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与敦煌学研究

1961年，我到敦煌工作，时年29岁，虽将步入30，却没有“三十而立”之雄心，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1956年入大学的“调干”学生，入学后经历的是多事之秋，恰似“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孩子，故“立”不起来。但有一点至今无悔——到敦煌以后，没有想走。那是因为跟着段文杰先生看了一个星期的洞窟以后，觉得莫高窟的研究课题俯拾皆是，有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我就答应常院长（其时常书鸿先生是兰州艺术学院的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到敦煌来工作，这一步走对了。

光阴荏苒，一晃40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垂垂老矣，还没有“立”起来。我很害怕填表，万一要填专业是什么，我无言以对。敦煌学博大精深，有学者给敦煌学分类，拟了100多个分支。就敦煌学大的领域而言，有敦煌艺术、敦煌文献、石窟保护等，哪一门我都不通。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干部、50年代的党团员、50年代的大学生，日本友人称之为“三五牌”的人才。我不在“人才”之列，却是典型的“三五牌”。在敦煌研究院（过去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我做过资料工作，与史苇湘先生几次互为组长、组员;到石窟考古组当过“没有受命的组长”;到敦煌遗书研究所当过不称职的所长。其间，作为一枚螺丝钉，当过多年的讲解员、资料采购员、编目员，编过书，筹备过出国展览，外带“文革”十年的放羊、种地。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晕晕乎还觉得没有偷懒。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纷纷出书，同行们左一本、右一本馈赠我各自的专著。接过好友的书，高兴的同时脸上总是热乎乎的——因自己没有专著可以回赠而愧疚。

为了自我解嘲，我自称是敦煌学领域的“两栖动物”。青蛙在水里、陆地都能生存，但在水中，潜得不深，在陆上，蹦得不高。传统的敦煌学分为两大领域，即敦煌艺术研究和敦煌文献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重要一环，我在这方面写过一些东西。在敦煌艺术海洋里，潜得不深，但还能生存。敦煌写卷内容考证，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基础，电脑没有普及之前，我利用法国、英国、中国几个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做过多年的内容考证、定名工作，编过目录，也写过一些东西，在这广袤的领域也能蹦跶两下，但自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高度。我想，我为自己定位的“两栖动物”，不用多费笔墨，读者只要翻开本书的目录，便可一目了然。

把自己比作“两栖动物”是不好听的。为什么我会这样?一是环境使然，一是天性使然。“三五牌”的大学生是很有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味道的。这种大环境，再加上我较能随遇而安，“成就”了我这只“青蛙”。

至于“天性使然”，这得说上几句。

鲁迅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是啊，你看那海绵吸水，在达到饱和状态之前，对于来水总是那样迫不及待的。我生性比较好奇，兴趣比较广泛，总觉得每天都能长一点知识，也就没有白活。正因为如此，目的性不强，经常在书库里东翻翻西翻翻地过一天。

这反映在我写的文章上，比较典型的就是《敦煌历日研究》一文。敦煌研究院藏有晚唐以后敦煌归义军官方的酒账一件，账目有月有日，而不知是哪一年。但在某月至某月之间有“两个月小尽”或“三个月小尽”的说明。20世纪70年代初，武汉大学的朱雷先生来敦煌考察，我向他请教中得知“月小尽”即小月。于是我就想，若能把酒账提供的大月、小月与古历对照，不就能为酒账的立账年代找出线索了吗?

由此而首先想到敦煌遗书中的“敦煌历日”。待到把有关的敦煌写卷拿出来认真一看，名词不懂，推求术不会，真有“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之窘。不过，兴趣因此而倍增。于是，从阅读日历知识开始，接着读《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说来惭愧，学历史的人，看不懂正史中的任何一种律历志。读不懂律历志就改读《梦溪笔谈》《陔余丛考》《小学绀珠》等唐宋史料笔记，有了一点“理还乱”的知识。此时，我想到了从敦煌历日中找规律的方法，把缩微胶卷中所有敦煌历日残卷印成照片，在王重民先生《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第9号）、日本学者薮内清《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期）两文的启发下，将历日内容进行整理、排比，尽量利用残卷所提供的条件，恢复该件的月建大小，然后与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对照，将有年代的历日写卷与《二十史朔闰表》对照，学着使用“年九宫”“月九宫”，知道什么叫“建除十二时”。

1983年春天，张广达先生给我寄来了著名敦煌学者藤枝晃先生的《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期）。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文章。当我摸索着用多种办法来推求每件历日所属年代以后，将我的结果与王重民、薮内清、藤枝晃诸先生的推算一对照，发现我的推算居然可以补他们的不足，甚至还有所突破，信心因此而生，文章也就写出来了。

成果出来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曾告诉我，他去美国讲学还用了我的历日资料;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曾几次给我发来该所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我自知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一次也没有出席过，只是尝到了兴趣所带来的甘甜而已。《敦煌历日研究》一文发表以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位好友指出了我在“建除十二时”上立论有误，同时给我寄来了《中国天文学史》第3卷1册，我如获至宝。如果早有此书，我的历日研究将是事半功倍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隔行如隔山”，以后应少干一点兴之所至的事。

我把此书名为《敦煌习学集》，也有一个缘由。

若干年以前，读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论及兵制时，陈先生引用了南宋叶適著《习学记言》中的一段话，除了深深佩服陈先生博学多闻、引证恰当之外，对《习学记言》这一书名印象颇深。诚然，习学犹学习，但我主观感觉“习学”有一种深层次的含义。当时，我不敢有出版什么文集的奢望，只想到在我辞世之前把自己的习作收拢一处，题目就叫《敦煌习学集》。在我来说，“习学”还有另一种意思。刚到敦煌时年纪尚轻，我心想敦煌学虽博大精深，但来日方长，不妨样样都学习学习，日积月累，总会做出点成绩的，因此起点就不求专而求广。谁曾想三年一个小运动，五年一个大运动，更有“文革”十年，再加上自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时光不再，只有空叹息而已矣。几十年来写的一些不像样的文章，只能说明我在不断地学习，故而文集最贴切的名称莫过于《敦煌习学集》。

有人说，文章犹如癞头儿子——自己的好，我却不然。我的心态是，刚脱稿时，看上一遍，自觉不错，过一阵子，就不想再看，好赖随它去。因此文章发表以后，懒得再看，是否有硬伤也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敦煌学界出书已不再是“难于上青天”了，出版社的朋友曾热情地提议为我们夫妇出书。朋友的好意，我永生难忘，但在感激万分的同时，坦诚地推辞了。其原因是:要出文集，得东三西四地收集文章，得从头看一遍，得改正错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垂暮之年的我，总想趁脑子尚清晰之时再写点新东西，不说是把过去的损失挽回来，至少能让日子过得充实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院里将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院领导为我们安排了文集的出版，偏又碰上自己身体不适，没能把所收文章从头看一遍，绝大多数文章一仍其旧，尤其是注解部分，当年不讲究规范化，此次又未能重做。凡此种种，只有告罪于读者，祈请见谅并多加批评指正。

施萍婷

2004年6月26日于兰州

（本文原为《敦煌习学集》自序，原载《敦煌习学集》上册，

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