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没有品类，品牌等于零

现在转换一下角色，让我们进入消费者的头脑中，与消费者融为一体——我们就是消费者。

我们在大街上饥肠辘辘，打算快速解决一顿午餐的念头出现之后，我们的意识首先判断的是吃“汉堡、比萨一类的西式快餐”还是“米饭、面条一类的中式快餐”？这时候完全跟品牌没有关系，只有当我们决定吃“西式快餐”时，我们才开始四处巡视选择，是吃“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如果决定吃“米饭”，“真功夫”或“吉野家”才开始影响我们的抉择。

当我们孤身回到家里，孤独、寂寞、冷，我们打算上网找个朋友，此时头脑里征战的是基于兴趣方面的“交友网”，还是解决终身大事的“婚恋网”？这时候完全跟品牌没有关系，只有在我们的头脑确定上网找结婚对象从而锁定“婚恋网”，然后才出现是上“百合网”还是“世纪佳缘”的品牌决策。

“西式快餐”“中式快餐”“交友网”“婚恋网”，这些都是优先于品牌发生在消费者心智中的品类概念，这些品类概念左右着我们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行为。

更有甚者，购买决策经过了三四层品类信息的判断后，才会指向品牌。

“阿嚏”，我们感冒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小病”不是“大病”，我们选择去“药店”买药。而不是去“医院”；紧接着，我们需要快速判断，是买“药效更快的西药感冒药”，还是“药效慢但更安全的中药感冒药”。想到下午还要工作，我们走向了“康泰克”“快克”“白加黑”的柜台，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这是“西药品类”胜出。

“阿嚏”，我们的孩子也感冒了，我们的紧张感倍增（也许二胎政策之后，这种焦虑会得到一定缓解）。作为一个中国人，古老的文化基因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安全战胜了速度，“中药品类”战胜了“西药品类”，我们为孩子选择中药感冒药。接下来的问题，是“板蓝根”还是“鲜竹沥”？此时，还是品类之争，只有当我们确定是“板蓝根”后，“同仁堂”“白云山”才开始发挥品牌威力。

从一开始就是“品类”率先进入人们头脑里的购物清单，人们是从选择一种具体商品或服务开始的，而不是品牌服务商以及商家所说的从认识品牌开始，只有消费者在品类确定之后，面临对应的商品极大丰富、存在选择困扰的前提下，品牌才开始发挥作用——完成简化认知的作用。

是时候让我们洞彻品牌与品类之间的关系了。抛开本书的命题不讲，当我们将“品牌”一词从神坛上拉下来，切切实实地考虑它的本质时，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追溯“品牌”的起源，最早它不过是牧场主在牛市上为了区别和保护自家的良种牛，在牛屁股上打上的家族烙印。这个烙印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牛的所有权；第二，好牛的识别。从牧场主的角度来讲，这个烙印代表的就是自己的主权，“Tom牛”就是“Tom”家的牛，“John牛”就是“John”家的牛；从买牛方来讲，烙印的意义在于这是一头好牛，有人负责的牛，你可以通过这个烙印对此牛值不值得买做出最直接且最简明的判断。

反过来，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购物时，对同一类别的商品是如何做出判断的。至少在我们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消费者在被问及为何选择该品牌商品时，得到的答案基本相似，那就是“这个牌子好”或“习惯了，比较放心”等，几乎没有人会回答这个牌子具体好在哪里。

时常有人问我们，品类与品牌到底有什么区别又或者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回答通常是，“没有品类，品牌等于零”。

品类就像民族，品牌就像国家，你可以找到没有国家的民族，但你找不到没有民族的国家。当然，同一民族的人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里，就像一个品类被多个品牌所控制。同样，也有多民族国家，这就像一个品牌很有包容力，能够实现跨品类发展来控制多个品类的资源。

推论一：对于消费者而言，品牌就是简化品类识别的工具；对于经营者而言，品牌就是控制品类资源的工具。

过去的这些年，在中国因广告造就了诸多“品牌神话”，这使得很多企业笃信品牌构建就是打广告。这种纯粹依靠“量变达到质变”的传播策略，在广告成本相对低廉、媒体环境相对单纯的时代或许行之有效。但是，随着广告成本的日益高涨，许多企业的经营者纷纷叫嚷着自己只是在为媒体打工。于是，这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品牌构建以及信息传播的规律和来源。结果我们发现，所有品牌构建的基本信息都来自品类所包含的有效心智资源。品牌持有人所做的定位以及品牌构建，无非是在某一品类当中，对其中一块资源实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