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代序)
曾几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如今,人生七十不言老。我年届八旬,当属古稀之列,但仍在思考的途中。
八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直到近两年,想到应该有所悔悟,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若干片段。其中固然有个人的情趣,但更想从一个极小的孔隙映出一点点社会的景象。
我的经历是一系列偶然的堆积,背后则有个大的必然在左右。少年是战火风云中漂泊的一叶,充满了恐惧和无助;青年和壮年在数不清的运动中奔波、紧跟,在幸与险中沉浮;进入老年期,才多少有点自主意识,但是久在樊笼之鸟,已失去奋飞的能力;另外,也是习惯了,当然也还有相当的理想和信仰因素在其中。
在青年时期,什么都清楚,因为事事“听喝儿”;进入老年,虽然仍有“北”,但又不能确认“北”何所指,于是我陷入糊涂,反而引发说不尽的徘徊、苦恼和悲凉。
在一九七六年极端苦闷时期的“日记”中,我反复提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个人”独断与“天下”之间的矛盾。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学问家,而是一直在世俗中纠缠的碌碌之人,“日记”中的看法成为我学术观念的背景,甚或是起点。
以我之见,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追溯,历史的脐带牵连着古今。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互相观照,无疑是研讨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点。反过来,叙述和研究历史,则是为现实提供一种国情备忘录。近代以来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而转折期必不可避免地有着沉重的历史拖累。我认为,整个中国历史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即其运行机制是王权支配社会。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王权,但权力支配社会的运行机制却远没有随即改观。相反,在某种新的环境中,却更加强化,权力崇拜达到历史的新高峰。盛行有年而被遮掩的秘密,被以最直白的语言揭示出来:“有了权就有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应该说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观念。早在殷商时期,王就以“余一人”自称而高于一切,拥有一切。周代的普遍意识之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后诸子百家都承继这一观念,认定王对臣民有“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的无限权力;与之相反,“民者,仰上而生也”。君王的权威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秦始皇登位,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刘邦夺得天下,即刻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这种观念笼罩着整个社会,垂两千余年而不败。
芸芸众生也接受了这类观念,只要有机会就向“权力”靠拢,“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是普遍性的共识,也是民族主流观念的证据。因此,就普通大众而言,对“官”既畏惧又羡慕,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流行的是权力崇拜。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迷信,与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混为一体,正如唐朝聂夷中《伤田家》所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得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真的是撕心裂肺,而表达的是多么可怜、可悲的观念。我的学术理念基本上就是对上述这些进行剖析。
到了这把年纪,如何给自己定位?说实在的,自己都说不清。如果一定给自己一个评语,我自认为:大致仍属于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分子。在各种主义之中,我仍然相信大社会主义中包含着更多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人类古今精神的升华,但它不是绝对的理念,而是历史的,不可能齐头并进地一步到位,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大社会主义与此大体相同,也是很古老的一种理想,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因时代、因人而有不同的呈现。社会主义不是某某大人物特定的,而是“大”的,“大”到多大,我说不清楚它的边界,但远远超出了某些大人物规定性的论说。“大”是由种种元素积累而成,这要在历史实践中探索,绝对不是先验的规定;科学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导,而是由实践检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具体的道理。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是不断的渐进过程,只能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地探索和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无止境的,这里可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说明:“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在我解析传统社会权力支配社会时,蕴涵着一种理念,就是应由权力支配社会向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型,也就是逐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但要逐步实现社会与权力的协调和平衡,由特别利益集团控制逐步转向以公共性为其主要职能,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肯定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必定有许多曲折和痛苦为代价,如能学会有规则的博弈,肯定是中华民族的万幸。
中国历来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王权体系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纯粹的理论、乌托邦、绝对平均主义有着很强的煽动性、鼓动性,很能蛊惑人心。但靠权力硬性推行这些又只能造成普遍性的灾难,而在灾难之上又耸立起新一轮的特权阶层。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八十年的经历告诉我,虽然纯粹的理论和乌托邦不是没有一点意义,但历史是个过程,既有权力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因此,现实主义或经验主义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
长时期我被臣民意识所笼罩,如果能从我的经历中看到一点点公民意识的萌生、成长,就算我没有白活到八旬;如果还在臣民观念中盘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