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十年危难（1966—1976）(10)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在暗中加紧进行对这场人民抗议运动的镇压活动。

4月2日，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三层小灰楼内，成立了一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就拟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4月3日凌晨，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当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诗词挽联时，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也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10时，在天安门广场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竟说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事实上，“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正住在位于宽街的家里，已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后来邓小平在1977年9月明确地说：“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当时，虽然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并未提到邓小平，“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竟然从邓小平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同“四人帮”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邓小平太了解他们了。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后，邓小平一再叮嘱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因为当时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邓小平的家人知道，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所以他们都服从大局，遵从邓小平的嘱咐，不去天安门广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邓小平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两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姚文元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派记者到那里去，要记者通过内线，搞到所谓深层情况，以说明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邓小平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那位记者还是写了情况，并用“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有关系。

4月4日晚，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打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说。”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有关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紧急会议。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

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谓“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时，在做足了舆论上的准备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晚6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足了音量，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晚9时30分，10000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和逮捕。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为《人民日报》炮制即将于4月8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现场报道文章时，姚文元明确提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个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扬扬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也趁着酒兴恶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对于“四人帮”说的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经讨论，决定让汪东兴去问邓小平。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的事情。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毛主席。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同意了。

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让有关人员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代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派人找了一辆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十分坦然地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完这些事赶回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江青等人迫不及待地问他，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如实回答。张春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十分不满，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遭到汪东兴的拒绝。

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由于在此期间，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告诉过任何人，才使邓小平没有受到“四人帮”的冲击。

4月7日，就在邓小平住进东交民巷那天晚上的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继续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共拘捕群众388人，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进行审查的不计其数。仅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虽然已回到宽街的家里，但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尽管如此，邓小平仍然给华国锋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地高兴和坚决地支持。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积极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不表态。

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待遇。当时，邓小平正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帅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