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5)

12月中旬，中央下发〔中发〕24号文件，扩大〔中发〕23号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范围，海军也准备召开一次扩大范围的会议传达。在常委会讨论会议如何开的时候，由于此时苏振华不在京，有的同志提出要萧劲光讲一讲〔中发〕23号文件的重要性和意义。

不提还罢，这样一提，萧劲光几乎按捺不住满肚子的火，说：

“我不晓得怎样讲！一直到现在，我们连刘冰信的内容都不清楚，不知道的不能讲。还是传达中央23号和24号文件吧。”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百万群众为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这场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4月7日晚，萧劲光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会上由北京市负责人吴德讲了天安门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会议的精神，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说：“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会上宣布了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宣布完毕，按照惯例，人们鼓掌。但是，萧劲光没有鼓掌，他将手中的文件翻过一页，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看文件的样子。萧劲光认为，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不能同意后一项决议，所以，不能违心地鼓掌赞成。

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散会以后，萧劲光与海军政委苏振华走在一起，萧劲光对他说：

“刘冰的信写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说邓小平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我们不要抢先，看看情况再说。”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萧劲光对批判邓小平的抵制。

1977年初，人们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之中渐渐冷静下来，热切地期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拿出治国良策，迅速扭转形势。然而，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个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障碍。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

看了这篇两报一刊的社论，萧劲光十分不赞成，和陈云谈过后，又驱车到王震、王诤、耿飙等一些老革命家的住处，倾吐衷肠。萧劲光认为，邓小平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1975年的整顿是正确的，他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事就一成不变。对“天安门事件”，他认为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

大家在一起经过畅谈和议论，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萧劲光等人自然十分赞同，也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他来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间大家反复酝酿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萧劲光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诤、耿飙等，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上述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也来了，陈云发表了意见，说：

“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我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作个书面发言。”

这时，他对坐在旁边的萧劲光说：

“请劲光给大家念念吧。”

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这篇文章，体现了陈云行文简洁有力、观点鲜明的一贯风格。萧劲光念道：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旗帜鲜明的发言稿，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博得了一致赞同。

这个书面发言，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华国锋仍旧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对华国锋坚持的“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陈云、王震等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唱了反调，萧劲光在会议上也唱了反调。这次会议，尽管还没有实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这两件大事，但毕竟将这两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改变了一家之言的局面，是进了一大步。

5月，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使萧劲光茅塞顿开，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对身边的同志谈自己的体会时说：

“多少年来，‘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这一信条吗？人们恪守着这个信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晚年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奉若神明，甚至伪造毛泽东临终遗嘱，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点不破除，就无法继续前进，而怎样破除，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有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要战胜多年来肆行无忌、成为体系的‘左’的理论，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有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

我们完成了任务——与张廷发

张廷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1941年底，那是他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调师司令部任作战科长的第一天。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回忆说：“邓政委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他见到我，含笑对我说：‘你叫张廷发吧！听李达参谋长说过，你来作战科工作，以后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久闻邓小平同志的英名，还听别人说，他是很严肃的，不苟言笑。现今第一次见面，邓政委就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使我脑子里的这个印象，一下子就转变了。我亲身感受到，邓政委讲起话来，一句是一句，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

从此，他就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风雪太行，转战中原，创建桐柏新区，直至新中国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后，张廷发先是任襄樊地委书记，并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51年7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并进驻东北凤凰城地区待命入朝参战。1953年2月，十一军军部转隶空军，组建空军第五军军部，从此他离开二野到空军任第一副参谋长，后又任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这时，邓小平也离开西南军区暨二野，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等领导职务。在这段时期，他和邓小平接触不多。直至1975年邓小平担任党、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张廷发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又多了起来。

张廷发后来回忆说：“1975年夏秋之交，是我们党、军队、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关系到党、军队、国家命运的严峻时刻，小平同志交给我一项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的重要任务。”

“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毛泽东病重，周恩来病危。江青等人加紧进行篡党、篡军、篡国的阴谋。争夺军队，成为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

“空军有几十万人，那么多作战飞机，部队遍布全国，是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是‘四人帮’要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4年江青给空军写信，送材料，派联络员，煽动军队‘放火烧荒’，搞‘三箭齐发’，点名攻击军队领导机关。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严肃批评了他们，材料不学了，联络员撤销了。被江青指定在空军当联络员的那个人，原先就是空军司令部的干部。联络员的名分虽没有了，但这个人还在空军做业务工作。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视线之内，他随时可以向江青报告。”

“庆幸的是，此时小平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江青一伙的流毒和影响，特别是他和叶剑英副主席共同主持了1975年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两位副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军队要整顿。小平同志以他一贯的抓本质、抓主流的作风，在整顿中抓了影响全局的中心环节。7月14日，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坚定地说：‘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会后，经毛主席批准，小平同志和叶帅一起迅速地调整了军队一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把一些追随江青、坚持派性的人调下去，把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人选进班子。”

“8月，在空军领导班子中增加了被林彪、‘四人帮’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的余立金同志，任命余立金为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10月1日，又任命我为空军政委、第一书记。”

“任命之初，小平同志把我找去，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队要整顿，当前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当年见面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我正在北京南苑机场，同部队同志一起研究机场建设和飞机噪声扰民问题。”

“小平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机场找我，说：‘小平同志请你来一下。’”

“当天下午，我到小平同志住处。”

“在客厅里，我向小平同志敬了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军礼，深情地凝视我的老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复出后，我第一次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见他。经过那场暴风骤雨式的磨难，他身体依然那样结实，目光犀利，神采奕奕。小平同志没有客套话，这是他几十年来的习惯，说话谈问题，总是开门见山，抓住要害。”

“小平同志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我简要地汇报了空军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准备从整顿入手，对空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面貌，开创新局面。’小平同志在1975年1月总参干部会上和后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都提出军队要整顿。从1975年2月开始，他大刀阔斧地对工交战线和其他部门进行整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空军要改变面貌，也只有从整顿入手。”

“小平同志听了，表示满意。他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要全面整顿好，今天我找你来，就问这件事。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简短的谈话，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时，我们参谋人员都知道邓政委的特点：办事简单明了，没有多余的话。这次谈话，同当年一样，又一次体现了小平同志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抓根本，从战略高度把握大局的领导艺术。”

“不久，我又见到叶帅，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叶帅同我谈话时，特意关上门，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得最大。他双手做了一个合围的手势，示意只有把野心家抓起来，党和国家才有安宁之日。”

“归纳两位副主席说的，就是两句话：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另一句是军队要整顿。这两句话，也是两项千斤重担般的任务。我听了两位领导人这样简短明确、严肃郑重的交代，深深感到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此时，我思绪万千。联想到1974年，江青一伙那么猖狂，那么嚣张；联想到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期，叶、邓副主席向部分大单位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并严肃指出，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