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组抗战医疗服务团

杨基铨：锺（和鸣）君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为人热情，意识形态略偏左倾，他对于前一辈的人士所做的民族社会运动，相当有认识。有一次，他问起我当时担任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之负责人，而向日本政府争取地方自治的堂叔杨肇嘉的思想。锺君关心台湾关怀社会实在难能可贵。

萧道应：一九三〇年八月，台湾民众党内林献堂、杨肇嘉等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因为不同意蒋渭水一派重视劳工运动的倾向，于台中市醉月楼正式成立以“确立台湾地方自治”为目的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并选出顾问林献堂、常务理事杨肇嘉等主要干部。杨肇嘉出身清水（旧称牛骂头）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家庭，前后主持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六年，曾经两次携带改革台湾地方制度建议书，上东京请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殖民地台湾举行改正地方自治制度第一次选举，杨肇嘉领导联盟在各地积极参选；选后并于台中市乐舞台召开选举报告演讲会，颇呈盛况。但自此以后，自治联盟的存在就似有似无，竟不闻有任何活动消息了。

杨基铨：锺和鸣于二年级暑假后就突然失踪，不再来校，我虽感意外，但由他个性来看，我想必有其原因。

黄素贞：我是汐止人。四五岁时，随养父迁居福州。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强制台湾人撤出福州。我们一家五口只好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搭船返台。当时，学北京话竟然成为台北的风尚。我于是通过一位朋友介绍，成为几个台北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医学部学生的北京话老师。这些学生包括在日本留学回来度暑假的锺和鸣，以及锺九河、萧道应等客家人；另外，还有不是客家人的许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强烈，热爱祖国。

萧道应：许强是台南佳里人，先后毕业于台南二中、台北高等学校，然后与我同时进入台北帝大医学部第一届。台湾光复后，担任台大医学院副教授兼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一九五〇年五月被捕，十一月廿八日被枪决。

蒋蕴瑜：“七七事变”后，通过在白线寮认识的许强的分析，我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真相。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不得不参加的庆祝“胜利”的提灯游行，当队伍走到西门町圆环时，他指着喷水池中四个喷水的水牛铜像对我说：“你看，我们台湾人民就像那四只水牛。”我不解地问怎么说呢？他就说，我们辛勤劳动的收获，像水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下，统统都吐出来了。当队伍经过总督府时，他又故意让灯烧掉，以示抗议。我也跟着这样做。

黄素贞：我除了教他们北京话之外，也教他们唱《总理纪念歌》，以及抗战歌曲，例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描写“九一八”事变后大批革命青年流亡到上海和全国各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因为大家年纪差不多，下了课，大家就会讨论思想问题，以及中日战争的最新局势。

萧道应：那时候，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观念上都认为：观察世上的一切事物与现象要采取“运动”的观点——因为今日之我并非明日之我，今日之友并非明日之友；世界上没有一概不动、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都要经历一个运动过程。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属性，静止则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在变。“变”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而“静止”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日常所讨论的主要思想问题包括：如何通过互相排除“排外的动物本能”，而摒弃闽客之间狭窄的族群意识。

在迷信、命运、家庭和宗教的问题上，“反迷信”和“反宗教”都只是形式，本质是要反对封建意识。

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课题上，我们一致反对一切以“改良主义”手段或“争取台湾人权利”为名的合法斗争。

在民族的身份认同上，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华侨，不是日本人。在台湾的日本人都认为台湾是他们的，所以自称“内地人”，台湾人则是“本岛人”。对此，我们最消极的态度就是称他们为“日本人”，绝不称呼“内地人”。当我们跟他们对话，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时，都改用“你们”来称呼；提到“台湾人”时，就用“我们”来称呼。这些虽然只是生活上无关紧要的小节，可我们却很认真地对待。整个问题的重点是，不要忘了“我们是中国人”的事实。

这样的思想认识，自然就规定了我们以后必走的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道路。

黄素贞：他们认为，这次的中日战争实质就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与其在台湾这样活下去，不如回大陆参加抗战。这也是他们学北京话的目的。后来，大家决议：既然大部分人是学医的，那么，就干脆组个医疗服务团。

锺理和：父亲在大陆的生意失败后，转而至屏东经商；二哥也远赴日本留学去了。第二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举国骚然；未几，我被编入防卫团……

战事愈演愈烈，防卫团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广：送出征军人、提灯游行、防空演习、交通管制。四个月间，北平、天津、太原，相继沦陷，屏东的日本人欢喜若狂，夜间灯火满街飞，欢呼之声通宵不歇。

就在这时候，二哥自日本匆匆回来了。看上去，他昂奋而紧张，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觉。他因何返台，父亲不解，他也没有说明。他每日东奔西走，异常忙碌，几置寝食于不顾。有一次，他领我到乡下一家人家，有十几个年轻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好像预先有过约定。屋里有一张大床铺，大家随便坐着；除开表兄（邱连球）一个，全与我面生。

他们用流利的日语彼此辩论着，他们时常提起文化协会、六十三条、中国、民族、殖民地等名词。这些名词一直是我不感兴趣的，因而，这时听起来半懂不懂。两小时后讨论会毫无所获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萧道应：所谓六十三条，应该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之后，于一八九六年三月卅一日对殖民地台湾施行的特别法令；也就是以法律第六十三号委任立法权于台湾总督之手的所谓“六三法”。法律第六十三号第一条规定：“台湾总督于其管辖区域内，得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命令”；第三条规定：“台湾总督于临时紧急必要之时……得即时发布第一条之命令”。这就是说，台湾总督在台湾所发的紧急命令，与日本天皇公布的紧急敕令，有同等效力。

锺理和：同日晚上，二哥邀父亲在我隔壁父亲卧室中谈话。起初两人的谈话听起来似乎还和谐融洽，但是越谈两人的声音越高，后来终于变成争论。我听得见二哥激昂而热情的话声。然后争执戛然而止。二哥出来时怏怏不乐，两只眼睛仿佛两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觉醒来，还看见二哥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

数日后，二哥便回日本去了。临行，父亲谆谆叮嘱：你读书人只管读书，不要管国家大事。父亲的口气带有愧歉和安慰的成分。但二哥情思悄然，对父亲的话，充耳不闻。

李南锋：我是锺浩东的表弟，他母亲是我的大姑妈。一九一九年，我出生于高雄州屏东郡高树庄大路关。我爸是个汉文老师。

公学校毕业后，我就进入村里的私塾，跟随我爸和另外请的老师读四书五经之类的汉文。在私塾学习汉文的这两年，我的反日民族意识和热爱祖国的情怀也被启发而觉醒了。我和浩东是一起长大的玩伴。他的民族意识比我还强，读台北高校时，经常跟日本学生打架。后来，他去日本留学，只要放假回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东南西北地聊。

锺理和：二哥再度自日本回来时，人已平静、安详，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动了。这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时局渐呈胶着状态。二哥说日本人已在做久远的打算；中国也似决意抗战到底，战事将拖延下去。他已决定要去大陆。很奇怪的，父亲也不再固执己见了，但也不表高兴。

李南锋：那时候，浩东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正疯狂地侵略中国，在台湾已经很难从事反日运动了。所以他有意招募医疗团，到中国内地，为抗战服务。后来，这个计划因为参加的医学生太少，无法成行。他就找我、就读帝大医学部的萧道应、黄素贞和蒋碧玉，另外组团，到大陆参加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