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的时代与“不清楚”的时代

汉字记录保留的情况

本书中所涉及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均为“不清楚”的时代。与此相对，其后的春秋时代则为“清楚”的时代。

那么，何谓“清楚”，何谓“不清楚”呢？

春秋时代是一个“清楚”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中，“大国”的兴亡盛衰是如何上演、如何落幕，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与此相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则是“不清楚”的时代。

那么，为何“清楚”，又为何“不清楚”呢？

原因就在于汉字的有无。汉字最早是商王朝所使用的，即所谓的甲骨文和殷金文。其他的城市国家也发现了汉字传入的痕迹，但汉字却未曾在当地生根发芽。

到了周王朝的时代，刻有西周金文铭文的青铜器被赠与各诸侯国。然而，由于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余各国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之上。异国的文字未必会引起人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即使有诸侯国对汉字感兴趣，最终也未能达到使用自如的地步。

有汉字的地方留下了汉字记录，然而没有汉字的地方则无从留下记录传于后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商王朝和周王朝时代的汉字记录大多仅限于对商周之事的记载。

周王朝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赠与诸国。这些铭文中必会言及诸侯各国之事。因此与商代相比，诸侯国的历史应该还是得以留存了。但是，这些铭文都是站在周王朝的立场来谈及各诸侯国的事情，并且内容也非常零散。

综上所述，在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都是“不清楚”的。

我们绝不能把“不清楚”的事情说得好像很“清楚”似的。在《史记》的时代，史官必然比我们亲眼看到了更多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说明太古以来的天下等内容时，使用刻意编选的“事实”和简单地说“清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通过甲骨文和金文，我们有时反而能获得记载得更详细的资料。但是，这些甲骨文和金文也都是站在商周的角度来记录事件的，因此关于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我们也只能从商周的立场来推测。况且甲骨文和金文的记录也非常零散，所以仍然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商代以前的所谓的夏王朝还没有发现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很多时候也只能说这也是个“不清楚”的时代。

不过，到了春秋时代，汉字远播各国，被广泛使用。这不仅不是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还是广域的汉字圈形成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因如此，在春秋时代，记录各国历史的材料较多地得以存留下来。其结果就是，到了这个时代，各国的状况忽然变得异常“清楚”起来。

其后的战国时代则是一个更加“清楚”的时代了。

那么，何谓“清楚”？为何“清楚”呢？

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成为社会构造变化的基石，官吏制度逐渐成熟固定下来。每个文化地域上，出现了一个乃至两三个领土国家。被这些领土国家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吏们开始对以前的“国”进行统治。

文字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吏制度的工具。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即律令（制度）也逐渐完善。

然后他们通过文字这一工具留下各种各样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也成书于这个时代。每个领土国家都有各自的史书。因此我们就有了从不同视角记录的各种史实可供参考。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各种事情都更“清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生根发芽于春秋时代的汉字摇身一变，成为文书行政的工具。这个时代对于汉字发展史而言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国时代绝不应被描述成一个昏天黑地、战火弥漫的时代。

战国时代之后便进入了帝国时代。从帝国的视角而言，拥有新石器时代以来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地域，其自身的独特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因此这些独特性被掩盖，并用了一些晦涩难懂的形式来进行记录。《史记》就是这种视角观察下的产物。

然而，我们通常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称之为上三代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正是在《史记》的这种视角基础上被描述的。把“不清楚”的部分说得好像非常“清楚”，这绝不是对“事实”客观的描述，而是借用汉代的视角所留下的记录罢了。

被描述得貌似“清楚”的过去

我们已经讲过，在与商周王朝同一时期，每个文化地域上都孕育着各自的“大国”。在四川省，这一文化地域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其中之一就是大家熟悉的三星堆遗迹。留下这一遗迹的“大国”究竟如何，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还有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具体的器物，了解它的城市文化与物资集中的状况。

然而汉代的视角却无视这一事实的存在，把商王朝、周王朝都描绘成一个以广大的汉字圈（虽然当时并没有这种汉字圈）为背景的统治天下的王朝。上述的四川之地也成了战国时代的天下（汉字圈）的一部分，甚至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广东、福建也被收编到天下之中。西汉的前半期也有南越和闽越的存在，到汉武帝时灭亡。而商王朝、周王朝就是根据汉武帝以后的观点被描绘成一个天下的王朝。

诸国之事分明“不清楚”，却讲得好像很“清楚”。其结果就是商王朝、周王朝被描绘成与这些国家毫无关联的存在。明明毫无关联，人们还是产生一种误解，即“把他们治理得很好”。人们就假设出一个天下太平的时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明明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战争，而大家却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其原因就在于大家用来观察考古遗物的眼睛已经受到汉代以后观点的影响，变得“模糊”了。

频见于春秋时代的战乱纷争，在商王朝和周王朝也是经常发生的。而春秋时代的“大国”也同商王朝、周王朝一样，扮演着统领者的角色。然而，春秋时代的大国之君被称为“霸”而非“王”。这种差别待遇，仔细想想，也是非常可笑的。

再者，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所编写的史书中都添加了各自的说明。这些说明文字反映出来的是以自身数千年传统为骄傲的文化地域的独特性。因此这些国家所讲述的过去各有不同，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定位也不同。

如果我们将“清楚”的“事实”追查下去，就能发现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很多人却没有发觉这些差异。这也是因为他们看待史书的眼光已被汉代以后的观点所影响，变得模糊了。

此外，在这些战国时代的史书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史官将自己所在的文化地域作为世界的中心来进行论述。因此与汉代以后的史书相比，虽然这些书的确要好些，但书中记录的“事实”也绝非客观史实。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许多史料，有不少是应该去除的附加之物。

接下来，我将在尽量使文字简单易懂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说明，去除这些附加物。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论及夏、商、周王朝的历史的时候，还需请出战国时代时不时上台露下脸。正如前文所述，史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并且这些史书中所讲述的是领土国家的理论，而非城市国家的理论。所以，我将会适时地穿插一些战国时代的东西，并向大家说明这一时代的史书中所记之事并不完全都是事实。

虽然我也可以忍痛割爱，省去这些有意识的说明不谈，但是本书还是想尽量地多做些说明和解释。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如前文所述，大家就很难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与战国时代史书中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这对探明事实真相会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

《史记》记载的虚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相信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了。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让我们轻易就认为历史本来应该还有更多清楚的事实才对。然而实际上历史是个挤满许多“不清楚”事件的大杂烩。

本书不会把断定为虚构之物的“事实”当做事实来讲。事实是以扎实的研究为前提的。因此，我会提示很多含糊不清的内容，而非虚构“事实”所显示的明确说法。无中生有最是危险，我尽量把握好尺度。

战国时代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当我们翻查战国时代的史书回顾历史时，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各国撰写自己的史书时，都会在书中强调自己国家的正统性和对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主张总是用一种很难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述，汉朝以后的史书及其注释是造成这种晦涩难懂现象的元凶。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常识就是建立在这些元凶的基础上。

例如，如果提及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这一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天下统一”。而在该常识的背后有一种设定，即天下自形成之初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天下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统一的状态，因此这种设定好像也颇有些道理。

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与天下这一概念相匹配的广大领域从未被统一过。换而言之，数千年来，天下从未苦苦等待谁来统一。

本书讲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因此我也不能以天下统一为前提进行说明。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形势也初见端倪。不过这也是后话了。即使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初见端倪的时代，对于秦国以外的其他诸国而言，天下统一也并非讨论问题的前提。

战国时代列国林立，许多领土国家都是建立在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之上。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地域使得各国必然强调其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战国时代“天下”中的特别地域及作为历史的三代

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文化圈成形，战国时代以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建立。这些领土国家都把包括本国领土在内的地域定义为特定地域，除此之外的天下皆为野蛮之地。

人们用诸如“中国”或“夏”的词汇表示这一特别地域。“中国”一词最初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带。而其他国家也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夏”则是来源于夏王朝的一种称呼。战国时代不同国家所称之“夏”，其具体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后世无法确定夏王朝到底曾在何处。

“中国”一词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在历史上也被广泛理解为汉族人居住地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追溯到战国时代就会发现，“中国”一词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它指的是“天下”中的某个特定地域。

“夏”与“华”可通用，将“中国”与“夏”融合后便有了“中华”一词。在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中华”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广泛流传。

战国时代，虽然领土国家都用“中国”一词来界定沿袭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但各国的领土或控制范围也并未局限在这一文化地域中。

就像西周灭商，从中原西部将东部也纳入其版图之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的关注度也非同一般。

为什么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如此关注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因为将邻接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意味着物资调配水平可以取得长足进步。迁都雒邑（洛阳）后的周王朝就具备较高的物资调配水平，同时传承了汉字文化的魅力。周王朝从商王朝继承汉字文化，并将其传播到天下各诸侯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因缘，周朝在迁都雒邑后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周王朝所在地河南也是一个物资汇集的场所。诸侯各国皆需仰仗周王朝丰富的物资和繁荣的文化积淀，于是各国给予周特别的定位。

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威慑力较强。周王朝定都镐京（又称宗周，今西安），影响陕西一带，而后迁都雒邑（成周，今洛阳），对商朝故地影响力较大。殷商灭夏的传说也流传于世。

文书行政正式始于战国时代，施行该文书行政制度的大领域称为“天下”。其中各国将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定义为特别的地域。而留下汉字记录的商朝和周朝，以及传说中的夏朝皆在“大国”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此，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定位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形式让自己的历史与夏、商、周三朝相关联。

正因如此，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中正好有夏王朝或商王朝的故地，该国就给这些故地进行历史定位，然后主张自己对这个特别的地域享有正当的统治权。此外，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正好与这些王朝的故地接壤，该国就会想方设法把其接壤的先朝故地纳入包含自己国家领域的特别地域中。如果本国与先朝故地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就会将该地区定位成比包含自己国家领域在内的特别地域略低一等的地区。例如，楚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评价就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