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1)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呼吁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也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然而，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符合华国锋等人的意思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所以华国锋才这样推三阻四、讳莫如深。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年4月，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他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党中央终于做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看得更为长远。他后来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员、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交往

公正评价，告慰忠魂——与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

1949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处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他们长年在一起讨论问题，共商国是，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见解。

邓小平对刘少奇很尊重，在党内注意维护刘少奇的威信。特别是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遭到党内某些人的非议，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批判，邓小平毫不顾忌地站在公正的立场，批评党内一些人针对刘少奇散布自由主义言论的倾向，驳斥流言蜚语，为刘少奇打抱不平。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49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同志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接管城市的总方针，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他于4月10日抵达天津，5月12日回到北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了许多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人士座谈，作了多次讲话和报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左”倾错误，强调不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要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他主张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与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在给东北局的一个电报中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刘少奇的天津之行结束不久的5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也亲自在电报上写了按语，指出“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并要求各地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东北局书记高岗对此不满，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批评，反而对刘少奇怀恨在心。他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抄成“档案”进行散发，利用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向各大军区、各省领导人散布流言蜚语，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刘少奇，在党内制造了一场反对刘少奇的风波。邓小平认为，高岗的做法不符合组织原则，对同志也不公正。他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批驳了高岗的流言蜚语：

“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儿或迟一点儿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和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认为我们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邓小平这番话，既公正又合理，是实事求是的，为刘少奇说了公道话。因为，刘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是力图贯彻毛主席的思想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他讲话之后，大家感到讲得好，对如何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当时华北局曾派人到各地择要进行了传达，6月还起草了一份给太原、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市委的电报指示，要求普遍宣传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避免重犯过去在土改中侵犯私营工商业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结束了邓小平与刘少奇之间的工作关系。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合作，伴随他们而来的是共同的坎坷遭遇。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6月上旬中央派工作组以后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称：“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发人深省吗？”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所指是明显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后，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向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江青在会上对毛泽东大字报中所提“司令部”作了如下解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某几个中央领导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司令部。江青的上述讲话使多数人意识到：毛泽东炮打的恰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2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刘少奇被降至第八位，林彪列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1966年10月9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25日，林彪在会上又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他说：刘邓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毛主席，只相信他们自己，“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此后，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操纵下，“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与刘邓血战到底”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而来，公然贴上天安门城墙，贴满北京大街小巷，乃至全国各地。诬陷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总头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诬陷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中国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随后，“造反派”几次冲击刘少奇的家和办公室，撤了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多次被“造反派”揪斗、批判。在批斗会上，不准他申辩。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发言权被完全剥夺了。

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第一次冲进刘少奇的家，在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刘少奇受到“造反派”的直接批斗。在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突然跳出来，让刘少奇背出毛主席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刘少奇背不出来，那伙人大声嘲笑。刘少奇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那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一阵口号，批斗会一哄而散。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第二次冲进刘少奇的家。他们贴大字报，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并叫他们站在一张缺腿的桌子上。“造反派”攻击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