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十年危难（1966—1976）(9)
电影《海霞》的命运也几经波折。这部影片于1975年初摄制完成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先后审看并肯定了该片，建议上演。但在江青一伙的授意下，文化部查封了该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给该片扣上了“黑线回潮的代表作”的帽子。该片编导谢铁骊、钱江先后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揭露江青等人的无理行径。7月29日，毛泽东在谢、钱二人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该片。邓小平、李先念等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立即决定此片在全国上映。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恢复出版。这一时期，还举办了聂耳、冼星海纪念演出。一小批被江青等人诬为“毒草”的影片解禁公映。一批禁演的戏剧节目如《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得以重新公演。
1975年夏季前后，文化领域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
随着各行各业整顿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整顿要以整党为中心。必须对党的领导、思想、组织和党的作风加以整顿。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班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他明确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省一级的领导”，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他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干部问题方面也采取了重大措施。这年的4月底，中央做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受审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的8月，邓小平又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个文件，明确提出，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组织、整顿党的思想。
全面整顿、层层深入，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魄力和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能，也一次次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于是，他们便使出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干扰全面整顿的正常进行。
江青一伙耍出的第一招是“反经验主义”。1975年4月，张春桥借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由此掀起了一场批判“经验主义”的歪风。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什么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整顿是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邓小平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
6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邓小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肃批评，迫使江青等人不得不写出书面检查，承认“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江青等人看到这一招不行，又生一计。他们借毛泽东关于《水浒》的一次谈话，发起了一场别有用心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对整顿工作施加压力。
对于江青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邓小平反复向各地区、各部门主持整顿工作的同志打招呼。他说：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认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哪里来的！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宋江、投降派。到9月、10月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四人帮”的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
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于9月27日和10月4日先后两次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重申：“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提出要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全面整顿艰难曲折，成绩显著辉煌。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创造了“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
随着全面整顿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1975年的冬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邓小平再一次受到批判，他领导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的极力压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数最多的一个冤假错案，也是导致邓小平第三次政治磨难的直接原因。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地反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四人帮”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但是，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想不通的，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并切身体验到了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的危害性，因此，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抵制这场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在为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他们不准人们佩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朗诵自己写的诗歌。
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声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这一天，正是群众性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天。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就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从1月9日至15日追悼大会前的6天当中，新华社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
在讨论谁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更是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才只得作罢。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为周恩来致悼词。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十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1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被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这时，“四人帮”也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在这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新燃起。许多地方再次陷入动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混乱、大批判的局面。
与此同时，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攻击邓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周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邓”，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从2月开始，全国各地已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
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途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上。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传统的祭奠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成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