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6)

“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及时洞察‘四人帮’的阴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强柱石的作用。稳定军队，关键又在稳定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稳定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部队稳定了，掌握在听党的话的可靠的人手里，就有利于中央一级领导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这一招，正是小平同志善于把握大局，抓住关键，高人一筹之处。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把握住这场斗争的总体，争取了主动。”

“1975年末和1976年初，小平同志已经很难工作了。江青一伙猖狂劲儿又上来了，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要成功了。我参加了1976年1月的那次中央打招呼会议，江青在会上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要我们‘转弯子’，这是拉拢我们。拉拢不成，江青、王洪文就一再发难。时不时来个什么‘批示’，制造个什么‘事件’，扔来一大堆帽子，什么‘反党’‘反革命’‘分裂中央’等，要我们按他们的口径来‘讨论’，并把‘讨论’结果报告给他们。最紧张的时候，‘四人帮’公开把手伸到部队，一面派人到部队暗中‘调查’，一面由王洪文出面把空军党委常委找去‘谈话’。”

“好在我们空军党委常委的大多数同志政治立场是坚定的。我们始终抱定一条，军队应该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我们听党中央指挥，听中央军委指挥。我们决不按照‘四人帮’的路线来另搞一套。我们常委的大多数同志横下一条心，对‘四人帮’批下来的材料，能顶则顶，能拖则拖，实在不行，应付几句。7月唐山大地震，空军抢险救灾任务很重，我们常委一面调动大批飞机和人员抢险救灾，一面遵照小平同志的谆谆教导，密切注视空军部队的稳定，不断提醒部队，一切行动听中央军委的。那段时间，我们脑子绷得紧紧的，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再艰难，我们始终牢记小平同志指示：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再艰难，我自己也绝不丧失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决不屈服于江青一伙的压力。”

“粉碎‘四人帮’前几天，我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叶副主席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来医院打招呼，这件事，《叶剑英传》里有记载：‘叶副主席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出院。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当时，我对王守江同志说：‘我懂啦。’我立即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直到军委召开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当陈锡联同志代表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时，我兴奋得晕倒在地。”

“1977年，在一次军委会议的餐桌上，小平同志端着酒杯来到我这一桌，小平同志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此时，我可以说：我们完成了小平同志、叶帅交给的保住党对空军领导权的任务。”

“公明党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与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1926年1月10日生于日本长野县。1964年日本公明党成立后，他曾任副书记长、涉外局长。1967年1月他当选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同年2月当选为公明党委员长。他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著名的《竹入笔记》被载入中日友好关系的史册。他曾十多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4年8月15日上午10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

这是邓小平同竹入义胜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医生不允许他接待客人，所以委托邓小平负责接待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说：“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从各方面都听说过邓副总理的情况，同时在照片上也经常见到您。我们到北京以后，感到天气并不很热，很舒服。”

邓小平说：“按过去的情况，现在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你们有福气，也给我们带来了福气。东京是不是比这里凉快一点儿？”

竹入说：“如果北京到三十七八摄氏度，那还是请您到东京去，那里凉快一些。”

“不要把太热的天气带到你们那里，使你们吃亏。”邓小平一句话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会见的气氛非常亲切。

正式会谈开始后，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儿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五十年、一百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提出，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恐怕这也是田中首相的强烈愿望。

竹入还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能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停了一会儿，邓小平继续说，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辞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

邓小平所指的是此前不久日本个别政府官员公开参加台湾的活动一事。

邓小平说：

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同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竹入义胜一行，席间双方就中苏关系、日苏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最后，竹入表示：公明党决心为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力，今后有机会盼望再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说：周总理对你发出的邀请是长期有效的。我们总是欢迎与你互相交换意见。

此后，竹入义胜几乎年年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

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

这是竹入义胜率领的第七次访华团。

这时距邓小平访日归来刚巧一个月。

邓小平访日期间，曾于10月24日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过礼节性拜访。在那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在和他们的恳谈中，邓小平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议长室里一片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

邓小平幽默的话语，使恳谈的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药”，气氛也变得热烈和轻松了。

竹入委员长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邓小平看着竹入，微笑地点了点头。

此次竹入一行来到中国访问，交谈中，邓小平向竹入倾吐了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还有一个心愿：“在国际事务上，就是想到华盛顿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国内问题上，还想活二十年，能够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是四个现代化有相当程度的进展，这样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还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不是要日本政府一个决心吗？下决心后一秒就解决了，中美正常化加一倍，两秒嘛！只要两国领导人站在更高的立场来处理，这个事就好办。实际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下决心了，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了却了邓小平的一个心愿。

邓小平另一个心愿就是要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也是他跟外宾谈得最多的话题。

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6月28日，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公明党访华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邓小平说：“我们日本朋友很多，公明党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这一评价，使竹入义胜特别高兴和激动。

确实，以竹入义胜为委员长的公明党在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后，公明党就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恢复邦交正常化穿针引线。田中首相上台伊始发表首相谈话时，就谈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他说：“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此时，中国的态度如何，是日本政府特别关注的。虽然当时有好几位政界要人访问过中国并同中国领导人见过面，但这些要人带来的信息都是只言片语。田中把目光投向了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这是一个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竹入义胜本人也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充当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

他计划7月下旬访华，行前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详细询问了日本政府对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条件。

7月25日，竹入义胜访华，同周恩来总理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他在《竹入笔记》中写道：“我对他们说安保条约不难废除，佐藤、尼克松声明的问题（指台湾条款）却很难办。我还说台湾问题确实很难处理，自民党内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一扯这个问题，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难办了。总之，我把自民党过去说过的话全说了，共有十几条，无非是用这些试探一下反应。同廖承志、王晓云两位先生谈的时间很长，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并告诉他们，这些并不是田中首相的想法，而是我们的意见。你们如能理解，事情就好办了。应该说我们出的这些难题很棘手，但对方几乎全部接受了。与周恩来总理见了四五次，每次都谈三四个小时。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我说，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此负责。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做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

竹入义胜带回国的中国信息，对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上，竹入也竭尽全力。

当中日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三木首相征询在野党领导人的意见，并表示“不打算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时，唯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表示反对，他说：“抽掉霸权问题，日中两国的谈判就不会有结果。”

后来谈判结果也正如竹入义胜所预料的那样，三木首相任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能停滞不前。

1977年1月竹入义胜再次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竹入义胜于1月22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了解了中国方面对恢复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意图。但是福田首相仍犹豫不决。

1978年3月，为了完全摸清福田首相的想法，中国政府向日本公明党发出了访华邀请。因为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公明党一直是充当两国政府的联系人。

日本公明党决定由书记长矢野担任访华团团长。3月8日临行前，矢野书记长和竹入委员长一起来到首相官邸，向福田询问对日中条约的真实想法。福田要他们转告中国领导人两点意见：一是日本政府希望尽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二是与所有国家增进和平友好是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场，希望中国予以谅解。3月11日，矢野在同中国方面会谈时转达了福田的话。14日，中国方面做出反应，由廖承志谈了四点意见。3月17日，矢野带着四点意见回国向福田汇报。福田表示：“今后决定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程序时，公明党的访华报告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并“衷心感谢公明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