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3)

邓小平强调军队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本身的团结，并且指出，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强调要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

叶剑英明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号召同志们要紧紧跟上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向全国人民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军队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七十多人，主要是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直属院校的领导干部。到会同志完全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叶剑英深入小组听同志们发表意见，有时一个一个地找人谈话，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有关指示精神，透露给他们。一次，叶剑英对同志们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他还严肃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同志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指谁的，同时也就知道了老帅的态度。这样，上下思想沟通了，想法一致了，大家非常高兴。叶剑英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同志们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不让“四人帮”抓住辫子），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坚定立场，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邓小平和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然而，“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极为不满，狂叫“整顿就是复辟”，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造谣挑拨，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说邓小平上台后就翻案，以后又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始终坚持党的原则，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处于即将再次被“打倒”的困难时刻，叶剑英不顾风险，直接到邓小平住处看望他。有一次，张春桥给叶剑英打电话，诬蔑邓小平。叶剑英义正词严，驳斥张春桥：“你们不是存心要害人吗！”说完，他“啪”地挂上了电话。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参加了这些会议，积极支持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一个时期以来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提出疑问和批评。邓小平气愤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江青不服，反唇相讥，说这是对她的“围攻”和“突然袭击”。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在会上针对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作了长篇发言，对他们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他点名批评江青等人说：重大的问题你们几乎都不请示，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江青在批评的压力下，当时不得不作了“检讨”。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批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一大批老干部。

2月，在江青一伙的策划下，病中的毛泽东听信谗言，让邓小平只管外事，停止了他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同时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应“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1976年4月，人民群众在全国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当时，叶剑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基本上停止了工作，虽然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保”邓小平，但此时已是无济于事了，因为他也是“自身难保”。不过，在邓小平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是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有时自己不能亲自去，就通过子女们沟通联系。

邓小平最后一次被打倒之后，一直待在北京，观察着国家政局的事态发展变化。他心里惦记着叶剑英的处境。一天上午，王震到他的住处来看望他，过着“软禁”生活的邓小平，见老战友来家看望他，喜出望外。寒暄过后，邓小平关切地问起叶剑英的情况。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身体怎么样？”

王震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详细介绍。他告诉邓小平，毛泽东病危以后，叶剑英从西山下来，经常住在后海小翔凤。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邓小平事先连电话也没打，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所，在叶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被毛泽东称为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经过一场大的政治风波，虽然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但他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因为叶剑英毕竟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也享有众望。解决“四人帮”的重大历史责任，把叶剑英推向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和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他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共同谋划，果断决策，以快打慢，周密布置，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终于把“四人帮”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又一次为党和人民除了大害，立了大功。

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从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开始，为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派他的小儿子叶选廉驾车到三〇一医院，把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时，万分激动。邓小平长声叫道：“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不久，叶剑英又将邓小平的全家由城里搬到西山25号楼，并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转送文件。

与此同时，为了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他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华国锋接受。

1977年5月，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到叶剑英住地聚会，共商国是。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努力，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终于重新出来工作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定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此后，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叶剑英比邓小平年长几岁。邓小平非常尊敬这位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多次为党和人民建立功勋的老战友。1977年4月28日，叶剑英八十寿辰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他家里为叶剑英祝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更加重视党的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工作。他以身示范，带头退位让贤，以便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使党的事业更加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1979年，他先后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同志谈话，请求中央同意他退休的要求。1981年6月，他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改变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到邓小平之后。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都没有同意他的要求。1983年2月，叶剑英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1984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63位老同志致函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做出了表率。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因病去世。10月29日，邓小平主持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叶剑英同志追悼大会，为这位老战友作最后的送行。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与王震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错误打倒，悲愤异常的王震将军情难自抑，在撤销邓小平职务的文件上愤然写下了四个大字：“人才难得。”“文革”结束，王震又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奔走呼号，表现了对邓小平的无限崇敬和信赖。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工作。不久，王震就回到了北京。

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一家的处境有所好转，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儿女们也被允许探望父母了。1972年4月，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到江西探望父母，在回陕途中顺便送哥哥邓朴方到北京治病。到北京后，毛毛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五一节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王震要见她。

已经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毛毛开始有点儿不敢相信，但对方的诚恳态度告诉她：这是真的。在朋友的引导下，毛毛来到北太平庄王震家里。王震站起身，绝没有将她当孩子看待的意思，一把握住她的手，十分热情地问：

“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

一听这话，毛毛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几年来，她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的话了！已很少有人问起她爸爸了。王震详细地问了邓小平及全家人的情况，然后十分郑重地告诉毛毛：“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王震顿了顿又说：

“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后来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道：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在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其实，这时的毛泽东也正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人才不可多得。当得知中央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王震非常高兴。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他以其特有的胆识和魄力，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并且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这一系列整顿，迅速扭转了形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在“四人帮”一伙的鼓噪下，1975年12月，终于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实际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面对此情，王震气愤万分。他把李强、王诤和叶飞等老战友叫到家里，向他们倾诉自己心中的愤怒。

由于气愤至极，王震病倒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所有的部委都有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动向，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天天向他汇报：多少个部批了邓，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面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