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多变时代里我的一些小故事

一 我的家庭

1．父母的奇缘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近郊一个名叫“土贤庄”的小村庄。我年幼时，那里不叫“土贤庄”，而是呼作“杜贤庄”。“杜贤庄”，顾名思义，村里的原住民，主要应是杜氏人家，但当时只有一家姓杜，且是年老的绝户。

说起杜氏绝户，村民常讲到一桩故事。我们村东有一条通往帝都的大道，道边还有很宽的人行道。八国联军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就是经由这条大道回銮北京。为了迎接圣驾，沿途村落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匍匐在地，跪于路边，而且不得抬头仰视。人们只能从眼角里睨视一点点宏大景象。老人们说起来，都带着无限敬仰和崇敬的口气描述，先是步兵，接着是举幡的，再是马队……数不清的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的仪仗队，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居于中间的是太后、皇帝的御驾，殿后的又是数不尽的方队。官宦们络绎不绝地巡视着两边跪拜的民众，对耄耋之年的人抽样给予赏赐。全村只有杜家一位老者受到恩宠，赏赐的是一块大洋。这块大洋成为供奉的圣物，人们都垂涎三尺，羡慕至极。

遗憾的是，杜家似乎没有福分来承受皇恩，后来反成了绝户，令村民们无限惋惜。到我能听懂这个故事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大清也灭亡了三十多年，那时是日本侵占时期，可老一代的村民们讲起往事，依然肃然起敬，似乎能有一次五体跪拜，是自己一生的荣光。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历史课，也是我最初所接受的“臣民意识”的教育。

杜家绝户了，可村名是最好的纪念。一九四〇年，日本人修筑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我们村是第一站，不知何故，将“杜”改为“土”。虽然乡亲们认为“土”字不吉利，但村里头面人物与日本人交涉无效，时间一久，便约定成俗，村名随了站名。大概搞“治安村”时，村子正式更名为“土贤庄”。土贤庄原属正定县，滹沱河东西流过，将正定县分为南北两块，我们村在河南。滹沱河南，土地平整且肥沃，采用井水灌溉。主要的大车道，同时肩负排水渠道的作用，遇到大雨，街道如滔滔河道，流畅无阻。我们河南住民，维持着旱涝保收的生活状态，鲜见极端贫困之家。我们村距正定县城和石家庄都是十五里，属于近郊，后来又傍石德铁路线，村子虽小到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但相对其他村庄通达、活分。

一九三五年阴历正月十四日（公历二月十七日），我来到这个世上。家里没有钟表，不知确切时间。那年生肖为猪，生我正值晚饭后，乡人所谓“人畜皆饱”。我爹非常高兴，说：时辰吉利，以后不会挨饿。据我娘叙述：当我呱呱落地时，一看又是一个秃小子，极其扫兴，懒得看我一眼。因为我前边已有了四个哥哥，娘想要个女儿。我爹是重男主义者，十分称意。娘不甘心，还要生，在我四岁时，终于有了个妹妹，我似乎成为这个家中可有可无的一根鸡肋。

我父母是一对老夫少妻，父亲比母亲大三十一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二年，母亲生于一九〇三年，都是大清的子民。母亲是续弦。我的外祖母体弱多病，每逢冬天喘得透不过气，坐卧不宁，整日围着被子蜷缩在炕上，痛苦至极。我母亲是长女，下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外祖父是个老实人，比较窝囊，支撑不了家。田有两亩，但没有井，也没有牲口和大型农具，因而收成甚微，日子很难过。家里的事情全由我母亲操持。为了外祖母和这个家，母亲耽误了婚期。当时习俗是十七八岁出嫁，过了二十就难了，属于现在所谓的“剩女”。大约在这前后，母亲患了莫名的病，根本请不起医生，拖着、耗着，人瘦得不成人形，几乎没有生的希望。那个年代，闺女是不能死在娘家的，死了不能入祖坟，没有安魂之处，只能做野鬼。对一个大姑娘来说，这比生时没有出嫁更残酷。我们那里实行冥婚，找一个异性单身冥鬼，结为夫妻。据说外祖父已为我母亲筹划冥婚的事。正当此时，我父亲丧偶，时年已经五十有五。他有二男二女，都已成家和出嫁。那时家乡有个习俗，男人丧妻之后，最好不出三个月能续弦。男人不空房是一种吉利。于是有媒人撮合，很快就把婚事说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总比等待冥婚要强得多。

据说我父亲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声言：就是一个“棺材瓤子”，我也要娶回来！迎亲那天，他不便去，便派自己的孙子前往。婚后，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关怀备至。他那时已有良田几十亩，生活得不错，又当家做主，于是到处给母亲请医生。奇迹出现了，母亲的身体日见好转，婚后不到三年接连生了我三哥和四哥（前边有两个同父异母哥哥），母亲身子骨奇迹般地恢复正常了。经过死亡线考验的人多半长寿，我母亲活到人瑞——九十五岁时辞世。

我娘一进刘家的大门，立即坐在了祖母的位置。我爹与前妻生的二男均已儿孙满堂。爹的长孙同我母亲的年龄相差无几，也已结婚生子。这个大家庭有二十多口人。爹得了一个年轻媳妇，娘也把他当作自己依赖的靠山，心满意足。可是，这个大家庭的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接受这个事实，哪里来的“娘”和“奶奶”？可是我娘是一位好强同时又极其注重名分的人。在她看来，我是明媒正娶过来的，身份和地位无可争议，就要当这个“娘”和“奶奶”！但在自己没有生儿育女时，只有我爹疼爱，自己空居名分，有气无力。当我的同母长兄来到这个大家庭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几个亲哥哥在这个家庭中具有万钧之重，爹又钟爱小儿子们，娘也以子为贵而有恃无恐。她要真正做一家之长了，于是像开了锅的水，这个家沸腾起来了。在我多少懂一点事时，我多次听到我娘讲如下一件事：一群孙子媳妇们不知从哪里弄出一个说法，说我娘未进刘家门之前，即大姑娘之时有“不正经”的事。这类事传起来最快，村里人议论纷纷，最后传到我娘耳里，一下子引起大爆炸。贞节问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我娘公开挑战，宣称传言者能找出证人，我立即去死！然后在家庭范围内一个一个正面对质，几乎把家里所有的女人都卷进来了，可是谁都无言以对，此时不得不向我娘求饶。所有传言者都跪在我娘面前，请求原谅。我娘在气头上横竖不答应，转身离开，所有跪求者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这一跪就是半天。我爹出来说情，我娘的气也消了一点，说可以，每人要自己掌脸，于是一片掌脸声响起。此事很快传遍村子，传言自然平息。我爹事后反复称赞我娘有骨气，刚强，敢做敢当。对家内女眷之间的事，我爹从不直接介入，他常说一句话：“看你们谁能争过谁！”我的异母大哥效仿老爹也从来不介入，我的异母二哥是位聋哑人，当然也不会介入。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婆婆妈妈的事时常发生，拖到一九三七年不得不分家，我的两位异母兄长另立门户。我爹已经六十四岁，与我娘带着我们五个小崽子（同母大哥只有十一岁）单过。老骥伏枥，该多难啊！

2．“父亲”是一种生产方式

上溯老刘家的渊源，还真有些复杂。我爹并不是爷爷的亲生儿子，而是爷爷的外甥，原姓集。爷爷有女而无子，女儿出嫁，就是绝户的架势，年届五十把我爹过继为子。爹原来的集家家境较差，连读书识字的条件都没有，所以至死也不识字。

再往前说，爷爷也不是我曾祖父的亲生儿子，也是侄子过继为子。曾祖父是移民来到这个村的，本村的刘氏坟墓以他为始。从我有记忆开始，常听大人们说刘家老祖曾有过辉煌历史，那是明朝的事。老祖曾任大同将军。刘家的老坟在邻村，一直保留十几亩坟地，并立有祖碑。每逢春节、清明，年长的哥哥们还要去祖坟祭祖。

据说曾祖父比较有能力，而祖父却是一个老实无能的人。有二十几亩地，大部分都典当出去了。我爹过继时已经十几岁，在当时的农村已是主要劳动力。爹是一个极能吃苦耐劳的人，既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又是善于开源节流的经营者。在他二十岁左右时祖父去世了，他便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由于他的勤俭持家，典当出去的地，逐步又赎了回来。

前面提到滹沱河以南的土地极好，几乎都是水浇地，有二三十亩便已是小康之家了。我娘总提起：有一年天旱无雨，别人忙着到庙里烧香磕头求龙王爷，还有的成群结伙，远奔百里以外“龙潭”取圣水，以求老天降雨。我爹不大信这些举动，夜以继日地淘井浇田，保住了庄稼未被旱枯。后来终于下了透雨，我爹竟然连续大睡三个昼夜，可见他是多么勤劳和能吃苦之人。

我爹是一位农艺高手，可称之为“文盲农学博士”：五谷杂粮样样都种，各种上市的蔬菜每样都种一些，还种一些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对轮作、间作、套种都有周密的计划和安排。根据作物的生长期和适应季节进行合理安排，所有土地每年都是种两茬庄稼，有的还抢种三茬，比如有些地在秋天赶种一茬荞麦。对每一种庄稼如何栽种、管理，什么庄稼需要什么肥料，如何追肥，浇水时间的掌握，有些庄稼何时掐尖、打叉等等，都是行家里手。他常说一句话，种庄稼像带小孩一样。那时没有农药，每年都会种一些烟草，一是供自家人抽烟，二是一旦有虫害，就熬烟水用来杀虫。他还巧用每寸土地，种一些零星的作物，比如在水沟边种一行向日葵，在井边种点姜、葱、辣椒等等。

爹还是一位善于多面经营的人。家里有车有牲口，农闲的时候，就出去搞运输，我们那里叫“拉脚”。“拉脚”最危险的是要防备劫道，单干不行，要结成帮，前后呼应，才能保平安。“拉脚”能挣下不少钱，爹有了钱就买土地，后来又搞家庭手工业。

用自己收获的红薯作本开粉房，粉渣喂猪。过年时，喂养的猪大部分都卖掉。猪多自然肥也多，那里有句俗语，“粪大水勤，不用问人”，意思是自家有肥，保证收成好。

收获了棉花，如果卖原棉，收获甚微。他就买了一个轧棉花机，专门进行脱粒。除轧自家的棉花，同时接受外来加工，加工的工钱就是把棉籽留下。接下来，又用棉籽开榨油作坊。自家有一套榨油设备。为了轧碎棉籽，要用特别大的石磨、石碾。这种石磨比一般的要大一倍还多，才能把棉籽破开；石碾比常用的大两倍，用来压碎棉籽。石磨、石碾很重，一个牲口拉不动，要用前后双套骡马拉。碾出来的棉籽粉，需放在特大的笼屉上蒸熟，然后置入原始的榨油机进行榨油。榨油的动力来自人力，要抡十几斤重的铁锤，反复砸楔子，发出巨响，是极重的体力活。我异母兄长家的侄子们，还有我的同母哥哥，都是主要劳力。榨油过程含有相当的技艺，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出油率，所以要请一位“把式”（有技术的师傅）。利润主要是榨油之后剩下的渣子，即“油饼”。油饼可用来喂牲口喂猪，又是最好的肥田肥料，除自家用，主要是出售。“把式”的作用很大，利润采取分成制，以调动“把式”的积极性。

另外，爹还同他人合开过一个小商店，名为“余庆堂”，据说没有“余庆”，而是赔本了。认识几个字后，我还看到家里口袋上有“余庆堂”三个字，这些口袋是小店倒闭后的余物。

家里还有一群羊，但不是我家的，是山里的人到秋后把羊赶到平原来找吃的，主要是吃麦苗和野草。之所以收留外来的羊，主要是为了留羊粪，这是最好的一种肥料。新生的羊和剔下的羊毛，与“羊倌”实行分成制。我小时候的一项主要差事，就是与我四哥清理羊圈。

开春尚寒，为了培植红薯秧苗，年年都垒砌一个暖池，把红薯栽到里边，下边有火塘加温，到了晚上，上边盖上草垫。不几天秧苗就生长出来，此时天气也渐暖，适逢红薯插秧，一部分秧苗自用，大部分到集市上出卖。

我爹还种多种蔬菜，因是近郊，很抢手，随时出售一部分，手头就比较活分。有些蔬菜要长期保存，比如种好几亩蒜，先卖蒜苔，蒜收获之后编成蒜辫，挂在阴凉处，根据市场需求，陆续出售，有一部分直到秋冬蒜价高时才出手。又如种很多亩卷心的大白菜，每棵重达十来斤，收后不急于出售，而是窖藏起来。窖藏有一套“学问”，弄不好会烂，那就不可收拾。我爹是行家，在他指导下，白菜可储藏很长时间，直到春节，卖个好价。

总之，全家上下没有农闲的时候，在爹的指挥下，一年到头，都在劳作。

我爹是一位多面手，用今天的说法，他搞的是“农工商集团公司”，但我们家从来没有放过债，更没有任何浮财，钱都用来买了地。由于爹的以身作则，严格管理，勤俭持家，不断增购的土地，在我出世时已有一百三十亩左右的上好水浇地，还给每个儿子准备了一块宅基地。单从数量看，我家成为村中的首富。由于是个大家庭，如果按人口平均，也只能算中上人家。

这些产业，主要是爹与同父异母哥哥们辛勤劳动积累下来的。我们五个同母兄弟，在这个大家庭里最招人忌恨，虽然年幼，却仍有与异母哥哥们平分这份家产的权利，因此，我们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且不说其他，单单这一点，这个家庭就不会安宁。据说吵架像家常便饭，只是由于爹的权威在，庇护着他的一群小崽子，在家里谁也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我一出生辈分就大，比起那些小辈人天生就高一等。一九三七年，大家庭分家，那年我两岁，也算一股，天经地义地与异母哥哥们等份，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合理。

此时，爹已近古稀之年。从我记事起，他的健康状况就不大好，和很多农村老人一样每到冬天咳嗽不止，不能平躺，必须侧着身子睡觉。他的病可能就是现在俗说的老年哮喘吧。我娘除带我们这一群孩子，更多的精力用于照顾我们的老爹，尽心尽责，使爹在晚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他还患有严重的“老寒腿”，到春夏之际，依然穿着厚厚的棉裤，同时还伴有下肢浮肿，到最后一两年，肿得都发亮。就是这样，他依旧劳作不止。他因腿肿和腿疼几乎走不了路，可是还坚持到地里去。那时养着一头小毛驴，是我爹的坐骑。六七岁时，我的差事之一就是牵这头毛驴，让爹到田间查看庄稼。那时雇着一位长工和一位“把式”。田里的具体事，虽然由我舅舅和“把式”安排，但种庄稼的经验，他们都比不上我爹，还需要我爹来指导。

这里要说一下我舅舅。我的幼年，舅舅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我出生以前，舅舅就来到我家。说起来有几个原因，一是我外祖父家日子很难过，仅有两亩地，舅舅只能出去替别人当长工，与其到别人家，不如来我家；其二，我的外祖母先去世，时隔不长，舅舅又丧偶，留下两个孤女没有人照料。他的大女儿比我同母大哥还大一点，二女儿和我二哥同岁，只能由我母亲把两个侄女也接到家里，这样母亲身边就有四个孩子，舅舅也必须来我们家，既可适当照顾孩子，也帮我爹做些事。另外，我母亲生了大哥、二哥后，大家庭内矛盾升级，怕他俩发生意外，我爹让舅舅来充当一位保护人。

舅舅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识字，人很勤奋，农活样样能应对。来到我们家，我爹很喜欢这个内弟，俩人也很合得来。说舅舅是家里的长工，似乎也不尽然；说是主人，自然也说不上。他的身份的确与长工有别，比如爹老年吃“小灶”，也就是吃细粮加点腌肉、腌豆腐、炒鸡蛋等，同食的只有舅舅。两个人常常对饮几杯。我们家每年都自己酿酒，这些酒主要是爹和舅舅喝。后来爹不能喝酒，只有舅舅喝。田间的事，爹在都自己安排；爹不在，就由舅舅做主。我从记事起，就跟舅舅睡，到了晚上不离一步。他是我最亲近的保护人。舅舅土改时回到老家，为贫农，一直独居，一九七〇年去世。我那时正被审查，没能尽孝送终，由我母亲和大表姐及哥哥、妹妹为他送终。每每忆起舅舅，我总有一种父子般的亲情在萦回，不胜怅惘。

话说回来。每当爹到田间查看，从他与舅舅和“把式”的谈话中，我似懂非懂地了解了许多农业活的术语。我家田间有窝棚，爹常常在窝棚前的土台上一坐就是半天，思索着田间的什么事。在此间，我常常到庄稼地里捉小虫，如蟋蟀、蝈蝈等。再后来，我爹已经不能出门了，可是他依旧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印象最深的是，冬天他坐在向阳的地方，不停地剥麻和捻麻绳。我的差事，多半是把未剥的麻秆运来，又把剥过的麻秆拿走。我很不愿意做活，可又不能不干，常常噘着嘴，以示抗议。爹此时耐心地对我说：是人都要干活，谁也不能白吃饭，长大了你就会知道，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那时不理会这些话，有时横竖不听，他叫我干活，我假装没有听见，不理不睬；我知道他行动不便，有时他一喊，我撒腿就跑，还故意气他，让他追。小时候常挨娘打，但没有挨过爹打的任何记忆。据我娘说，他总劝我娘不要打孩子，说孩子没有爷爷奶奶，没人护着。那时他的伙食与全家其他人有别。他一吃饭，我就凑过去，娘此时多半要轰我离开，可爹总是舍不得冷淡自己的小儿子，一定要分几口给我。等我成年也做了父亲，我才体会到民间俗说的“老猫嚼儿”的含义。

我们那里比较富裕的人家，其主人死后常常会考评其生前形迹的优劣。娘多次给我们讲爹与另一位富家人出殡场面的对比。那位生前得罪人较多，仗势欺人。当其出殡时，抬棺材的乡亲们佯称“闹鬼”，把棺材晃来荡去，走到猪圈旁，在人们呼喊“闹鬼”的恐怖声中，把棺材扔进猪圈，此时孝子们不停地给乡亲们磕头，请求原谅。而我爹的棺材被抬得四平八稳，直到下葬，都非常有序和利落。娘为此感到格外骄傲，并告诫我们“人要行善，鬼都平安”。

爹去世后三年，就闹土改，这的确又是一次人缘的考评。我家被划为富农，是被斗争的对象，但却没有遭到任何人身侮辱和詈骂。贫民团来我家，总是客客气气，对我娘左一声大娘，右一声大娘，如同往日，还一再说这是世道，要我娘谅解。娘也总是以此为例教导我们：不是你爹为人好，人家不会对我们这样客气。也幸亏我爹死得早，要是他活着，平分土地就会把他急死。土地是他用血汗挣来的，是他的命根子。

我们家没有任何“民愤”，所以，在土改中没有遭到任何人身侵害，也没有挨过任何批斗或陪斗，只是把我哥哥羁押起来，这是对地主富农的通例，并没有审讯过他。我每天给哥哥送饭，都说平安无事。大约有两个月，随着土地平分结束，哥哥也就出来了，从此再没有任何纠缠之事。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土改中，雇过长工的人家，常有雇工回来复仇，我家曾雇过的长工，不但无人回来进行清算，土改后反倒安慰我们，并送粮食给我们吃。当时被批斗的人家，多半变为“赤贫”，没有饭吃，甚至不得不出去乞讨。

回忆我家作为“富农”的日常生活，实在说不上“富”。先说“吃”。在我记忆中，一年到头以粗粮为主，主要是玉米面和小米，再杂以各种豆类、高粱、红薯等。吃面粉的时候很少，春节吃几天，麦收时节每日吃一顿，其他就是每个月有个节日吃一次。平时几乎见不到肉类，只是到春节能吃上而已。副食是自家种的各种蔬菜，到了春天主要吃晒干的菜叶、萝卜条等。除我父亲年迈、多病、能吃点细粮，其他人吃的一律是大锅饭，连母亲也不例外。我与四哥上学，带的也仅仅是玉米面饼子和咸菜，很少有细粮。这样的饭食也就是满足温饱而已。

父亲给我们兄弟五人各准备了一块宅基地，因为年幼，谈不上分家。三处是没有房屋的空地，两处有院落。房子非常简单，以土坯为主，仅地基和四周的柱子用砖垒起。到了冬天，实行男女分开居住，为的是节省燃柴。印象中，只有春节，才在父母的屋里生个煤炉，时间也很短，过了正月十五就熄火，因为煤炭比较贵。

所有的衣物几乎都是粗布，自家纺织的。整个冬天，女眷们就是纺棉花和织布，包括染色。夏天，男人们都是袒胸露背，很少着上衣。而冬天，就是一套棉衣，没有可换洗的，时间一长，穿得就像油布一样。

从记事起，我就随舅舅睡在牲口棚里。我们那里的牲口棚与人睡的炕面对面，因为夜里要起来给牲口喂草料和饮水，所以没有槅断。牲口吃喝好了，第二天才好上套。牲口的屎尿味，弥漫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那个时候没有脏和臭的概念，与牲口住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在我们眼里，牲口与人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与小孩相比，牲口更重要。小孩生病，从来不请医生，死了埋到地头，哭几声就算了事，但牲口闹病，却是一定要请兽医医治和喂药的。

我们弟兄也都是天养人，得了病，没有请过医生。我三哥幼年患病，几次死去活来，没有经过医治，他硬是活下来了，但还是瞎了一只眼。我妹妹不知得的什么病，浑身肿得发亮，现在回想，可能是肾炎之类，也仅仅是烧香请神而已，她也竟然出奇地闯过来了。我侄女病得都准备要埋了，却死而复活，也瞎了一只眼。我还有两个侄子和侄女没有熬过来，死掉了。对孩子生命的不在意，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也是穷的证明，因为请不起医生，吃不起药，我们那里有个俗话：“除了劫道的，就是卖药的。”另外，大约那时的医生很少，水平也很低，请了也无用。

我的记忆里，家人与长工从来是同吃同住，一块干活。自从有了妹妹，我就跟着舅舅睡。夏天多半露宿田间，到了冬天，舅舅带着我和四哥与长工同住牲口棚。冬天的牲口棚，为了保护牲口，提高了室内温度，常常是左邻右舍的年轻人讲故事、聊闲天的好场所。炕头上坐满了人，特别是当什么人讲起鬼怪故事时，既害怕又想听，以致睡觉时吓得蒙住头，似乎如此就感到安全了。因为怕鬼，一到黑天就不离大人一步。

那时候的农村，不知道什么是卫生。我们那里有一句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食品几乎没有卫生可言。我清楚地记得，厨房的蝇子多得成堆，剩余的食物上爬满蝇子，一进屋会听到“嗡”的一声。在农民观念中，有“饭蝇子”和苍蝇、绿豆蝇之分，认为饭蝇子不脏。咸菜缸里生了蛆，把蛆捞出来，菜照样吃。到了冬天，洗脸没有热水，全家妇女几乎就用一盆水，先洗的是姑娘，其后是媳妇们，最后是我娘。我娘常说一句话：脏水不脏脸。男人们很少洗脸，搓搓就是了。脸尚且不洗，更何况洗澡，一冬天也不洗一次脚，到春节前才洗，我的脚都成了老鸹爪，一层黑皮。我们穿的袜子，从来不换不洗，每天晚上压在炕头上烤干，第二天把里边烤干的泥巴摔一摔就是了。这样的卫生状况不是我们一家独有，是当时下层农民的普遍情况。谈这些，也是为了说明我们家就是一般农民，与什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剥削阶级压根儿不沾边。把这样生活说成是“吃剥削饭”，也真够冤枉的。

王先明教授著文考察过民国时期的富农，他的结论是：富农多数是那个时代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看看我老爹的经历，也可印证王先明的判断。王先明教授只说到富农的多数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那么把富农作为消灭对象，是否就是消灭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呢？王先明教授没有去做结论，但逻辑似乎不应该是别样的。

我在要求加入共产党时，不停地批判我爹是剥削起家，回想起来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是的，我爹是雇过长工，那是他晚年丧失劳动力而我们兄弟又年幼之时的事，如果说剥削，应该说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吃过一点剥削饭，我爹没有吃过。

我不知道有没有阴间世界，也不知人的灵魂是否在那里，在我也步入古稀之年时，深深地感到往日的言行辱没了老爹。不知道有一天在我也走入另一个世界后，见到他老人家，他能原谅我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吗？我相信，他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