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多元文化地域的汉字圈出现
用于祭祀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汉字传播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汉字并不是在刚开始出现时就被广泛使用。汉字最早只在一部分城市中被使用。当然这一点也不限于汉字。除汉字以外，一些原始文字也相继出土。然而这些原始文字都逐渐失传，唯有汉字是个例外，一直传承到现在。
然后汉字在不断被继承的过程中，逐渐被应用于更多的场合中。
最早发明汉字的城市在哪里，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城市是如何传承文字的，也不得而知。只是，直到发现了许多甲骨文后，我们才开始知道汉字曾在商王朝被使用过。
商王朝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在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023年）的遗迹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经过研究，我们可以确认这些刻字就是汉字的祖先，也知道了按其特点可以分为五期。学者们还靠它复原了商王的系谱，也确认这个和《史记》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这些汉字得到周的继承，然后传播到周统治范围内的各诸侯国，进而传播到长江流域的各国。汉字的传播是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5世纪）才正式开始的。
在同一时期，“天下”的雏形，也就是汉字圈的雏形渐渐形成。“天下”的雏形是在春秋时代才成形的。到了战国时代，这一雏形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它的基础是通过派遣官吏统治地方，即文书行政制度的推广。
8 汉字出现之前的文字
本图所示为被称为丁公陶片的刻文（松丸道雄临摹 松丸道雄《汉字起源问题的新展开》）。这是与汉字不同体系的文字。该文字已经发展到了靠多个文字的排列来表达意思的文字阶段，而非只记录单一文字的符号阶段
9 刻有巴蜀文字的虎纹铜戈
（部分 郫县独柏树战国土坑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在战国时代被秦征服的巴蜀之地上，有着靠近秦的蜀国与临近楚的巴国。两者合二为一，则是我们常说的“巴蜀文化”。巴蜀之地有自己的记录符号。这些符号多以单字的形式出现，但图中所示文字已形成了句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地的符号已经进化到了文字阶段
“天下”的地位虽然不及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雏形基础上形成的特别地域，不过它仍然是被定位为特殊存在的地域。
春秋时代仍旧是城市国家，即周的诸侯国与周结成政治关系的时代，同时也是可与周相抗衡的势力构建相似体制的时代。这些不同势力集团视为根基的东西，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不同的文化地域存在不同的“大国”，这些“大国”都各自称霸一方。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汉字。汉字传到了周的势力范围，并且渐渐向其他地方传播开去。这时各国都把汉字用于祭祀活动。派遣官吏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开始。汉字首先是城市国家的文字。但是，由于各国开始使用相同的汉字，人们也开始用汉字记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使用各自的祭祀场所来进行确认的。从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开始，各国就通过向神祈祷的行为确认相互关系，遏制违背约定的行为。确认这一相互关系的东西就是所谓盟誓。因此盟誓可以定义为一种祭祀仪式。在还没有文字的时代，即使有盟誓的存在，也没有记载盟誓内容的盟书可考。
当汉字传到各国祭祀场所后，被定义为祭祀礼仪之一的盟誓也开始使用汉字来进行，并且各国将盟誓内容以证据文书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种文字的运用恰恰将若干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也成为传达意思的基本手段，后来从中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手段，即从中央下达到地方的命令也靠文书来记录传递。这正是文书行政，即派遣官僚对地方进行统治的开端。
在文书行政开始之前，各个城市国家是文字独立的适用场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春秋时代一切记录和话题的中心是城市。与此相对的是到了战国时代，形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上的领土国家取而代之成为中心。这个地方城市服从中央政权的体制，就是由文书行政制度在后面作为支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战国时代的议论是以若干并列存在的领土国家为中心展开的。
许许多多的城市以各自城市为中心来思考、论及其他地方的时代是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以各自国家为中心来思考、讨论其他国家的时代则是战国时代。
即使汉字相同意思也不同
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典籍中，特别领域及其向外延伸的世界被定义为天下。因此，见于这些典籍的天下观念不能原封不动地用于春秋时代。直到春秋时代为止，外部世界的范围还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比战国时代的天下要小。那时候的外部世界指的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及其周边接壤的地区。
所有儒家典籍都是将汉字圈视为天下的。在本书中我们追溯到广域的汉字圈刚刚形成的春秋时代，或进一步追溯到广域汉字圈尚未形成的商代、西周的时候，说明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问题。
“天下”这个词很危险，集中了许多能招致误解的因素。这个词在战国时代基本上等同于汉字圈，而到了汉代，这个词汇的定义基本上原封不动地被使用。但是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中有若干中央政府存在，相应也有个若干个特别地域的存在。到了汉代，汉字圈开始被整体定位为特别地域。在这个巨大的特别地域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若干文化地域便不得不将其独特性隐藏起来。
战国时代与后世，即使汉字相通，其含义也不同。“國”（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认真整理出土史料后就会发现，“國”在西周时代是“或（域）”字。我们给这个“或”字加上个国字框后便成了“國”字，给它加上土字旁后便成了“域”字。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国家时代的“域”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就演变成了“國”。也就是说，从城市向外延伸的一定范围叫做“域”，而到了以文书行政来统治城市的领土国家时代，这个“域”都成了被外面的疆域包围的存在了。因此便产生了“國”这个字。
关于这点，也正如前文所述，在周王朝的时代，围绕着王都的一带被称作“中或（域）”。到了战国时代，人们用来称呼陕西一带的词汇就变成了“中国”。在其他国家，他们把别的领域称为“中国”。这个“中国”到了汉代以后演变成了天下的意思。
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夷狄”
相信各位对“夷狄”这个词并不陌生。只要我们翻阅古代典籍或注释，时不时地会看见这个词汇。“夷狄”用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野蛮人”。
“夷狄”一词很少单独使用，它经常与“中国”一词同时使用。如果说文明开化、文化繁荣的地域是“中国”，那么与此相对的野蛮之地便是“夷狄”的地方。
可能大家对此都有所误解，那就是在战国时代人们的观念中，这个“夷狄”之地是包含在“天下”领域之中的。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战国策》等古籍中留下了许多各国往来人士的故事。我们能从中看出，他们观念中天下的领域是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国家领土的总和。
“中国”是文明开化、文化繁荣之地，也是各国主张其领土统治正当性的地域。“夷狄”是野蛮之地，是与“中国”相对的地域。这一地域便是与自己国家相对抗的其他诸国的领域。如果我们要强调汉字圈的存在，那么野蛮之地也包含在汉字圈之中。
虽然这些地域还没有成为自己的领土，但总有一天会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下。这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战国时代各国所构想的特别地域就是以这一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为前提的。它比各国实际统治的疆域还要更广阔一些。而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这里设定的地域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多少有些不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其实也时不时地在扩张或缩小。
正如不同国家所讨论的“中国”或“夏”各不相同，“夷狄”这个词汇也因国而异。它有很多种说法，例如“东夷”、“狄”、“蛮夷”、“戎”等。而且，尽管各国都使用同样的语言（汉字），但其话语中的对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