中国还是处于深刻变革中的发展中国家，留学活动中的许多问题不会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相关理论引导留学实践，解读留学现象、疏导留学倾向、化解留学矛盾、维护和保障留学安全、开展和推动留学外交；中国更是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需要通过民间外交等方式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精神基因与文化传承，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至此，一个以“党管留学人才、留学安全、留学外交、留学经济、留学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留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留学市场异常活跃的国度，数十年来丰富多彩的出国留学现象表明，留学事业常青、留学实践常新、留学人员常增、留学问题常有、留学话题常谈。另一方面，从一个时期以来留学市场的舆论导向来看，国内外的教育、培训或中介机构，早已涌现出强烈的逐利化倾向，编故事、造数据、炒热点、博眼球、争生源；不少机构甚至假借“国际”“智库”“皮书”“研究”之名搞“虚假发布”“有偿发布” “商业发布”，或通过“伪专家”之口发布一些堂而皇之的“伪命题”“伪皮书”；而发布的内容却往往充斥着大量已经过时并完全丧失新鲜度的论点、论据和数据，毫无新意、毫无亮点、毫无创新，只不过是一些具有明显功利背景而用以创造商机的“发布秀”，误导舆论、忽悠公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当前中国的国情特点和留学活动的生动实践，必然催生出中国自己的留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留学理论体系也需要重视留学活动和留学管理的规律性研究，以不断适应出国留学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

近年来，有关出国留学人员学历层次比例不断变化与调整的数据不绝于耳。但截至目前，除有少数国家的相关机构会有年度国际学生详细数据定期公开发表的情形之外，确实很难看到我国整体出国留学权威数据的披露与公布，人们所能见到的不是相互抄袭、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自我炒作，就是胡编滥造的一些“伪命题”。一个时期以来，经由一些“伪数据、伪研究、伪智库、伪专家”拼凑出来的“伪命题”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就在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释放海量的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和数据真假难辨、良莠不齐，加之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往往误导媒体和读者在很多时候难以辨别一个概念、一个数据或一个命题的真实性、可靠性、可信性。指望那些靠坑蒙拐骗起家的“伪专家”自觉、自律、自爱、自控、自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为了防止媒体与公众的误判，作为留学政策和留学理论的研究者，就有责任和义务，在留学实践中恪守“客观、准确、公开、诚信”的原则，倡导“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的风气，为社会和公众在留学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内正确解读留学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数据和问题。

2．留学安全

国内研究出国留学问题的专家认为：所谓“留学安全”，原则上是指学生、学者在境外留学或访问研究期间的生活和学习不受威胁性干涉或影响，能够正常获得真实可靠的学历学位证书。除了传统观点认定的地震、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等，“留学安全”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内涵，扩展至留学生心理及学习安全等范畴。因此当代“留学安全”的主要内容大致应该包括：维护留学者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不受刑事犯罪威胁；留学者不参与刑事犯罪，不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活动，维系留学目的国政局稳定、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留学期间身心健康、居住状况适宜、打工期间不受剥削、不受歧视或偏见；留学全程预防留学中介陷阱、识别非法无证学校；诚信留学、真实留学，不掺假、不造假，获得真实学历学位证书；对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留学者有自我保护手段并享有制度性应急保障措施等。无论“留学安全”的内涵是否扩容或增加，留学者的人身安全仍然居于首要位置。

中国公民出国留学活动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的教育、文化、科技、社会以及个人生存状态的变化与进步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留学者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学生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话题，并开始摆在学生家人以及各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面前；近年来，海外留学安全问题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反应；重视、关心、研究留学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中国公民海外留学安全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留学生家长的高度关注，留学安全成为中国家长和学生考虑海外留学的影响因素之一。中国留学生的海外安全既与整个国际安全环境和留学所在国的安全形势有关，也与留学生自身安全意识的养成以及防范与应对能力的培养相关联。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发生的不测和风险，会给留学生学业顺利进行或财物安全带来损害，严重的则会危及留学者的生命，因此留学安全是留学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国内研究出国留学问题的专家同时指出，尚无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学生在外留学的安全性风险水平要明显大于在国内读书期间安全系数的程度；更没有哪位家长或留学生以为安全问题与其自身的留学活动毫无关联。关键在于要使我们的广大留学生及其他们的家人充分了解到，当前我国留学生安全的基本状况，我国留学生发生安全问题的主要类型，影响留学安全的若干因素、主要原因以及安全留学的基本保障和规避留学风险的基本知识。

随着中国留学人员数量的不断增长、群体不断扩大、规模不断膨胀，留学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且其“安全的范畴”以及需要对其关注和研究的深度、力度和广度，已不断扩大到足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留学安全”理论。随着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员数量于2015年底突破400万人，因留学安全问题给国家安全、人才安全以及留学人员人身与财产安全造成的威胁和损失与日俱增。构建“中国留学安全”理论体系是应对这种趋势的必要措施，是保障我国出国留学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选择。

在我国经济尚欠发达、民主政治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入完善的今天，我国留学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留学人员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容易产生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倾向；二是西方文化的霸权行径，容易使留学人员产生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三是社会转型期思想上的盲目性，使留学人员容易产生信仰上的多元化和离散化。加快建立“中国留学安全理论体系”，对于我国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保障我国留学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增长，对于不断提高留学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不可否认，冷战结束以后，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与各个留学目的国的关系都得到发展，传统安全的威胁在降低。但是，包括留学安全在内的经济、社会、教育、环境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日益凸显，并成为中国的新威胁。

2006年，我国学者首次提出“留学人才安全”的概念。其相关文章指出，所谓“留学人才安全”是指“在不威胁、不损害留学人员输出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下，出国留学人员合理、适度跨国流动”的一种状态。这位研究者认为，作为“创新驱动”四大支柱“人才、经费、目标和环境”之一的人才支柱，也始终是各国创新发展关注的首要因素。近年来，虽然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但是具有一定学历的科技人口数量却逐渐上升。有统计数据显示，大陆地区有近9000万的科技人力资源，每年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正不断成为潜在的创新人力资源。但是问题却在于我国的人力资源“大而不强、多而不硬”，我国的教育体制也还没有准备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源源不断地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所以一方面是出现大学生难就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比较优秀的留学人才更显弥足珍贵。依据国务院2015年5月颁布的《中国制造2015》中提出的既定目标，2020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国家行列，据此，在留学人才安全方面更需保持足够警醒。

2009年，该学者又根据山东师范大学李光贞教授的先期研究成果“部分中国留日博士论文涉及国家安全”，再次提出“中国留学生课题安全”的概念，即中国留学生在留学目的国家所从事的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应涉及有可能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容；应避免以我国国家战略、能源、气候、矿山、地质构造等外国研究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的高度敏感领域为研究对象，以免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2012年初，该学者又进一步提出了留学政治安全、留学文化安全和留学学历学位安全等概念。

至此，全新的“留学安全”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就主权国家而言，“留学安全”可以表述为，其国民的出国留学活动不应对本国的任何领域造成任何威胁和危险。与其他涉及安全的概念一样，留学安全也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指主权国家的出国留学活动现状不存在威胁，即该国留学人员群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客观上指留学人员个体的生存状态，即留学者于留学期间在心理上不存在恐惧、害怕和担心等。习近平主席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强调，要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而留学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确立，正是实现上述“重要任务”的基本保证。

狭义的“留学安全”是指学生、学者在境外留学或访问研究期间的生活和学习不受到威胁性干涉或危险性影响的一种状态。除了传统观点认定的地震、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等，目前“留学安全”已从单纯的“人身财产安全”内涵，扩展至留学生的心理安全及学习安全等更宽泛的范畴，包含留学人才安全、留学文化安全、留学课题安全、学历学位安全、留学政治安全等更广义、更宽泛、更重要的多方面内容；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留学安全”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与他国之间的教育交流而产生的。“留学安全”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形态，相对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直接性、表面性而言，“留学安全”有其固有的特征，如隐蔽性、复杂性、渗透性、广泛性等。

对于广大中国留学人员而言，“安全留学”可以概括为：在实施出国留学的全过程中，既要遵循留学目的国相应的生活准则、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法律法规，也必须严格遵守中国国家法律、不危害中国国家利益，从而比较顺畅地达到“留学安全”之目标。综上所述，当代“留学安全”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留学人员的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不受刑事犯罪威胁，不参与刑事犯罪，不从事危害国家利益的活动，留学目的国政局稳定、环境安全、食品安全，身心健康、居住状况适宜，工作期间不受剥削、不受歧视或偏见，预防留学中介陷阱、识别非法无证学校、警惕“问题学位”证书，对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有制度性的应急保障措施，所从事的任何学术研究的课题均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危害国家利益，能够有效地为祖国工作或服务等。

“中国留学安全”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如下。“中国留学安全”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0月提出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十六字方针。对于中国留学人员而言，所谓“留学安全”可以扼要地概括为：实施出国留学活动的人员在确保人身财产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既要遵循留学目的国相应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也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其行为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利益，进而顺畅地达到“留学安全”保障下的学历学位与学业之目标。留学学历学位安全，即防范留学中介陷阱、识别非法无证学校、拒绝“问题学位”证书，以便学生获得的境外学历达到“真实、合法、有效”的状态。留学课题安全，即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所从事的任何研究、课题、论文和讨论等，都不应以损害、危害中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和条件。留学政治安全，即我国留学人员不应从事、参与可以或可能给中国国家利益以及留学目的国造成威胁的任何政治性活动。中国留学生人身财产安全，即不受刑事犯罪威胁和不参与刑事犯罪、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事故和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留学文化安全，即在留学网络安全、留学文化安全和留学生的宗教信仰安全等方面，不受到任何伤害和威胁。

3．留学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1978年以来，我国的出国留学活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支持；改革开放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出国留学工作的政策机制与制度建设。随着我国出国留学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出国留学规模不断扩大，在外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步形成一支独特的民间外交力量，为祖国的社会、科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与建设以及对外宣传做出了积极贡献。

基于上述留学活动的实践与成果，我国学者于2012年底首次提出了“留学外交”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随着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长期累积的在外留学人员以及留学回国人员总量稳步增长，其逐渐形成的正能量已成为我国公共外交力量、民间外交势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承担起独特涉外软实力的作用”。作为公共外交或民间外交的一部分，留学外交也是通过作用于国外民众的感性心理，从而改善他国的对华态度，赢得理解与支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具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通过留学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更有效地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达真实的国家形象。因此，留学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国际理解、实现全球战略的有效外交形式。

我国广大在外留学人员在留学实践的过程中广泛地参与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十年来的留学活动实践甚至教训反复证明，数百万中国留学人员正是善于挖掘出我国民间外交智慧的主要软实力，并将在今后的中国民间外交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对广大留学人员提出了“四点希望”和新时期出国留学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坚守爱国主义精神，矢志刻苦学习，奋力创新创造，积极促进对外交流”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其中“促进对外交流”和“发挥作用”都明确表达了开展“留学外交”的战略意图。即“广大留学人员既有国内成长经历又有海外生活体验，既有广泛的国内外人际关系又有丰富的不同文化交流经验，许多外国人通过你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许多中国人通过你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

国家间的合作涉及多层面、多领域、多渠道、多方位，而留学外交的便利在于，出国留学活动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最早、共识最多、见效最快的领域之一。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并公布的数据，1978～2015年的出国留学总人数，已达到400多万并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出国留学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出国留学行为已不单单是接受国外教育、获取境外文凭，而是可以在民间外交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能够在外交、经济、人文等国家间合作中发挥独特优势。“留学外交”这一理论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国家和公众对出国留学事业的期待，即期望数百万留学人员更闪亮地走上民间外交舞台，更强大地发挥留学生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综合优势，更倾心地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留学外交登上国际舞台的前提是留学事业要有较大的发展。回顾过去66年的发展，我国的出国留学事业实现了从“国别较少、公派为主、人数不多”向“国别最多、自费为主、规模稳增”的历史性跨越。留学中介行业甚至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现代化服务产业，且与之相关的教育或培训市场需求也大幅提升，这既是民富国强、留学发展的表现，也是教育国际化综合功能优势的集中显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不但表现出具有强大的国际教育购买力，而且留学记录越来越好，在国际上的信誉度也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留学生的脚步走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交往日趋活跃。当今世界，世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关切的目光、如此复杂的心态，甚至是如此期待的情绪，来审视和解读中国留学生带来的种种变化与影响。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人来往。”在国际关系中，利用教育交流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教育交流作为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有力增进了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因此往往能发挥常规外交难以达到的效果。对于中外文化间存在的“不对称”认知，广大留学人员能够相对深入对象国社会，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交流彼此国家传统中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从而为走向中外文化的沟通融合，减少相互间曲解和误会，进而超越各自特有的话语障碍，搭建彼此共享的认知体系。与此同时，以出国留学活动，即以广大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为先导的教育国际交流还直接带动了交通、贸易、金融、培训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对外对内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服务进出口，逐步推动国内许多行业成为促进对外开放、推进国际化发展的新增长点。当很多国家本土经济提振乏力之时，恰恰是中国留学生为之提供了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撑。

近70年来出国留学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作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一部分，留学外交更富有弹性、更注重灵活、更加植根于民众：在双边关系良好时，教育交往、派遣留学生可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稳定剂和加速器；在双边关系暂不顺畅时，教育交往、派遣留学生可以成为改善国家关系的减震器、润滑剂；在双边尚无正式外交关系时，可以先行开展教育交往、互派留学生，使民众交往成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导航仪和铺路石。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已经成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平台。中国留学生是直接打开留学目的地国家的窗口，能让外国人更加直接、形象地了解中国政策、国情、民生。留学与外交的融合发展，有利于打造多渠道、多向度的民间外交模式，有利于向世界立体式、全景式地描绘中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