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道路破解低增长难题

美国的经济史告诉我们，严重的不公平、相对贫困化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导致了总需求不断相对缩小同总供给潜力不断相对扩大的矛盾，导致需求不足和实物资本积累不足，把市场经济变成一个低增长陷阱，妨碍了蛋糕的做大。

我们不提倡绝对平均，但是过度的不公平，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所谓蛋糕做大了再谈公平，是不符合理论和历史的谬论。没有一定程度的公平，就不可能有更大的蛋糕。这是不需要经济学训练的人都能理解的。在极端不公平的时候，蛋糕无法被消费掉，已经过剩。蛋糕做大了就更加过剩，做蛋糕的就要赔钱，谁有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呢？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在微观主体以营利为目的市场经济里面，在蛋糕严重过剩做蛋糕亏损的时候，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蛋糕做大？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能。

相对贫困化导致生产过剩和实物资本积累缓慢。在不改变经济关系的情况下，在寻求过剩产品和过剩资本市场，突围低增长困局的历史进程中，英国和美国两个政府，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一个通过战争和殖民地拓展海外市场，一个扩张国内领土和市场。美国还要加上土地国有。在大萧条以前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大英帝国依靠辽阔的海外殖民市场吸纳剩余产品和剩余资本；而美国依靠国土的扩张和大规模的移民及其带来的人口暴增来吸纳双重过剩。这是理解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经济战略的关键。而这个向外寻求总需求的手段不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是非市场的。推动美国经济长足增长的是那只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助力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和移民，对美国增长的贡献，高于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等诸多要素贡献的总和。

无论是欧洲的道路还是美国的道路，其实都是抢占市场和争夺资源的道路，引导它们的旗帜都不是自由市场，而高举那面旗帜的手就是各自国家那只看得见的手。当市场浪漫主义把热诚的幻想加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上的时候，人们发现，在市场经济那些通向成功的历史征程上，往来奔跑的不只是商人，还有政治家和军人。在那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讨价还价的谈判，还有枪炮声中的军号；看到的不只是运输货物和资源的航船，还有硝烟中的士兵以及政治家深思熟虑的选择和国家经济战略的豪赌——政府从来就在国家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些成功的国家，从来没有把发展经济和振军备武对立起来。经济边疆同军事实力成正比，仗剑经商就是英美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上，有些后来崛起的国家，为了突破过剩带来的低增长陷阱，同样在寻求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解决过剩问题。它们模仿英国的道路——殖民地和战争。在世界市场和殖民地都瓜分完毕的时候，它们再瓜分市场的战略选择就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所有的复制企图都归于失败。

英国和美国早期的突围道路（殖民地和战争，领土扩张和移民）是今天其他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无法复制的，是中国无法复制的。这条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发展道路，人类必须废弃它。

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何解决需求不足和实物资本积累缓慢的问题？如何解决它们导致的低增长问题？

有什么样的非市场外生变量可以帮助它们突围呢？就中国而言，就是中国的“制度红利”。

如果中国要搞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既找不到突围的外生变量，又要抄袭美国制度，它的宿命就只有一个——陷入比美国还低的低增长陷阱。为什么二战后，尤其是1980年以后，大多数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没有成功？这就是原因之一。而那些“成功”了的经济体，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有些超级大国把自己的国内市场让给它们，让它们通过变成地缘政治的附庸而寻求海外市场。这也不可能是中国的道路。

中国正在从破解导致低增长的根源上寻求答案，从解决相对贫困化上寻求答案；走自己的道路，不抄袭美国。在承认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同时，正在花力气解决经济关系的问题，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让中下层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增加政府在分配调整上的力度和投资上的力度，全方位提振总需求，吸纳过剩，让它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通过供给侧管理和改革，推动实物资本积累，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这种模式是一个以人民幸福为目的的经济，一个包容的经济，一个充满人道的经济。它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建立在殖民地、战争和国土的扩张上，而是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一个向内部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的经济。它避免战争和扩张这种吸纳过剩的毁灭性手段，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的和谐共同发展、为每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中国思路。

这大约是中国制度优于其他市场经济的地方。当然，和平崛起不是没有原则，不是无原则地放弃海外市场和战略机会。和平崛起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都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为和平而和平。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未来的10多年到20多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最佳历史窗口。第一，如前所述，美国自顾不暇，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出现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它永远如此。第二，某些国家对中国新的战略调整还没有完全形成。第三，从现在到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阶段，是中国的战略挑战期，如果不能迅速跨过，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将逐步凸显。从西方国家的例子看，一旦超越中等收入阶段，社会经济就迈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就像骑自行车，需要一定的速度才能保持平衡。一旦跨越，那就变成了四个轮子。超越中等阶段，一定要有超高的速度。尽量缩短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像美国在超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它的平均年化增长率。第四，中国的台湾问题不可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不能在未来20多年内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就可能变成一个永久性的问题。中国需要迅速在经济上突破，完全摒弃原教旨市场化的任何影响，拒绝低增长陷阱，走上更加公平持续的发展轨道，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就不再有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方可一举而定万世。第五，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到未来20年左右，是一个政治相对稳定而清明，国家具有非常坚强意志和定力，敢有作为，很有作为的战略时期。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国际国内的战略窗口期，走自己的路，突破原教旨市场化的低增长难题，在20年左右，完成战略跃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个时候，回首金戈铁马，岁月苍茫，可以鞍马为文，横槊赋诗，“惊回首，离天三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