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4)

有一次，国务院办公厅的简报上，把在邓小平后面的“同志”二字抹掉了，积愤已久的王震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吼叫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办公厅的人叫来。后来国务院办公厅派了值班室的主任来。王震在病床上说：

“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也昧着良心来批邓小平同志？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带到上面去！”

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充分体现了他对邓小平的深厚感情。

中共中央“批邓”的文件下来了，王震连看都不看，拿起笔在文件上针锋相对地写下了“人才难得”四个字。可是这些文件按规定是要退回去存档的。在退文件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这些话语，知道有悖当时的政治气候，为了少惹麻烦，也为了王震同志好，就给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电话商量怎么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把王震写在上面的话全部擦掉。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被隔离软禁。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为敬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悲愤与不平使这位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几近失去了理智，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

“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他问一些老将军：

“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并非理智的激愤之语，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他觉得这样自己更畅快好受一些。

由此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震将军洒下了悲痛的泪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四人帮”仍在祸国殃民，共和国大厦将倾，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之间“穿梭”，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所期盼的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局面还没有出现。

王震非常着急，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的情况下，他就以极大的勇气，悄悄来到邓小平在西山的住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且是积极的实践者。邓小平提出办特区后，王震立即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359旅屯边的精神，亲自选项目、下命令。1984年初，他又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

1991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1992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治疗，他不同意，医生和家人都没有办法。无奈之际，家人只好求助于邓小平家。得知消息，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很快去医院劝慰，说：

“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

王震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手术顺利，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1993年2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他还和别的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的丰功伟绩，对祖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愿拜邓小平为师”——与陶铸

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引述过陶铸一段话：“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利用其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了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发难，被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特别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允准印简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这时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待。

1966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清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10月25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辞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保刘邓，我是对的。”

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陶铸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总是与把持“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康生、江青一伙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

唯一没有鼓掌的人——与萧劲光

1974年邓小平复出不久，萧劲光就向他暗示：要提防张春桥和江青。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传达中央文件时唯一没有鼓掌的就是萧劲光，这在当时不难想象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充分表现了大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

1973年初，大地已透出春的气息。邓小平结束了“流放”江西的生活回到北京，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对于邓小平回京，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打心眼儿里高兴，很快去医院看望他并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当时，正值海军“四五”会议之后，萧劲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向即将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暗示说：

“你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防那两个戴眼镜的。”

萧劲光指的是江青和张春桥，邓小平立即明白了萧劲光的意思，会意地点头笑了笑。那时，萧劲光仅仅是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触犯了张春桥、江青一伙人，就被认为是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被打棍子、扣帽子。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推荐下，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主持国务院工作。萧劲光十分兴奋，感到在毛主席、周总理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大幸事。

邓小平敢想敢干，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首先卓有成效地整顿了铁路，接着又进行了工业、农业战线的整顿，并提出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了“军队要整顿”，提出了整顿军队，革除“肿、散、骄、奢、惰”，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军队的整顿工作在艰难中起步了。萧劲光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对于邓小平关于整顿军队的一系列主张十分赞成，他钦佩邓小平的勇气、胆略和魄力，但又暗暗为邓小平捏一把汗。根据当时的形势，萧劲光已预感到一场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因为“四人帮”是不会让邓小平这样干下去的。

果然，为时不久，这场预料之中的较量就开始了。

1975年11月底，萧劲光和苏振华一起参加了军委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宣读了中央〔中发〕23号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这个打招呼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由邓小平转呈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的批示。这封信反映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于由邓小平转呈的这封信，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把矛头公开指向邓小平，把邓小平1975年以来的工作说成是翻案。军委会议除了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传达了毛泽东其他一些批评邓小平的讲话，如“小平偏袒刘冰”“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等，并要求与会人员回去以后向常委传达文件精神，分步骤地向各级领导打招呼，认真搞好“三个正确对待”，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萧劲光听了这个传达以后，觉得好似迎头一瓢冷水，心里透凉。

几个月来，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军队整顿出现了大好形势，海军的工作也有了不少起色。特别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说了“海军很小，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的话以后，海军党委迅速研究了贯彻意见，苏振华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表示一定要“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对此，毛泽东5月23日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在进行了多年的动乱以后，毛泽东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又对海军作了这样的批示，萧劲光感到海军建设又有可能得到一个大的发展，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很快，海军党委下发了文件，提出要重新修改拟定装备、生产、科研、工程等十年规划，常委会议首先讨论了海军装备建设的十年规划。同时，抓部队训练，抓干部培训，抓院校建设，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部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一切，与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方针是合拍的。

而此时，由于否定了邓小平1975年以来的工作，对海军的这些工作是肯定还是否定？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萧劲光想：文件说的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通过他的联络员毛远新传达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不能不令人怀疑。而且，毛主席年事已高，病势沉重，江青、张春桥他们会不会从中做手脚？

回来的路上，萧劲光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心情非常郁闷。他在替邓小平的命运捏一把汗，替中国的前途命运担忧，替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