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公与莫高窟

557年，宇文觉“受禅”，是为北周。敦煌从此属北周治下，直至581年杨坚代周，首尾共25年。由于北周历时不长，其间又有武帝灭佛，莫高窟又未发现北周纪年的洞窟等，70年代以前的莫高窟介绍，都没有北周洞窟。随着研究的深入，并经过石窟考古排年，现在可以肯定有北周洞窟。本文重点讲建平公与莫高窟北周洞窟的一点关系。

一 建平公考略

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克让）莫高窟修佛龛碑》在追述莫高窟的历史时，有这样几句:“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

北周时期，有两人被封为建平公:一是于提（《北史》作于子提），《周书·于谨传》记载:“保定二年（562）以谨（儿子于谨）著勋，追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太保、建平郡公。”于提没有当过瓜州刺史，与敦煌无关。一是于义，即于提的孙子，于谨的儿子。他的事迹，《北史》附于《于栗传》，《周书》附于《于谨传》，只有《隋书》单独有传，但仍很简略，总共才600字左右。现将重要之处摘录如下:

于义，字慈恭，河南洛阳人也。父谨，从魏武帝入关，仕周，官至太师，因家京兆。义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大统（535—551）末，以父功，赐爵平昌县伯，邑五百户，起家直阁将军，其后改封广都县公。周闵帝受禅，增邑六百户。累迁安武太守……进封建平郡公。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数从征伐，进位开府……

及高祖作相，王谦构逆，高祖将击之……以义为行军总管。谦将达奚惎拥众据开远，义将左军击破之。寻拜潼州总管……时义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并上柱国，大将军以上十余人，称为贵戚。

岁余，以疾免职，归于京师。数月卒，时年五十，赠豫州刺史，谥曰刚……

又据《隋书·高祖纪》，建平公于义死于开皇三年（583）。

据上引史传，在敦煌莫高窟“弘其迹”的建平公应是于义。就是这位于义，与敦煌的直接关系也只有一句话:“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那么，于义任三州刺史到底是哪年至哪年呢，由于缺乏记载，只能略考其大概。

西兖州为北魏孝昌三年（527）置，此时于义尚未出世。534年分立东、西魏以后，直至北周武帝灭齐以前，西兖州一直归东魏、北齐管辖。西魏、北周未见另置西兖州于自己辖境的记载。因此，于义任西兖州刺史的时间，应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齐以后。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北周曾改西兖州为曹州，但未记何年改。大象二年（580），于义随梁睿平定所谓“王谦构逆”，接着出任漳州总管，一年多以后因病回京师，开皇三年（583）病死。基于上述情况，我们估计于义任西兖州刺史的时间，可能在577—580年之间。

邵州原来叫邵郡，地处洛阳与潼关之间，是东、西魏经常争夺之地。557年宇文氏代西魏，558年于“邵郡置邵州”。此后任邵州刺史者，据《周书》记载，大体是:

武帝保定元年至天和元年（561—566），梁昕为刺史。

天和二年至五年（567—570），刺史不详。

天和六年（571—?），郑诩为刺史。

建德四年（575）以前，邵州一度被北齐占领，《周书·刘雄传》记载，建德四年北周“攻邵州等城，拔之”。

北周时期当过邵州刺史的还有韩德舆，但不知何年。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认为于义任邵州刺史的时间有三个可能:一是558—560年周明帝置邵州时期，二是567—570年之间，三是575年北周再次夺取邵州以后到577年北周灭北齐。在这三个可能性当中，又以第一个可能性较大，因为:

第一，自西魏至北周武帝以前，执政者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东魏、北齐的争夺战上，而作为西魏、北周政权支柱的于家，任职都在长安附近（如于谨为雍州刺史，于寔历任渭州、勋州刺史，于翼接于寔任渭州刺史，于义任安武太守），或任京官（于谨曾任司空、尚书、左仆射、太傅，于寔曾任吏部中大夫、尚书，于翼曾任左宫伯等）。

第二，明帝在位只有四年（557—560），《于义传》又明确指出明帝时已做刺史。我们认为于义就在这时由安武太守升迁为邵州刺史，就时间、地点而言，都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北周明、武时的瓜州刺史，《周书》上有记载的是:

556—557年（最迟到560年）韦瑱为刺史。

保定二年至四年（562—564）李贤为刺史。

于义任瓜州刺史的时间，可能在保定五年（565）以后，因为558—560年他可能任邵州刺史。周武帝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于家的子弟也分到各地任官:于寔任延州刺史，后迁凉州总管;于绍任绥州刺史;于任郢州刺史;于仲文任安固太守。于义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瓜州刺史的。

综上所述，于义在“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的时间大概是:558—560年任邵州刺史，保定五年（565）至建德五年（576）任瓜州刺史，建德六年（577）武帝灭齐以后至静帝大象二年（580）任西兖州刺史。大象二年以后任潼州总管。《隋书》所记“西兖、瓜、邵”是一种倒叙法。这种倒叙法，史书中屡见不鲜，就以于家为例:唐太宗时的太子左庶子、高宗时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是建平公于义的孙子，《新唐书·于志宁传》记载，永徽四年（653），高宗要给志宁“赐田”，他不要，上奏高宗，说:“臣家自周魏来，世居关中，赀业不坠……愿以臣有余赐不足者。”前引《圣历碑》两次说到“建平公、东阳王”，也是一种倒叙法。东阳王在建平公之前，按历史顺序，在莫高窟应该是“东阳、建平弘其迹”。

二 武帝灭佛

建平公于义在莫高窟“修一大窟”的时间，应是他任瓜州刺史之时。但是，在此期间又发生过武帝灭佛。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武帝灭佛是否为莫高窟没有北周窟的理由，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北周共历25年，闵、明、宜、静四帝都信仰佛教，就是武帝本身也同样信佛，法琳《辩正论》卷三记载，武成二年（560）周武帝造织锦释迦像，高一丈六尺，其上“菩萨、圣僧、金刚、狮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又于“京下造宁国、会昌、永宁三寺，飞阁跨中天之台，重门承列仙之观”，“见者忘归，睹者炫目。凡度僧尼一千八百人，所写经论一千七百余部”。据《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昙崇传》，武帝对大和尚昙崇“时所钦承”，敕封为“周国三藏”，“并任陟岵寺主”。周武帝在位18年，而他的灭佛只是临死前4年多的事情，其余年代，上至皇帝、达官贵族，下至僧尼佛徒，一直在造寺、建塔、度僧、写经，据《辩正论》卷三统计，“周世于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译经四人，一十六部”。由于“僧徒猥滥”“糜费财力”，后来周武帝接受卫元嵩的建议，下令灭佛。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一载:

建德敦（三年，甲午，574年）迄于作咢（六年，丁酉，577年），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书·武帝纪》也记载，建德三年五月“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从有关记载看，武帝灭佛相当坚决。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周武帝的灭佛诏令也推行到瓜沙地区，瓜州城东的阿育王寺和沙州城内的大乘寺都遭毁灭。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灭佛前后的历史和现存实物来看，对武帝灭佛的影响就不能估计过高。

靠近长安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至今的北周造像不少，著名的大都督李允信（也作李充信）在武帝保定、天和年间为其亡父造的七佛龛就是其中之一。

《广弘明集》卷六记载，武帝平北齐时曾下令“凡是经像，皆毁灭之”。但洛阳龙门石窟却完好地保存着像“药方洞”“路洞”那样有确凿题年的洞窟。至于北齐、北周以前的洞窟，更是安然无恙。

莫高窟现存洞窟，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排年分期，有北周洞窟14个。虽然没有确切纪年的洞窟，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第442窟北壁自东向西第六身供养人像题名为:“弟……主簿鸣沙县丞张缌供养佛时。”参考其他几条题记，此条题记的全文可能是:“弟子敦煌郡主簿鸣沙县丞张缌供养佛时。”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北周时郡置太守、主簿，县置令、丞。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记载，敦煌县“周武帝改为鸣沙县，以界有鸣沙山，因以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系此事于保定三年，即563年。历史上的敦煌，只有北周至隋初才叫鸣沙县。上引供养人题记中的职官、地名均与北周史实相符。

总之，周武帝灭佛，不等于佛教石窟寺荡然无存。敦煌在武帝灭佛以后，很快就有开窟造像的记载，如第220窟甬道新出复壁壁画的旁边就有翟奉达的追记:“大成元年己亥岁（579）□□迁于三峗□□镌龛□□□圣容立像……”这条记载足以说明，用武帝灭佛来简单地否定莫高窟北周洞窟，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 建平公窟的推测

按圣历碑记载，建平公修造的应是一个大窟。莫高窟现存北朝窟龛中，最大的莫过于第428窟，平面面积达178.38平方米，窟内供养人像1200多身。从壁画内容来看，有莫高窟最大的萨埵饲虎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有前所未有的五分法身塔、卢舍那法界人中像、涅槃图。这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第428窟的修造，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看，北周时代的敦煌，非建平公莫属。

另外，供养人庆仙的题名也为我们提供了此窟开凿于建平公任瓜州刺史时的信息。本窟东壁门南上排供养人第二身题名:“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庆仙其人，敦煌遗书中有明确的活动年代。S.2935《大比丘尼羯磨经》题记称:“天和四年岁次己丑（569）六月八日写竟，永晕（晖）寺尼智宝受持供养，比丘庆仙抄讫。”晋昌郡即安西县（今瓜州县），当时属瓜州。庆仙比丘抄经的年代，正好是我们推算的建平公赴任瓜沙之时。

第428窟现存1200多身供养人像当中，除中心塔柱周围是身份高的官宦形象外，还有许多僧尼形象，建平公的亲属也不至于有如许之多，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由建平公首先发起，做大施主，然后其余的人踊跃响应，跟着一州之长作“随喜功德”。这种情况，虽无前例，但后代却有足资证明者，第98窟（五代）就是如此。

二是建平公离任以后重画的。因为现存供养人不是原画，而是粉刷后重画的作品，但两次画都属于北周时代，而非后代覆盖前代的。这一点看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体一致。

建平公曾在莫高窟开窟“弘其迹”虽然有“碑”为证，但关于建平公窟的推测，只是我们粗浅的看法，还有待求正于敦煌艺术研究者。

（原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

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