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2)
又过了两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刘少奇办公室，要撤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断绝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4月6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又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勒令他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并做出交代。在斗争会上，每当刘少奇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刘少奇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刘少奇讲一句话，剥夺刘少奇的发言权。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使刘少奇精神上受到了痛苦的折磨，他终于病倒了。
邓小平自1966年12月24日以后，就再未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身份在公开场合露面，露面的场合仅是批斗会。1967年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为了表示纪念，在中南海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大会”。
邓小平被围在院子里。“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声，震动着整个庭院。
红卫兵大声吼道：“你交代，你和刘少奇是怎样镇压学生的？”
邓小平不慌不忙、毫不隐讳地说道：“我同意派工作组，因为当时学校很乱，没有别的办法，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这件事，少奇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造反派”无可奈何，只是说“不准你诡辩”，然后扬长而去。
邓小平这段“交代”，一是说明了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治乱而采取的措施，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二是说明了派工作组是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三是说明了他自己和刘少奇承担主要责任，敢于负责；四是说明了并不觉得派工作组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这种大义凛然、毫不示弱、直言相对的态度，反映了邓小平的鲜明性格。不过，在更多的批斗场合，是不准他讲话的。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33人，其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59人。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除10人去世外，只有40人参加了会议。全会在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受诬陷和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全会通过了错误的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样，此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被毛泽东制止了，但邓小平也“靠边站”了。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刘少奇从来不让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早上，听到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偏要在刘少奇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气愤已极，全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吐血，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 mmHg，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
1969年10月，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刘少奇被送往开封，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他们几乎同时离开了与毛泽东一起工作过多年的中南海。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与刘少奇所不同的地方，一是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作用，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保留了他的政治生命。而刘少奇却完全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捏造的罪名比邓小平更多。二是在生活出路上，邓小平没有刘少奇那么凄惨。邓小平比刘少奇小几岁，身体好于刘少奇，他幸存了下来，亲眼看到了林彪的自取灭亡，重新出来工作后又同“四人帮”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较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刘少奇却含冤九泉，未能获得邓小平后来的幸运和欣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审查了复查结果后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过去对刘少奇同志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翻。
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如下决议：（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对刘少奇的问题，邓小平的见解是：“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讲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
他主张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儿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1980年5月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为刘少奇致悼词。
他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说：“刘少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为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邓小平说：“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科学态度。”
“刘少奇同志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强调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纠正，勇于承担责任。在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对党对人民无限信任的革命品质。”
“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
“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反动统治阶级逮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说：“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所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造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对刘少奇做出这种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既告慰了忠魂，又教育了人民。
肝胆相照，共解国难——与叶剑英
1977年底，邓小平与叶剑英在广州。
叶剑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邓小平和叶剑英战争年代共事不多。他们在八路军总指挥部曾有过几次接触。当时，叶剑英任参谋长，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特殊环境中，他们俩可谓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建立了特殊的感情。
在十年动乱的年月，叶剑英同邓小平一样，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打击和迫害，曾流放湖南、广州，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同伙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在叶剑英身处逆境、年老多病、需要有人在身边安慰和照料的时候，他的子女们却四处失散，有的被监禁、有的被致残。
“文革”中叶剑英先于邓小平“解放”出来，参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决策。在这种条件下，叶剑英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们携手并肩，共解国难，同心协力，共振大业。
1975年1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
1月中旬，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继续肩负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就这样，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在整顿国民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等战线的同时，对军队也开始进行切实的整顿。
1月26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说，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情况的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把西沙作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同志为常务委员。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3号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为了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对军队工作的恶劣影响，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问题。会议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军现状，集中讨论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深入批判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讨论了军队进行整顿的措施。叶剑英、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深刻阐明了整军备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任务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