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讨论
(一)前置性自变量的视角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受制于事物之前的发展状态,我们谈发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谈,这在理论上被称为路径依赖。广义的路径依赖泛指“历史因素”,我们当下所做的决定都受到历史情境的影响,所以研究中国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首先得弄清楚中国之前和当下的社会工作是什么样子。狭义的路径依赖是指制度的自我加强,也即制度变迁对制度设计初值的敏感性,制度中的个体一旦形成行动惯性,就会产生制度依赖,即使这种制度效率低下,制度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和组织也会尽力维护它,这就是制度的恶性依赖。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笔者称其为制度资源和文化资源,这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土壤。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的社会重情谊,正如《大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伦理本位的原因使中国一直处在农业社会,而与产业革命无缘,与科学技术无缘。因为中国文化早熟,中国人只重视人伦,而把工、商、医等学术排斥在外,所以近代科学技术发源于西方,而与中国无缘。首先,西方由于宗教使然,集体生活偏胜,所以西方社会处于对立统一的个人和集体之间,在个人,自由理念发育偏胜;在集体,公民社会形成,所以福利进步为西洋政治上的要求所在,而中国的社会组织乃是一个大家庭套着一个小家庭,家庭或者家族成为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困苦的第一道防线。其次,中国的乡土观念颇胜,那么在乡土中国背景下,在血缘关系无法顾及的情况下,由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同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安全保障的第二道防线。再次,中国家族伦理本位的社会衍生出中国社会的职业分途,而少阶级对立,由于此种业缘关系而形成的行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安全保障的第三道防线。
最后,古代中国民间的救济行为还包括宗教团体的救济和非宗教、非宗族、持续性的、志愿性的民间慈善团体救济,这也是当时民间一支很有力量的救济队伍。
而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域的国家,其与民之间的直接接触主要体现在仓廪制的建立和诉讼的解决上,梁漱溟曾将中国的特征概括为国大、地广、人多,有些事情不好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土地问题上真正实现了中国人几千年“均田地”的梦想,此后,从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和单位制建设到农村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建设,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被强有力的集体团结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上来,而国家和集体也在实体意义上承担起了每位公民生老病死的福利责任,并形成了以职业差别为基础的救助的差序格局。
改革开放后,单位人逐渐转化为社会人和社区人,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下,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老龄机构等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仍然是社会保障事业的提供主体,这被学者称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半专业社会工作。
(二)其他自变量的视角
权变理论指出,任何策略制度的拟定,在不同环境下,都应有不同的做法,亦即策略与其所处的环境必须配合才能产生效果。由权变理论分析,目前中国主要是处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大环境。现代化一般是指进入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诸多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所以现代化一般是指工业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社会、个人和文化的现代化,也有人把它概括为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等基本特征。如果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那么第二次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就是由工业文明迈向知识文明。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为动力,第二次现代化的动力来自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其实正面临着迎接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挑战和考验。
现代化理论为中国行政半专业社会工作的转变带来了契机,因为在现代化视野下,公共管理和福利行政要实现工作性质和内容的根本转变,这一方面体现为工作理念的转变(人本化和法治化)、工作决策的转变(科学化和民主化)、工作职能的转变(管理化和服务化)、工作手段的转变(科学化和信息化)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标准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还体现为我们在解决社会的需要和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时候也更加人本和理性地看待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为工业化率的1.09倍,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超前,由此造成诸多问题,比如农民工问题、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此外,现代化是由产业革命为龙头的工业化过程,其发展过程中会对中国的家庭伦理本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具体表现就是社会转型下的价值迷失,由此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有个人情感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有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也有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都需要专业团体的介入。而传统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和民政部门等政府部门面对这些问题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一般来讲,在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和民间互助系统能够发挥作用并较好地回应社会需要时,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的必要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引入新的社会工作模式可能会费用高而边际效益小。
但这里我们看到,新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引入势在必然。
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接受西学的学者归国后在中国很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金陵大学等开办社会调查、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等相关课程,并积极关注社会,开展各种服务社会的实践。而伴随1987年民政部邀请有关专家在北京马甸举行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立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并推动中国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北京大学诞生以及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社会工作社会福利服务实践也成果明显。2003年2月,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成立;2007年7月,深圳鹏星社工服务社成立;2010年12月,北京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成立。2009年10月,民政部发布了《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对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定义、登记管理、政策激励和组织领导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民政部《2010年民政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成立500多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到2012年11月,此类机构数量已增长到1000多家。
而在职人员的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即继续教育,近两年也有22万人次之多。
在专业教育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国家力量的介入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社会工作发展制度化时代的到来。人事部与民政部2006年7月联合颁布《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明确了社会工作职业的职业资格评价方法;2011年18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保障和激励机制等具体的发展措施;2012年19部委联合颁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而用以社会工作制度化建设之一的购买社会服务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方面
, 2012年11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公共财政投入方式,形成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 2013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3〕 96号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在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公共服务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
这些规划和法规的出台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发展的空间。
(三)假设性因变量的视角
研究中国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就是要研究处理好当前社会历史隔断背景下的历史延续和世界融入问题。路径依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是优势还是劣势?现代化背景下,我们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社会工作是我们当前社会改造的有力工具,还是会增加当前我们社会改造的成本?社会改造的动力来自哪里?
西方福利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本来由民间社会主导的社会工作纳入政府福利体制内。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力量,国家干预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出制度化的生存空间,从而通过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福利服务的地位与效果。也有人认为外来现代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的结合应该先从技术层面而非文化价值观念层面着手。用李泽厚的分析,体用是一体的,我们在技术层面上使用就可以。
也有学者认为可以比照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实行两种专业化模式:一种是私人模式,一种是公共模式。私人模式是指自己开设社会工作事务所,案主直接与专业人员签订服务合同。公共模式是指专业人员主要供职于正式组织和公共部门。
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其实是想在宏观的社会体制与微观的个体需要之间寻找到社会神经般息息相关的联系,使个体的求助行为与国家和社会的救助行为之间不期然有一种遥遥的对应和默然的关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本单位,但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代化社会背景下,家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往往不堪一击。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在工业一体化的时代下,当个体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分子的时候,社会文明应进化到一种普遍的社会关怀,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的,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基础。所以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首先要选择一条能够应对和化解工业化、产业化和信息化对人民生活所造成冲击的路径,使全体公民进则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退则成为社会保障体制能够覆盖到的有生力量,其目的是保持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其次,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经济是我们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自身生存的一个必然选择,发展经济是指在自身的产业升级、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发明创造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家的发展来源于政治,而社会的发展来源于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为社会中的慈善服务提供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空间,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真正培育出合格的公民和守法的公民意识与理性精神,而这是社会有生力量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依靠政府了解和直接管理“原子化的个人”或“个体化的社会人”,协调和保护各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作为人性化、专业化社会服务的开拓者和社会保障的实践者,作为社会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影响着社会管理或者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决定了社会团结的社会包容度和社会的道德密度
,它在消解社会贫困、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大力提倡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精神,使社会组织在家庭和国家之间成为社会救助的中间载体,承接社会服务的微循环,增强社会的输血和造血功能,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道路的第二个选择。
最后,做好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自觉。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体系建设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职业化标准体系建设,从社会工作行业的职业道德指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的开发策划和督导到政府政策倡导咨询,都是社会工作专业自觉的主要内容。另外,从组织协调的视角看,还要做好社会组织孵化、信息资源共享、关系治理协作、机构评估等工作事项。社会工作专业自觉的活动开展的形式可以通过开展专业培训、继续教育、专业调研、专业交流活动、专业数据搜集和专业书籍出版等活动进行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也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政策建议等进行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其目的乃是掌握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规律,自觉运用社会工作技巧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专业自觉可以在社会工作专业人士中间,比如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中开展,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对制度设计之初初值的敏感性,在涉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实际社会工作的民政、劳动保障和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进行专业服务理念和服务形式的转变与服务素质的提升。专业自觉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工作本身的专业自觉,其自身才能够形成社会改良的有效力量,从而得到社会和社区的认可,逐步形成专业文化,树立专业权威,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