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莫高窟
汉魏敦煌
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今天的河西广大地域属于雍州。因此，秦以前的敦煌为“禹贡雍州之域”。《禹贡》里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的记载，《尧典》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左传》有“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的记载，自汉以后，人们知道了敦煌，也知道了敦煌的东南有座山叫作“三危山”，后来集注典籍，往往把三危、三苗和敦煌、瓜州联系起来，代代相因，几成定论。其实，“三危远不在敦煌”
，秦以前的敦煌地区情况，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秦统一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这时的河西为月氏所居。汉初，月氏受匈奴侵掠，被迫西迁，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驻牧于月氏故地。公元前121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尽有河西地。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设敦煌郡，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从此开始。
汉武帝设敦煌郡后，接着设立了玉门关、阳关，敦煌成了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这以后，史书记载敦煌，往往是诗一样的篇章。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时说，“敦，大也;煌，盛也”。南朝刘昭引《耆旧记》说:“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也。”隋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说，西域交通“……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肃州志·沙州卫志》也说:“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这里指唐以后的玉门关，在今安西县双塔堡一带），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至如班超父子的疏、议，边塞诗人的诗等等，更是感人肺腑、千古生辉。
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订，“敦煌”二字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的译音。此所谓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的月氏族。汉语“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文引张骞给汉武帝报告，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祁连既然是匈奴语“天”的译音，则“敦煌”亦应为“胡语”。然而在不排斥“胡语”的同时，我认为东汉应劭的解释既符合字义又符合汉武帝以来敦煌的实际。
自张骞通西域封侯显贵以后，曾随同张骞第二次通西域的吏士，争相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请求派为使节，汉武帝为了“广其道”，往往有求必应，“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这些正副使节往返西域，都必须经过敦煌。当时，派往西域的使者，多则一年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几百人，至少也是一百多人;所带的东西，都是仿照张骞出使西域时的款式，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每人马二匹，牛羊以万数，所带金币、丝绸价值“数千巨万”。每年这么多的人、马、牛、羊、货物通过敦煌，其“使者相望于道”的壮观，我们今天仍然可想而知。
公元前104年，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中途受阻，未至大宛，往返两年回到敦煌。李广利要求罢兵，汉武帝大怒，发专使拦截于玉门关，并下令:谁敢入关，就要斩首。李广利无奈，只好留屯敦煌。一年多以后，6万多大军，带着10万头牛、3万匹马，再从敦煌出发，光是运送粮食的驴、骆驼就有1万头以上。继而又把全国的流放人犯弄来运送干粮，人流车队相接于路，直至敦煌。
元封六年（前105），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赠送了非常多的礼物，官员、随从数百人。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远嫁乌孙。解忧公主出塞路过敦煌，官员迎送，武卫相随，其规模、气魄都非一般使节过往可比。宣帝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及夫人乌孙公主来朝，汉赐以车骑、旗鼓、歌吹，并赠绮绣杂缯等数千万，也是官员、侍从、车骑浩浩荡荡往返经由敦煌。神爵二年（前60）乌孙遣使者300余人又来请婚，宣帝以相夫为公主，配备官员侍御100多人，隆重地送相夫公主到敦煌。相夫公主还没有出塞，乌孙情况有变，副使常惠一面留公主在敦煌，一面上书报告情况。
上列史实，都一一说明:敦，大也;煌，盛也。
然而，敦煌在两汉的地位，不止于此。
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到元帝建昭三年（前36）这100来年的时间内，汉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与匈奴争车师，远征康居等等，凡征战，敦煌都是前线的补给站。
两汉和西域交通不下300年，其间维持正常关系者有200多年，随着使者、商队的出塞入塞、官署的设置、戍卒屯田等等，敦煌成了汉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
两汉经营西域，有如一幕幕话剧，而敦煌则是汉政府导演话剧的后台，也是政府决策西域的耳目，因而功成事败往往与敦煌太守有关。如建武十七年（41），莎车王贤遣使奉献求都护，光武帝授以西域都护之印绶，敦煌太守斐遵上书反对，改授为大将军，莎车使者不从，裴遵竟然强夺其都护印绶，莎车从此多事。建武二十一年（45）西域十八国主动派“质子”入汉，要求派都护。由于东汉初立，北边未定，没有答应。各国害怕莎车兼并，写信给斐遵，要求把他们的“侍子”留在敦煌，给莎车以假象，表示很快会派来汉政府的都护。最后，终因派不出都护，不仅西域刚通又绝，而且北匈奴也乘势攻至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其他如安帝时的曹宗、顺帝时的徐由，主观上虽想为汉“尽忠”，实际上并没有起好作用。至若无事生非的马达、审察不实的宋亮，则都是“帮倒忙”的敦煌太守。班超之子班勇，在朝廷上力驳众难，好不容易才争取回到经营西域的任上，但不久就被其副手、“要功荒外”的敦煌太守张朗所牵连而身陷囹圄，未能尽施才略。当然，功成者有之，可惜为数寥寥。如延光年间上书陈三策的张珰，永和年间立功塞外而史籍无名的斐岑。
上至西域都护，下至屯田戍卒，莫不把敦煌当作他们回归故里的象征。班超在西域31年，晚年上书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凡罢都护、废屯田之时，汉政府派人迎接吏士，“出敦煌，迎入塞”，就算完成使命。游子、谪吏、戍卒思故土念亲人，往往是“阳关一曲动悲歌”，使人浮想联翩。直到今天，人们到了敦煌，总是不由得“望古茫茫动远思”。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敦煌“旷无太守二十岁”，诸豪强大族趁机为非作歹。他们侵吞民田，“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西域派人“贡献”，他们枉法拦截;商人贸易，受他们的欺诈侮辱。太和年间（227—233），魏明帝曹操曾派时为绥集都尉的仓慈为敦煌太守。他抑豪强、抚贫弱、断刑狱、慰“胡商”。此后，外国商人到达敦煌，“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仓慈死后，吏民画像以寄其思，西域各族“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哀，或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仓慈以后的几任太守，都能“循其迹”，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尤其是皇甫隆太守，教民“作耧犁，又教衍溉”，使敦煌的农业生产“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总的来看，自三国初年西域复通至三国末，敦煌在保证中西交通上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汉魏敦煌是后来盛开敦煌艺术之花的肥沃土壤。
乐
法良发其宗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敦煌是进入内地的第一站。伊存授经的传说也好，汉明帝永平求法也好，高僧安世高、支娄迦谶、竺佛朔、支曜、康孟祥等东来也好，都必须经过敦煌。魏晋间，东来的高僧更多，洛阳已有佛寺，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事佛。这时，敦煌这块汉文化基础雄厚的土壤上，开始绽放出宣扬佛教的美丽花朵。这一时期，有世居敦煌、译经最多、名声显赫、为西晋佛教代表人物、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有依法护为沙弥、后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而死于敦煌的竺法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有“寺庙图像”，所以《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大力推行佛教。前秦苻坚攻取襄阳以后，得到高僧释道安和文人习凿齿。苻坚对人说，我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只得到一个半人。人问是谁，他说，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为了取得大和尚鸠摩罗什，苻坚派大将吕光带兵七万西伐龟兹。后赵的石虎，对一个会耍魔术的大和尚佛图澄五体投地，“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派司空朝夕请安，并让他参与军国机谋。至于在河西地区，“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北凉沮渠蒙逊，尊奉高僧昙无谶到了“誓同生”的地步，译经、造像，盛况空前。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凉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凿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敬礼者，惊眩心目……
这可能说的是武威天梯山石窟。420年以后，沮渠氏占有整个河西，“于酒泉中街起浮屠，雕石像”。中街的浮屠、雕像虽已荡然无存，但1949年前后在酒泉出土的高善穆造释迦得道塔、程段儿所造塔、田弘所造塔、马德惠所造塔都是北凉时的佛教遗物，皆为沮渠氏佞佛的佐证。
十六国时期统治者信奉佛教，甘肃境内现存的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就是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县东南25公里处。洞窟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坐西朝东，与三危山隔宕泉河而东西相望。关于莫高窟的创建，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下缺五字）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乐僔、法良窟究竟是哪一个已无从考证。根据石窟排年，属于十六国晚期的洞窟有7个。这一时期的绘塑题材，主要是佛菩萨、千佛、说法图、佛传以及故事画毗楞竭梨王本生、尸毗王本生等。这些题材，毫无疑问是来自印度的。但是，正如中国一开始就以汉民族固有的思想来接受、解释印度佛教一样，佛教艺术在敦煌一出现就带有浓厚的汉文化的民族色彩，而且又有其特定的敦煌地方色彩。
敦煌十六国时期的佛教艺术，是以当时敦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前提的。十六国时期，先后统治过敦煌的有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前凉、西凉、北凉。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中原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前秦建元末年，还曾迁移江汉人万余户、中州人7000户到敦煌，河西地区相对稳定，人口猛增，加之以坞壁为单位组织生产，封建经济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仅以敦煌为例:吕光占领武威后，前凉的拥护者王穆起兵反抗，派人约敦煌的郭偊（瑀）（音雨）起兵响应，郭偊（瑀）与敦煌大姓嘏（音古）“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西凉李暠的别将朱元虎为沮渠蒙逊抓走，“暠以银三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这种经济实力是敦煌开窟、造像、画壁的物质基础。
十六国时期，凉州是北部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儒学尤盛，全国名儒代不乏人:在前凉，敦煌人宋纤有弟子3000多人。祈嘉有弟子2000余人。在西凉，敦煌人阚骃著《十三州志》;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记载，武昭王李暠能诗善赋，并在敦煌大兴儒学，建靖恭堂、嘉纳堂，堂内画自古为“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在北凉，沮渠茂虔称臣于刘宋，光奉献各种著作就有18种，共154卷。总之，河西地区的传统文化是敦煌佛教艺术产生、发展的条件之一。从近年来嘉峪关、酒泉出土的魏晋墓室壁画更可以看出河西地区的传统文化与敦煌艺术的直接关系。
东阳、建平弘其迹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太武帝拓跋焘派兵攻打逃到敦煌的沮渠无讳，无讳弃城而走，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乘机从伊吾打回敦煌，奉表归降于魏。北魏任命李宝的弟弟怀达为敦煌太守，封李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统辖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征李宝入朝。因此，北魏完全控制敦煌应该是445年以后的事。
北魏领有敦煌之初，于敦煌置敦煌镇，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记载:“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明帝罢镇立瓜州，以地为名也，寻又改为义州。庄帝又改为瓜州。”西魏、北周因之未改。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狂热时代。北魏事佛侫佛的情况，《魏书·释老志》和《洛阳伽蓝记》是其实录，而北方留存至今的各地石窟寺是其物证。北魏佛教的发展，还和凉州有直接的关系。《魏书·释老志》称:“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与北魏佛法兴衰有着重大的关系的玄高、昙曜、师贤，都是从凉州去的。
北魏时期的敦煌，我们知道得很少，碑碣不见记载，史籍很少著录，《魏书·地理志》瓜州条下，几乎是空白。它和《晋书·地理志》所载敦煌郡为凉州八郡之最，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史料缺乏，北魏时期的莫高窟，我们只能“就窟而论”了。
北魏时期的莫高窟，我们在没有进行排年以前，认为洞窟不少。现在经过排年，只有10个，加上窟前发掘新发现的3个绘塑无存的洞窟，总共13个。
这时候洞窟形制趋向统一，多数都是人字披、中心塔柱窟。壁画布局可以从上到下分为几个大段:绕窟顶一周为天宫伎乐（人字披下画大幅说法图、降魔变）;第二段为千佛;第三段是故事画;第四段是夜叉。第257窟是这种布局的代表。壁画内容除承袭前代以外，又出现了摩诃萨埵舍身饲虎本生、鹿王本生、难陀出家因缘、须摩提女因缘、沙弥守戒自杀品。
北魏时期，僧尼的宗教活动重在坐禅，塑像题材有说法、苦修、禅定等佛像，有交脚、思维等菩萨像，壁画中的千佛和上述故事画，都和“坐禅观佛”有关。
武周《圣历碑》叙述了乐僔、法良之后，写道:
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
从莫高窟现存北周洞窟来看，“建平、东阳弘其迹”一语，绝不是浮夸的颂辞，只是人物次序应该换过来，叫作“东阳、建平弘其迹”。为什么会颠倒了呢?宿白先生提出了两种可能，我再加上一种可能，叫作“倒叙法”。仅举二例:
《周书》《北史》《隋书》说建平公于义“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这一记载本身就是倒叙的，因为据我们考证，于义的任职先后应是邵、瓜、西兖。
《新唐书·于志宁传》记载，永徽四年（653）于志宁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俱赐田，“志宁奏:臣家自周魏来，世居关中，赀业不坠……愿以臣有余赐不足者。”于志宁是建平公于义的孙子，他在追述其家世时，先说北周，后说北魏，也是倒叙。史书上此种记载屡见不鲜。
据《魏故金城郡君墓志》，魏明元帝第四代孙元荣于孝昌元年（525）前出任瓜州刺史，来到敦煌。这时，六镇起义已经开始，河西的凉州也已经“据州反”。关陇起义发生以后，永安二年（529），元荣被封为东阳王。元荣也很信佛，到敦煌后写经不少，在“王路否塞，君臣失礼”的形势下，更是要祈求佛的保佑，使之“四方附化”。建明二年（531），关陇起义失败。但北魏也很快告终，政权落入宇文泰和高欢手中，分裂为东魏、西魏。元荣在北魏晚期至西魏初期一直任刺史。在佞佛的元荣刺史瓜州将近20年期间，莫高窟凡兴建洞窟，都和东阳王元荣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影响当然比“修一大窟”要大得多。从现存西魏七个洞窟来看，尤其是有大统四年（538）、五年（539）题记的第285窟，明确地告诉我们，从洞窟形制到壁画内容、艺术风格都有新的发展:方形倒斗顶这一窟形，不仅开了一代新风，而且是后代石窟的基本形制;壁画内容出现了七佛、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和汉民族的传统题材——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风神、雷神、开明等等;艺术风格上，南朝秀骨清像的画风，像窟前一夜春风吹绽的梨花，格调典雅高洁，突然出现在壁画上。
中原王朝派皇室成员长期牧守敦煌，东阳王是开天辟地头一个。此时此地敦煌艺术散发着浓郁的中原艺术的芳香，人们自然会欣然同意在莫高窟“弘其迹”者首推东阳王。
建平公于义，史传简单，不见有信佛的记载，只武周圣历碑提到在莫高窟“修一大窟”。于义一家，从北魏起就显赫一世，历西魏、北周直至隋、初唐而不衰，尤其是北周时期，一门十大将军。于义刺史瓜州时，其显赫地位不亚于西魏当年的东阳王。建平公所造之窟，我们推定为第428窟。仅此一窟，也就不负“弘其迹”的盛名了。
北周洞窟，共12个，新出现的内容有:浮塑羽人、壁画佛传、睒子本生、卢舍那像、五塔变、涅槃变、须阇提太子本生、善事太子入海品、须达拏太子本生、微妙比丘尼缘品、福田经变，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新内容，就这一点，说“弘其迹”也不为过。
在北周洞窟中，人们可以随处都感到建平公的存在，或者联想到建平公:供养人行列中，虽然没有建平公的题名结衔，但那形象高大、气宇轩昂、华盖随顶、头戴笼冠的男子，此时此地，非建平公莫属;同一形象，在故事画中则是国王、大臣;在天宫伎乐中，则是升天的长者;同是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和西魏的表现方法就不一样，用1/3的画面表示国王派大将出征，大将出征时身后还有举持华盖的侍者，而西魏时则根本不画这些，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前往围剿“强盗”的将军就是“一门十大将军”的建平公了。
破斥南北 继往开来
隋文帝杨坚于589年灭陈，结束了自304年刘渊起兵以来280多年的南北分裂，在北周的基础上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隋虽短命，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文帝创建的各种典章制度，为唐以后各期所因循。有些制度如六部尚书制，一直沿袭到清。隋的统一及其封建经济的发展，是唐代统一及我国封建社会走向鼎盛的先声。
隋代与西域各国的商业往来，比北周有所发展。《隋书·裴矩传》载:“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裴矩通过与西域商人交往，了解各国的风俗、山川、地理，撰成《西域图记》。此书已佚，但其序言尚存，我们从中得知隋以前丝绸之路已发展为“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
隋炀帝好浮夸、尚排场，在张掖举办了“二十七国”参加的大会，“以示中国之盛”，后来在洛阳又有历时近月的类似之举，引得“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这些举动固然劳民伤财，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隋的经济力量强大。隋炀帝令与会者“佩金玉，被锦罽”，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敦煌艺术进入隋代以后，佛、菩萨的锦衣玉佩，这正是隋代物质文明的直接反映。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佛教也有南北之分，“南重义理，北重禅行”。隋统一全国以后，佛教提出了“禅义均弘”，南北统一。
隋文帝笃信佛教，仁寿年间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敦煌莫高窟在短短37年的隋代，竟有洞窟77个。
隋代洞窟，绝大多数是方形倒斗顶，西壁一龛，个别洞窟三壁开龛。与前代不同的是，龛的位置升高，龛体加深，龛沿两层（又叫双层龛），塑像题材增多。有的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有的是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个别洞窟还出现了十大弟子（第412窟），个别中心柱窟塑三铺一佛二菩萨（第292、427窟），还出现了三世佛（第244窟）、二天王、二力士（第427窟前室）。
隋代壁画内容，故事画减少，经变画增多，各式各样的“累世苦修”和“忍辱精进”已由“西方极乐世界”和“方便成佛”所代替。经变画的种类有:维摩诘经变11幅（262、276、277、314、380、417、419、420、423、425、433窟），弥勒经变9幅（62、262、416、417、419、423、425、433、436窟），东方药师变4幅（394、417、433、436窟），涅槃变4幅（280、295、420、427窟），法华经变3幅（303、419、420窟），福田经变1幅（302窟），西方净土经变1幅（393窟）。这时候的经变画，尽管种类不多，有的画面简单，画幅不大，但它是唐代大幅经变画的雏形。从各方面来看，隋代都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过渡时代。
大地形容盛 灵光绘画宣*
唐代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唐嘉话·上》说:“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也。”杜甫《忆昔》诗中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这一时期的敦煌，农业经济有所发展。“太守到来山泉出，黄沙碛里人种田。”岑参这两句诗说明地方官吏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劳动人民兴修水利，戈壁滩上扩大了耕地面积。（只要有水，戈壁滩上可耕之地非常多，今天仍然如此。）再从敦煌遗书残卷上看，敦煌当时的灌溉渠道很多，主要的干渠、支渠就有37道，主渠三丈渠就因渠面宽三丈而得名，可见水利的发达。农业生产工具也有所改进，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变所画的曲辕犁，正反映出当时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在敦煌使用。
安西四镇的设立，使中西陆路交通畅行无阻，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空前发达，越葱岭直达地中海，各国王子、使节、商队、僧侣，络绎不绝于路。这时的敦煌，并未因玉门关内徙安西而失掉重要的地位。玄奘东归，太宗令敦煌吏民“赴流沙迎接”。敦煌以西110里有兴胡泊，就是专门接待胡商的地方。敦煌唐代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各国王子图，就是当时敦煌画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形象记录。
唐代前期的佛事活动，玄奘可以作为代表。太宗佛道并行，武后专崇佛学。李唐一代，将近300年，经济文化的繁荣，为敦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莫高窟现存唐代洞窟就有232个，其中属于前期的有127个。
此时的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空前壮观。武周圣历碑有一段全面的描写:
西连九陇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泫露翔云腾其美。左右形胜，前后显敞，川原物丽色新，仙禽瑞兽育其阿，斑羽毛而百彩;珍木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尔其镌崿开基，植端□而概日;
山为塔，构层台以簉天。刻石穷阿育之工，雕檀极优阗之妙……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神游乎天上。
唐代前期的彩塑，不但题材增多，而且千姿百态。新出现的有:游戏座大菩萨，骑狮文殊、骑象普贤，涅槃像，弟子群像，符拔等。即使过去有的题材，也是千变万化;同是天王，有的竟成了西域“胡人”;同是地神，有卷发多须髯的人，有猪头人身兽爪的非人非畜，有化生童子。至于菩萨，更是名副其实地婀娜多姿，凡形容女性美的辞藻都可以用上而不过赞。
这时候的壁画布局，也一反旧式:四壁最下层的夜叉不再出现，其位置被供养人所占，或者被通壁大画所代替;四壁上端的天宫伎乐，亦不再沿窟旋飞，而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员，或翱翔于天空，或进入平台、乐池，围绕着佛而尽供养之职;千佛大都上升于窟顶。这样，除西壁正中为龛所占而留给塑像以外，其余三壁则绘以大型经变。通壁大画的出现，是唐代敦煌壁画的特点。它规模雄伟，人物众多，色彩绚丽。鲁迅先生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曾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完全如此。
唐前期的经变画有17种117幅:
有“未生怨”“十六观”画面的观无量寿经变23幅:初唐209、431窟;盛唐45、66、103、113、116、120、122、148、171（3幅）、172（2幅）、176、194、208、215、217、218、320、446窟。
没有“未生怨”的西方净土经变（据《阿弥陀经》，或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绘制）18幅:初唐71、78、123、124、205（北壁）、211、220、321、329、331、334、335、340、341、372窟;盛唐44、205（南壁）、445窟。
弥勒经变25幅:初唐71、78、123、124、329、331、334、338、340、341、372窟;盛唐23、33、91、109、113、116、148、180、208、215、218、387、445、446窟。
维摩诘经变13幅:初唐68、203、206、220、242、322、332、334、335、341、342窟;盛唐103、194窟。
涅槃经变7幅:初唐332窟;盛唐39、46、120、130、148、225窟。
法华经变7幅:初唐5幅:202、331、335、340、341窟;盛唐23、31窟。
观音经变5幅:初唐205窟;盛唐45、126、217、444窟。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4幅:盛唐23、31、103、217窟。
药师经变2幅:初唐220窟;盛唐148窟。
报恩经变2幅:盛唐31、148窟。
金刚经变2幅:盛唐31、217窟。
十轮经变2幅:初唐321窟;盛唐74窟。
天请问经变1幅:盛唐148窟。
华严经变1幅:盛唐44窟。
劳度叉斗圣变1幅:初唐335窟。
千手千眼观音经变2幅:盛唐79、148窟。
如意轮观音经变1幅:盛唐148窟。
不空
索观音经变1幅:盛唐148窟。
中国佛教发展到了唐代，“无情有性”的佛教哲理流行于当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作为一种口号而正式提出来。在此情况下，经过“累世苦修”才能成佛的说教，亦随之失去作用。反映在佛教艺术上，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的法华经变;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人们“视金钱如粪土”的弥勒经变;只要你一心念佛，“九品往生极乐世界”的观无量寿佛经变;只要诚心念阿弥陀佛，“迟则七日，快则一日”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变;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等苦难可以得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药师经变，等等，相应而生。
唐代壁画题材，除上述经变画以外，还有密教画和三宝感应事迹画。
密教是佛教的一个派系，重禅观，奉真言，讲法术。密教形象多“变相”，如观音变成“千手千眼”，文殊变成“千手千钵”，还有什么不空
索观音、如意轮观音，或三头六臂，或六臂八面、十一面。密教经典的翻译，三国时候就有。从敦煌现存的壁画内容来看，西魏第285窟的部分内容就可能与密教有关。初唐第321、334窟东壁就有六臂十一面观音，至今色彩如新。但是，和密教的传播、发展相一致，敦煌壁画中的密教画在盛唐以后才普遍流行，不过题材仍很简单，不出以上所述。
根据三宝感应事迹绘制的故事画，在唐代前期，只有初唐的第323窟有集中反映，它们是:张骞出使西域求佛名号故事、佛晒衣石故事、佛图澄故事、阿育王拜外道塔、康僧会东吴传法故事、西晋石佛浮江、东晋高悝得金像、隋文帝迎昙延法师祈雨。
破却吐蕃收旧国，表进戈矛奉大唐*
755年，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安史之乱，历时九年，严重地摧毁了社会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弱，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与这种形势相一致，敦煌莫高窟艺术也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奴隶主趁机占领河西。建中二年（781）敦煌为吐蕃所占领。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趁吐蕃内讧，带领蕃汉人民，一举赶走吐蕃贵族，并进而收复河西。唐封张议潮为瓜、沙、伊、西等十一州节度使，建归义军，敦煌此后为张氏所统治。因此，唐后期的敦煌艺术，又可分为吐蕃统治时期和张氏统治时期。
吐蕃奴隶主很信佛，把僧侣的地位抬得很高，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但其所用高僧，很多是汉人。如后来给张议潮往长安送表的悟真的师父洪
，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僧妙弁，被吐蕃赞普留在跟前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吐蕃用汉族僧人作僧官，决定着吐蕃统治时代的佛教艺术，与唐前期一脉相承的大前提下打上自己的印记。比如:在壁画中，凡根据佛经需要有国王出场的地方，吐蕃赞普就在侍从的前呼后拥下站在大王、小王之前，莫高窟第159窟、231窟、237窟维摩诘像下面的听法图，第158窟大涅槃像窟北壁的举哀图就是如此。到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吐蕃赞普的形象就悄悄地消失了。从内容方面说，凡是唐前期的题材，吐蕃时期一样不少，又出现一些新的经变画。张氏统治时期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经变画种类之多达到高峰。
唐代后期新出现的经变有:大方便佛报恩经变20幅，天请问经变18幅，金刚经变17幅，华严经变13幅，金光明经变8幅，楞伽经变5幅，贤愚经变3幅，思益梵天所问经变3幅，报父母恩重经变2幅，密严经变2幅。这时候的经变画，虽然种类增多，但是已走向程式化，每一种经变的布局如出一模;通壁大画已经不多，而是一壁画几幅经变，因此一窟可画好多种经变，最多可达15种（第85窟）。要弄清产生这种情况的各种原因，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下面谈点很不成熟的看法。
从佛教本身的发展来看，可能和判教有关。唐以前，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佛教内部长期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入唐以来，道教势力有所发展，也于佛教不利。同时，其他反佛教的一切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与佛教展开了斗争。为了加强佛教在理论战线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唯物主义攻击，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的体系。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地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其目的在于说明: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不但不互相矛盾，而且是互相补充的，之所以有互相矛盾的现象，是因为佛对不同的听众、在不同的时机进行不同的说教。如天台宗，把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经过他们的批判、整理以后分为五时与八教。所谓五时，就是佛讲经的五个时间: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法华涅槃时。所谓八教，就是分别佛在五个时间所讲的内容和方式。如:华严时，是佛对已有佛教深厚基本知识的听众宣传的道理，讲的是《华严经》;鹿苑时，是对一般不了解佛教的听众讲的，说的是四阿含经;方等时讲的是《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楞伽经》《楞严经》《金光明经》等。唐代后期的敦煌壁画内容，可能和判教有着一定的关系。
从世俗作用来说，可能和唐以后俗讲的兴盛有关。从壁画上我们往往看到许多题榜，就是用文字来注解画面内容。题榜，唐以前就有，现存最典型的是第254窟（北魏）的千佛题名、第285窟（西魏）的发愿文和供养人题名，但和讲唱无关。到了唐代，开始出现用经文、偈语来注解画面，如第45窟的观音经变、23窟的法华经变。尤其是唐后期张议潮统治时代及其以后修建的洞窟，题榜上的文字，既不是经文，也不是偈语，而是“提示”性的文字。藏经洞出土的俗讲话本（变文），少数有图，多数只有文而无图，但从行文中的“若为陈说”来看，开讲时应是有图的。唐代的文溆在长安开讲，“听者填咽寺舍”。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敦煌此时的壁画，有图有文，以图为主，如果有俗讲法师于执话本在窟中开讲，也会是吸引“愚夫冶妇乐听其说”的。
唐代后期的壁画内容，除宣扬“快速成佛”“往生极乐世界”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的大量绘制，报父母恩重经变的出现，张议潮夫妇出行图的出现，通壁大画劳度叉斗圣变的寓意。
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金刚经》，所以敦煌遗书P.2721说:“历代已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治天下，后注《老子》及《金刚》。”唐德宗大搞儒、道、佛合流，常在宫廷内举行“三教讲论”。在皇帝的提倡下，太常卿韦渠牟，是儒生，当过道士，后来又当了和尚，可谓集儒、道、佛于一身。在这样的形势下，宣传知恩报恩、报佛恩、报父母恩的报恩经变和按照《孝经》编造的报父母恩重经变，是很符合统治者需要的。
张议潮出行图和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是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张议潮事迹，正史无传，散见于碑刻、敦煌遗书中的材料，虽不完备，但已属字字珠玑，而这两幅出行图是他离开敦煌前出现的作品，且不说它的艺术价值和可资考证的历史价值，仅作为他生前的遗物，也是难得的瑰宝。
劳度叉斗圣变，唐初的第335窟（垂拱二年，686）曾出现过一幅，以后不见于盛唐、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张议潮收复河西（848）以后，也就是说，将近200年以后，突然复现舍利弗（代表佛教）如何战胜劳度叉（代表外道）的大型劳度叉斗圣变，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画中可能寄予当时当地人们抗击、驱赶吐蕃奴隶主的寓意。
唐代后期，三宝感应故事画更多，计有:于阗毗沙门决海、牛头山、毗卢舍那树下晏坐、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尼波罗火池、末田伽罗送工匠上天睹释迦真容、僧伽罗国佛俯首授珠像、双头佛、张掖郡古月支王瑞像、南天竺弥勒白像等。
曹氏守瓜沙 三危夕照明
张议潮死后，归义军政权，张氏女婿们你争我夺，事实上和藩镇割据一样，归义军衙门就是割据政权。进入五代以后，曾经当过长史的曹议金于914年掌握了归义军政权。此后，曹氏世守敦煌将近140年。因此，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敦煌，我们称之为曹氏统治时期。
五代时期，中原丧乱，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二州，东有回鹘称雄，西有于阗强盛，若处理不好东邻西友的关系，瓜沙就不得安宁。到了宋代，瓜沙虽为中原管辖，但一直为西夏所觊觎。在此形势下，曹氏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五代时是东结回鹘西联于阗，具体手段是联姻;到了宋代，则远交辽以对付西夏。与此同时，终五代、宋，一直向中原各朝廷称臣纳贡，以取得承认和敕封，或争取“星使降临”，用以表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就瓜沙二州内部而言，从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的修建、供养人题记来看，曹氏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集政权、军权、族权、神权、财权于归义军衙门，也就是集中到曹氏手里;一是加官晋爵以笼络瓜沙望族和大小地主。曹氏时代，归义军节度衙门的官员数目庞大，职权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如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名中，光“节度押衙”就有97人，所见官衔有18种（按制度规定应设职官不在此列）。节度衙门不仅管军、管民，还管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宗教。供养人题名结衔就有:水官、知四界平水、知打窟都计料、知木匠□□（都料）、知版筑使、雕版押衙、知金银行都料、弓行都料、都画匠作、酒司、伎匠都料、都勾当画院使等。从敦煌遗书看，归义军衙门本身就有手工业作坊，工匠编为“作坊队”，有正副队长，一位叫张员进的副队长，因“奇工杰世，巧胜出群”而被提升为衙前正十将（P.3347）。文化教育方面，节度押衙随军参谋翟奉达就是有名的历学家，后来他的官衔是“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行沙州经学博士兼殿中侍御史”（P.2623）。宗教方面，历代曹氏都信神弄鬼，尤其提倡佛教。从敦煌遗书看，不仅都僧统、僧统、临坛大德、僧正等僧官要由归义军节度使任免，而且僧尼的度牒都得由节度使批授。五代、宋时期，敦煌寺院林立，不仅有马家兰若、索家兰若等私家大族的寺院，而且僧官、尼主也都为曹氏的贵戚姻亲所把持。
五代宋时期的瓜沙，曹氏的政治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又有权役使人民，因此在莫高、榆林二处大兴佛教造像和洞窟修建。此前，大概在晚唐时期，莫高窟有过一次崩塌。曹氏时期曾对大面积的崖面绘画一次，并且整修了窟前栈道，修建了四座窟檐，开凿了第53、55、61、98、100、108、454等大型洞窟。从莫高窟窟前发掘清理出来的窟前殿堂遗址看，24个遗址中，五代、宋时期的就有十几个。就莫高窟外貌来说，这一时期还是颇为宏伟壮观的。
曹氏统治时期的洞窟，从现存情况看，有61个。但除了上述几个大型洞窟外，其余都是修改旧窟而成，往往下层还保存前代的原画。如果我们再仔细巡视的话，就会发现，在现存的492个洞窟中，没有被曹氏时代染指的洞窟几乎很难找到。他们或者全窟覆盖，或者把窟门缩小，在门洞两侧画上自己的供养像，哪怕在前代中心塔柱的塔基上画上几身，以满足自己“增福延寿”的愿望。
曹氏时代新开的洞窟，为了避免过多的毁掉旧窟，多半把甬道加深，避开两侧或上层的洞窟而深入崖腹，凿出方形大室，室内正中留有马蹄形（凹）佛坛，坛的后沿有一个直通窟顶的大背屏。这种形式，晚唐时期已经出现，所不同的是，窟顶四角挖进去一块，如浅龛一般，内画四天王，意思是请天王“来此镇窟”。按原修时的情况，马蹄形的坛上都有较大彩塑，现仅第55窟还残存几身，其中托莲座的天王可作宋塑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中小型洞窟，龛内多半只塑一佛，各壁画十大弟子、四大菩萨和天龙八部，而且题榜文字都还清楚地保存着。单身造像的再一次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五代、宋时期的敦煌壁画，从艺术性上说，自然比不上唐代，论者用“夕阳无限好”来形容，无疑是恰当的，但并非“已是近黄昏”。从内容上说，唐代21种经变，除涅槃变以外，其余全部保留，并且新出现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大型五台山图、曹议金出行图、回鹘夫人出行图、通壁大画刘萨诃和尚事迹等;就洞窟的完好程度来看，有色彩如新的第6窟，宏大、富丽的第61、98窟;从形式的新颖来看，有尚待研究的第76窟;从艺术性上说，有堪称代表的第36窟。所以笔者认为，曹氏守瓜沙，三危夕照明，而西夏、元代的莫高窟，则是整个敦煌艺术的“回光返照”，已是近黄昏了。
曹氏东结回鹘、西联于阗的政策，也在壁画上反映得很充分，这就是供养人画像。其中题榜可辨的就有:“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天公主”像，“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李圣天的像，“北方大回鹘圣天的子敕受秦国天公主陇西李氏”像，“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像，“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像，还有“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琮原”的题名，等等。各族首领及其眷属集于一窟，不正是当时的现实反映吗?他们“侧立衣冠伟，分行剑佩联”，为莫高窟艺术增添了不少光彩。
曹氏统治时期，东结回鹘，西联于阗，祖国西北各族不因你争我夺而兵戈不息，人们能有一个从事生产劳动的安定环境;“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隘，行旅如流”，有利于彼此交往;敦煌一地更是“六番之结好如流，四塞之通欢似雨”（P.2481）使者往来不断，商业兴隆。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不仅如此，当时于阗、瓜沙、回鹘还时常一起派使者结伴前往中原，保持了西北各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羌笛夜吹蒲海月 毡庐寒阻玉关春*
1037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为时达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从此告终。
西夏立国者赵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佛图学”。少数民族统治先进地区，总要借助一种宗教以慑服人心，从十六国起就是如此，赵元昊也不例外，他甚至提出以“佛图安疆”的口号。因此，西夏统治下的敦煌莫高窟，200年间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作品。不过，它基本上没有新开洞窟，都是覆盖前代洞窟而绘的。根据初步排年，现存西夏洞窟77个（其中有14个洞窟同时存在两个时代的壁画）。
西夏塑像，仅存第491窟的两身供养天女是原作，其余能说明西夏艺术风格的不多。壁画题材简单，好些经变画只有楼台亭阁、佛说法、天人围绕、莲花、水池、化生，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竟不知所画何以为名。单身药师佛是西夏时代比较普遍采用的题材。满壁绿底色千佛，浮塑贴金五龙藻井，这是莫高窟西夏洞窟给人的突出印象。从艺术水平、历史价值方面看，第409窟的回鹘装西夏男女供养人和窟顶红底团花图案、第223窟东壁的文殊普贤变、第130窟窟顶的团龙藻井及飞天，可以说是西夏时代的代表作。
1227年，元太祖攻破沙州，归“八都大王”管辖，至元十四年（1277）复立沙州，十七年（1280）升为沙州路，属于甘肃行中书省。
元朝除了重视儒家思想以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一起提倡，重点是儒道佛“三教平心”，即“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在提倡佛教方面，大封国师、帝师，凡设官，都是僧俗并用。
元王朝的势力到达西藏以后，西藏萨迦派密教传入内地，并流行全国，因而莫高窟也出现了藏密。
元代全国寺院四万几千所，几乎超过了佛教极盛的唐代。莫高窟窟前元代殿堂遗址的发现以及速来蛮西宁王一家重修皇庆寺，就是元代寺院林立的反映。
莫高窟现存元代洞窟9个，以第3、第465窟为代表。第3窟可以说是一个“观音洞”，大大小小的观音画满了壁间，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中外观众莫不赞叹。她面部端庄慈祥，手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亭亭玉立。而这一切，都出自艺术家的一条“线”。美术家们普遍认为，此画创作者的线描功夫，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窟的壁画制作、敷彩也是独一无二的。第465窟是藏密的代表，四壁上部画明王像，下部画织布、养鸭、牧牛、制陶、驯虎、制皮、踏碓等60多幅人物画，每幅画的侧面，都用纸笺写出画的内容，上半截是藏文，下半截是汉语。这批人物画是研究当时社会某些方面的形象资料。
风摇柽柳空千里 月照流沙别一天*
元末明初的敦煌，记载缺乏。永乐三年（1405）于敦煌置沙州卫。正统十二年（1447）以后，沙州卫并入罕东卫。以后吐鲁番强大，侵据哈密，明政府在沙州故地设罕东左卫，以对抗吐鲁番。正德十一年（1516），敦煌为吐鲁番所占。嘉靖三年（1524）闭嘉峪关，从此关外的情况是“风摇柽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与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相一致，敦煌莫高窟除了第5窟西壁有一条成化十五年（1479）的游人题记以外，别无明代实物。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嘉峪关外渐次收复。雍正元年（1723）于敦煌置沙州所，三年（1725）升为沙州卫，迁内地56州县民户至此屯田，并派光禄少卿汪漋督修沙州城，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敦煌城。汪漋勤于公务，留心文物，曾作《敦煌怀古》六首、《城工告成》四首、《登沙州城楼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二首、《游千佛洞》长诗一首。那时的千佛洞（即莫高窟）已经是“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了。
附记:
本文虽是通俗性介绍文字，但文中涉及的莫高窟的种种材料，却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者多少年积累的结果，不是笔者一人所能完成的，笔者仅仅是搜集而已。又，凡有“*”的标题，均引自清朝汪漋《游千佛洞》和《敦煌怀古》诗。
（原载《敦煌研究》试刊号，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