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公有是中国的制度红利

中国在解放前后实行土地改革，后来又实行土地公有。参照美国土地国有的历史经验，和李嘉图的“稀有原则”，这是一个务实而前瞻的重大创举，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合理基础。其远见卓识和务实济世的千年用心，哪里是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逝去阶级的挽歌传唱者们可以理解的？挽歌可以用最优美的词句铺陈，用最哀怨的旋律演绎，但是，那些从旧建筑的蜘蛛网中，从破败的窗沿边寻求出来的美感，如何抵挡得住让一个民族绝处逢生凤凰涅槃的伟大变革？从世界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看，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我们要为合作化正名，要为土地公有正名，理直气壮地坚持土地公有制。

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土地公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发展的主要制度红利之一。土地财政、土地增值（级差地租）在许多地方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共享，基础建设少花钱多办事（同土地私有相比节省了一部分征地费用），基建投资具有更大的乘数效用，土地公有也有利于防止分裂主义蔓延。我们现在来看，前30年的土地公有，给我们留下了天文数字般的土地价值（财富）。那是我们过去发展和后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还应当继续捂地，把它留给子孙后代。土地增值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理当主要归属于社会。更主要的是，土地公有是我们过去40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近年来，土地私有化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土地公有制在有些人的口中笔下，简直就成了万恶之源，必欲私有化而快之。那些吹捧约翰·洛克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学家，把私有制神圣化。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土地和劳动是一切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土地私有化成了私有化最核心和最后要攻克的高地，一块最后的处女地，一个摧毁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部位。

有人提倡农村改革的关键是土地产权明晰化，其实就是土地私有化，要拆掉这个土地产权的公共基础。参照美国和拉美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结果会是什么，不言而喻。而且，地方财政主要是土地财政，土地私有化以后，地方财政出路在哪里？地方那么多社会开支从何而出？土地私有化将使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入大土地所有者腰包里，带来严重的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总需求不足。如此，中国将如何再赢30年？

除非我们想拉美化。

现在有许多人，想重新诠释70多年前的那场土地改革运动和稍后的合作化运动。对这股思潮的另一个恰当的回答也许在某些前国民党的高官那里。

陈诚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台湾后曾经担任过非常高级别的公职。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对土地制度的重要性是这样写的：

研究中国历代的乱源，其说聚讼不已；但农民无以为生，有揭竿而起者，群起响应，因而造成变乱，却是众说中最有力的一说。所以历代老成谋国者，无不着眼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有先见的名论。

最近有一本书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它似乎在演绎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乡绅治理的理念。对乡土文化的精致演绎，对人物性格的细微诠释，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事实：在为一个逝去的阶级翻案。如果地主阶级都是那么大公无私和善良的话，中国为什么会有几百年一个周期的农民造反运动？

对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陈诚是这样写的：

好的地主也是有的，但大多数是以佃农的血汗来营求自身安乐的剥削者。佃农终岁辛勤所得，要大半送到地主的家里去，幸遇丰年，或者勉强还可以过活；而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村，水旱灾害是常事。这就无怪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了。

是的，陈诚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而且是国民党的高官。

曾经高到只居于蒋介石一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