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视点的特殊性

天下统一与典籍内容的龃龉

前面我们讲了记录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历史的史料，在战国时代由于国家不同内容也不相同。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汉代以后的各种观念。虽然我们的历史常识都来源于此，但其中还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秦始皇吞并了敌对诸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天下统一”大业。自此，“天下”是由秦始皇的各级官吏来治理，秦律令与秦历法传遍天下。这时候全部都是特别地域。

也就是说，原本只是“天下”的一部分的“中国”或“夏”，这时候终于变成真正的天下了。以前的典籍里写着“天下”之下尚有“夷狄”存在。这些典籍也不再适用了。因为秦始皇已将敌对国全部歼灭，纳入其疆土范围了。

但是，新的“中国”之外自然还存在一些不能归入“中国”版图的地方。这些地方就变成了野蛮人生息的土地。

如果我们不对天下与“中国”、“夏”同“夷狄”的关系重新梳理说明的话，有些典籍便无法使用。而这一状况之后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点有些脱离本书主题，所以此处就不加赘述了。巧妙地对天下与“中国”、“夏”以及“夷狄”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让典籍变得可以使用，已经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时代了（我有时也直接将这一时代称为东汉）。此后，人们开始使用儒家经典中的说明，用儒家理论论述“中国”这一等同于天下的特别地域与其他野蛮人所居住的地域之间的关系。此后，人们是把作为汉族聚居地的“中国”（这时，该词汇为主流）与其他地方的关系当成以中国皇帝为权力顶点的体制的一部分来从理论上把握的，这也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开端。上述观点是由西嶋定生首次提出的。

成功是成功了，然而这一成功的背后除了需要注释，还需要另一个工具。这就是新的典籍。儒家的典籍称为“经”，但正如“经纬”这个词，经是纵线，而纬是横线。有经则必应有纬。就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古人将新的典籍总称为“纬书”，并且编撰了许多的“纬书”。这些新编撰的书籍就主动承担起为新的“天下”、“中国”、“夷狄”之说正名的职责。

当这一理论固定下来后，纬书的使命也就告终了。纬书便成为无用之物。此外，纬书之说都是按照汉王朝的要求所作，以后也未必都能满足后世王朝的需求。纬书不仅不能帮后世王朝自圆其说，甚至还是个巨大的隐患。因为如果说汉王朝是正统，那么其他王朝便是非正统的了。也由于这些原因，纬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利用纬书之说而存留在注释之中的新的解释和观点便慢慢地为天下人所接受。

在新的说明中，古人用了很模糊的概念来诠释“天下”。既然“天下”之中有“中国”，则“天下”不仅包括皇帝的国家，其范围还不断向外延伸。因此，根据这一说明来看，“天下统一”是不可能的事，有的也只是“中国统一”。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将“天下”定义为需要被统一的地域。这样一来，“天下”原本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讨论“天下统一”的问题。

这样才真的分清楚了。

在论及“东亚册封体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儒家经典中的“中国”与“夷狄”（中华与夷狄）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无视儒家理论来论及国家关系，那就不需要等到王莽的时代了。如果单纯以军事优劣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汉王朝初期，汉与匈奴之间是汉王朝为弟、匈奴为兄的关系。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用册封关系来讨论春秋时代以来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册封的“封”是“封建”的“封”。如果从语源的角度来看，这个词汇原本就受了周王朝与诸侯的关系，即封建关系的影响。

这个“东亚册封体制”是根据儒家理念而构想出来的。

“东亚册封体制”与德化

如果重新解释一下之前所述的内容，那就是汉字的传播意味着通过汉字对其他地区进行“同化”。汉字所到之处，人们都使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即用汉字作文。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制度正式确立后，这一共同的表现方式便成为官吏们的共同财产。所谓的汉族，或者说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共同财产的民族便在这时形成了。

有的城市没有文字，有的即使有文字也不是汉字，或者有的使用自己特有的符号作为文字。恐怕它们的语言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大国”靠军事力量将这些城市置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在这些“大国”的势力统治下，到底产生了怎样共通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城市都在文书行政制度下被统一管理，由官吏对各个城市行使职权。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汉字汉文便作为一种共同财产，不断渗透到地方。

朝鲜和越南曾经也在汉帝国的统治之下，而这两个国家最后是拒绝了被汉族同化。那么拒绝同化的地域和以同化为前提的地域之间的政治关系又是何时开始的？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已经提及的词汇，即“东亚册封体制”。

虽然这个时代已经超出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不过作为有关联的话题，在这里先做简单的说明。

通过再次解释得出了一个新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下，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得以建构，并且人们引用儒家经典来讨论这一关系。儒家经典中记载着特别地域与野蛮之地之间的关系。特别地域由帝王君临天下，以德治之。野蛮之地则受其德之感化，进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服从于帝王之圣德。这个特别地域便得以扩大。

古人用“德化”或“德泽”之类词汇表示帝王圣德远播四方。他们站在特别地域统治者的位置来描述其圣德是如何惠及自己的子民与野蛮之地的。如果能有效利用儒家经典对作为特别地域的大领域与野蛮之地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说明，则圣德所及的范围便能为之扩大。

所谓德，在商代原本是指佑助征伐的灵力。大国要谋求对小国的控制，需要毅然地进行征伐，而支配征伐的灵力就是德。所谓的“德化”、“德泽”的“德”是不用征伐也行遍天下。与此相对，商代、周代的“德”是靠征伐来实现的。当时大国与小国之间是城市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为了使统治永久化，有时征伐则变得不可或缺。然而，对于形成于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而言，大半的小国都被吞并变成了县。大国往各个县派遣官吏，则从此无需征伐也能治理这些地方了。因此，帝王之德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对立的两个领土国家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就算可以占领对方的一些城市（被吞并的小国变成的城市），通常也不可能将敌对的领土国家全部占领。因此，古人在论及敌国人民的时候，便开始与本国子民一视同仁，认为帝王之德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的德。

而这一观点随着上述特别地域的扩大，甚至波及了战国时代的典籍都未曾提到过的外族之地。

能够理解这一新的德化内容的是汉族的官僚们。

没有被汉族同化的人们，是没有被置于能够理解这一内容的状况下的。

不过有一个例外，即与汉族保持着紧密关系的“翻译”。当然这些“翻译”必然是对汉族的文化了如指掌的人。但是那些未被汉族同化、具有压倒性多数的外族人还是对汉族的文化知之甚少。

因此中国皇帝的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翻译”来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是“东亚册封体制”。

“翻译”所处环境的不断完善，最终连周边的国家都发展到了拥有自己律令体系的阶段。占据这些“翻译”主流的是所谓的“归化人”。他们的影响也波及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的祭祀场所。至于以什么形式传入的，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作为汉字在各国生根发芽的结果，盟书随着各国之间盟誓活动的开展而问世。但是在日本或朝鲜半岛还没有发现这种盟书。

在日本发现的是稻荷山铁剑铭，以及七支刀铭。其内容简单，无非是系图之类的东西，且内容也未超出西周金文的所示内容。这些铭文与其说是这些小“国”自己铸刻的，不如说更像是来自大和朝廷的赐品。

日本也出土了许多中国制造的铜镜及其仿制品。上面皆刻有汉字。但是这些内容并未超出在中国本土制造的铜镜铭文的范围。被认为是邪马台国或大和朝廷赐品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是这些铜镜的代表。其铭文内容与中国铜镜并无二致。

可以想象当时的状态距离可以实施文书行政制度的环境还相差甚远。

根据学者们的论点，文书行政制度完备的中国与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开始的周边国家之间的“东亚册封体制”是从王莽时期开始的。记录王莽时期的书籍成书于东汉时代。因此书中并未提及王莽之德惠及万民，远播野蛮之地。虽然没有被提及，但是认为作为成功地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后得出的结果，即儒家经典中的“德泽”等词语没有被讨论到的想法也是不自然的。

儒家经典的原文产生于下图11所示时代。王与圣人之德惠及人民。经典的注释产生于图12的时代。“东亚册封体制”产生于图12的时代。在图11与12之间，人们对经典进行了重新编订。儒家经典中所讲述的德所惠及的范围在12的观念形成的过程中被人为观念性地扩大了。官吏的本质发生变化后，圣人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

如果我们将图12中的特别地域缩小，那就是图11所示的领土国家的观念。正如本书将在文后所总结的那样，图12是人们在观念上将每个律令实施领域扩大后的结果。图13中汉字圈有所扩大。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的观念都混杂在一起。日本将自己的律令实施领域称为“中国”。在中国皇帝统治下的正史中，人们是以图12的观念来描述图11和图13的情况，并将汉族人聚居的特别地域称为“中国”、与“外国”区分开来。虽然与上述观念不太相同，在中国正史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成了宗主国与附属国（中国把一部分的“外国”看做附属国）的关系

我们可以将王莽时期看做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基础成形的时期。此外————虽然有些重复————在周边国家，支撑这一体系的正是各国的“翻译”们。周边国家有它们各自的主张。可以认为它们因为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所以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但是这些国家越是成功地强调自己的理论，汉字就越难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

周边国家的文字文化

“东亚册封体制”终于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转机。汉字传入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开始接受汉字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并未被汉族同化，而是开始将汉字作为自己国家的文字来使用。

正如前文所述，汉字在中国是靠着青铜器铭文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其结果就是到了春秋时代，形成了一个广域的汉字圈。汉字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是靠铜镜和铁剑来抓住人心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春秋时代，使用相同的汉字这一共通性并没有被当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同样在日本，使用汉字是有特别意义的这一点好像也没有得到理解。

终于日本也开始实行文书行政制度，引入了律令制。在日本，能够正确理解儒家经典的人才辈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儒家经典，原因是他们懂汉语。汉语使所有人的语言变得规范和统一后，这些人就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是在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并没有变成这样。

日本发明了万叶假名，然后出现了假名，最后开始了训读。这种训读的方式使得汉字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发挥了文字的功能。

“训读”和万叶假名的鼻祖应该在朝鲜半岛，然后传入日本。后来，日本开始固定地使用万叶假名，用“训读的方式来念汉字”。在朝鲜半岛，“训是用来表示字义的”。此后，朝鲜半岛用新的规则发明了韩国文字，而越南人则将汉字无法表记的词汇用越南汉字——字喃来表记。

中国周边国家除了上述文字以外，还出现了西夏文字、契丹文等与汉字形似的文字，起源于梵文的文字也在这时传入。

在“东亚册封体制”下，中国的周边国家开始将汉字或其他文字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文字来使用。“东亚册封体制”便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为这些国家使用汉字或其他文字来表述将自己国家视为世界第一的理论。

“东亚册封体制”的变质

在一般我们理解的“东亚册封体制”中，中国皇帝是站在权力的顶点。但这一意义上的体制也只在周边国家开始使用汉字实施文书行政制度之前成立。当时周边国家尚未掌握汉字，也无法理解通过汉字为这一体制的理论进行争辩，他们也不会用汉字来争辩自己是世界第一的地位。周边国家开始文书行政实施律令后，便以此自封为“文化国家”，开始用汉字来阐述中国并非世界第一的理论。

其实律令法体系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时原本就是以王为尊的法律体系，到了天下一统后，这个法律体系便成了以皇帝为尊的体系。这一体系被引入周边国家，就意味着这些国家也开始采用与中国具有相同性质的法律体系了。正如前文所述，把自己定义为第一的观念有很多。有人把自己的村子定义为第一，有人把统领这些村子的城市——在日本就相当于古坟时代的酋邦——定义为第一，也有人把统治这些城市的领土国家定义为天下第一的存在。后来人们通过律令法体系的“形式”将这一观念表现了出来。这一法律体系规定了以领土国家为第一的“形式”，也规定了从中央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的“形式”。这一规定为文书行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众所周知，这种“形式”传到了日本，最后被架空，成了有名无实的制度。尽管如此，这种“形式”本身还是得到了继承，并在江户时代变身为支撑幕藩体制的“形式”。

如此这般，由于中国周边也出现了律令国家，所以虽说都是“汉字的传播”，但其内涵却有本质区别。

有无“东亚册封体制”中的“册封”就成了一个问题。所谓册封，是指皇帝将周边国家作为自己的臣国，并加以排序来确认双方关系的一种行为。因此如果不在中国皇帝的统治下对双方关系进行确认，则不能算是被册封。然而这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史官在编写中国皇帝国家的史书时，不管实际上对某国有无册封，史官都会给这个国家排个序，顺带写上几句，好像双方都已经确认册封关系了一样。

例如，虽然丰臣秀吉并未受过明朝册封，但《明史》中却记录了日本“自古”就有“王”，王的大臣中地位最高的职位称为关白。不仅如此，书中还介绍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事情。相信大家一看便能注意到《明史》中并未提到有关“天皇”的事情。按照日本律令体系的规定，日本是以“天皇”为尊的“形式”。尽管法律体系空有外壳、形同虚设，但“形式”本身还是得以存留。然而《明史》中记录的是“自古”有“王”。就像这样，册封关系跟实际是否册封并无任何关系，只是在史书中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而已。但是它描述的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事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列国，各有各的律令，自成一派，并互称他国为夷狄。

在《史记》和《汉书》中可以看到汉与南越（秦始皇死后，汉族在广东一带建立的国家）之间互换文书的记载。将两者做一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在《汉书》成书的东汉时代，以汉皇帝为尊的对外文书的形式非常完善。《汉书》中明确的形式在《史记》成书的西汉中期还没有确立。正因如此，《史记》中介绍的文书与《汉书》中介绍的文书按理说必然是同一物，但实际上其形式和语句相差甚远。这也是与“东亚册封体制”的确立相关的一个话题。

战国时代，游说家将某国的意志传达给其他国家。此时，他们称撰写文书之国的王为“大王”，而称呼敌对国的君主时，则用其地域或城市名来称呼他们，例如“荆王”、“梁王”等。在这类文书中也记录了敌对国君主的言行。这些言行内容作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后，便有了我们在《汉书》中所见的对外文书形式。这些文书最后被定义为“国书”。

正因如此，与国书形式的关系不同，“东亚册封体制”开始变质。周边国家自己也开始实施联系本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文书行政制度。曾经在战国时代存在的若干中央相互对立的构图，如今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中得以再现。

“战国时代”这一名称

我们被“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名称误导，总觉得商周时代是个和平的年代。其实不尽然。正如前文所述，商代与西周同样都是战乱纷争的年代。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范围内上演的战争，另一类是这些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前者是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后者则是至少有一个文化地域，其内部的大国连同小国一起与其他文化地域之间的争斗。

这些战争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不过自从战国时代形成了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后，前者便明显减少，而后者、即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则日益增多。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战争和战国时代的战争性质相同。很多帝国内部发生的战争则是不同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秦始皇驾崩后的战争如此，项羽与刘邦的争霸如此，汉代黥布等人的叛乱如此，吴楚七国之乱亦如此。

也就是说，“战国时代”这一名称容易让人觉得战国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与之不一样。汉代也同样发生了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的战争。另一方面，在战国时代，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减少。中央与地方城市之争往往都是在叛乱的名义下记录和处理的。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至于“战国时代”这个名称的来历，也往往为人所误解。大家都知道“春秋时代”的名称来源于《春秋》一书。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受此影响，认为“战国时代”来源于《战国策》一书。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史记》成书的时代，《战国策》尚未问世，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些误解。《战国策》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

汉朝的时候，战国时代被称为“六国之世”。汉将自己定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为此就需要让最早出现皇帝的秦充当配角。通过这个配角，汉将周定义为正统王朝，并创造了一个汉继承周之正统王朝的“形式”。为了使其他国家有别于这个特别的配角秦，汉人将其他六个大国（楚、齐、燕、韩、魏、赵）称为“六国”。将战国时代与天下统一的秦朝分别开来，称之为“六国之世”。这个“六国之世”也沿用了很长时间。

汉代也有“战国”一词。例如成为书名的《战国策》。《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将战国时代以来的《长短书》等文献的内容进行再次编排而成。这本重新编排而成的书就叫做《战国策》。

还有一种说法是“战国之世”。但“战国”作为时代的名称并没有固定下来。在没有必要对秦特别对待以后，人们便将秦融入“六国”中，改称“七国”。这个“七国”的称呼也渐渐取代了“六国”，成为主流。其后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固定用“战国”一词来称呼这个特定的时代。

这是从天下的视点来讨论统一，从尚未统一的角度来讨论“战国”这一时期。这点也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