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笔者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关键词搜索期刊网上的有关文章，共有2948条结果，其中核心期刊有626条。笔者再以“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为关键词搜索，共有条目14条，其中核心期刊有2条。再进入“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分别以“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为关键词搜索，前者有硕士论文166条、博士论文11条，后者有硕士论文1条、博士论文0条。

一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研究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裴文英在《引进国外教育资源 推进中外合作办学》一文中提到，尽管中外合作办学在某些方面具有其他办学形式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且或多或少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对高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外合作办学还存在许多亟待规范和解决的问题，如如何对中外合作办学所涉及的外汇、税收和资金保障进行监管的问题，中外合作办学联合评估体系的建立问题，中外双方资格证书的相互认证和对接问题，等等。王敏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并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和思考，归纳了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对问题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办法。这些问题包括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有效监管问题、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制度和准入机制问题、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认证问题、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失调问题、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等。王敏丽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政策调控，完善管理，转变观念；第二，加强交流，形成特色，确立目标；第三，突出重点，创新学科，双向发展。

钱景炜将中外合作办学既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契机，也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挑战。因此，只有直面挑战，敢于作为，才能抓住机遇，变契机为动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在此过程中，教育教学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关键。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不能脱离市场需求和学生需要。为使中外合作办学具有普适性，收费问题必须考虑到中外合作办学的大众可接受性。可以说，钱景炜的建议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冯伟哲等把中外合作办学管理问题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怎样建立教育质量的动态监管体系上。他们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措施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各方反馈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设计出了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质量监管计划和步骤：首先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其次是文档的建立；最后是质量计划文件的完成。风险管理也是中外合作办学中管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风险管理问题却鲜有论述。其中，冯伟哲等的观点较具现实意义。他们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风险管理进行了较为精准和普适的定义，指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办学效益的最大和最优，要在效益和风险对冲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管控。对中外合作办学实施风险管理，必须充分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以系统、全面和动态为基本原则。王敏丽从自身工作经历和经验出发，提出了一套关于外籍教师评聘和管理的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对外教作用的认识；二是建立严格的外教聘用程序；三是树立外教管理中的法治意识；四是探索外教管理的规律。许圣道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如决策机制不健全，决策具有随意性；领导体制不顺畅，举办者和办学者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管理队伍不稳定，工作没有连续性；等等。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研究

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办学模式、管理模式和合作模式，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杨辉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将办学模式和合作模式作为研究的重点，结合当下中外合作办学所显现出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他比较系统地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把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推向了精细化的方向，并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内涵界定，对近年来的办学经验给出了自己的总结概括。他的研究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周文婕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大背景，梳理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现状，并以此为视角，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进行了大致分类：第一类是开放与远程教育；第二类是外方高校设立的分校区；第三类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

周文婕笔下的优质教育资源内涵是较为丰富的，应该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总称，既有品牌也有师资等，其中课程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沈伟晔、朱晋伟梳理并概括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三种模式——单校园与双校园、单文凭与双文凭、计划内与计划外，并针对不同模式的特点，提出了创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及教师管理工作模式的建议。同时，为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管理的有效性，从四个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即制订“以人为本”的专业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区分合作办学层次；突出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培训。

（三）中外合作办学的案例研究

关于此内容的研究，2010年以前，主要是相关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人员的论述；2010年以后，高等教育研究会中外合作办学分会筹建工作的正式启动，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召开，直接推动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走向更深、更远的层次，其中不乏典型案例研究。张圣坤以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例，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了剖析，指出要想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内涵与质量建设是关键。另外，中外合作办学的内涵提升和质量建设不应只停留在引进上，还要结合派出，全方位实现自我提升。黄家泉、彭青分析了初期的中外合作办学，得出了中外合作办学具有粗线条、利益化等特征。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逐步走向质量提升阶段。他们以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为例，指出该学院的成立和发展都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旅游产业的发展动态和趋势，以整合双方优质教育资源为途径，旨在建立融教育、研究、培训于一体的旅游教育大平台的办学思路。白莉、张纯明详细介绍了沈阳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经验，并分析了其取得现时成绩的主要原因：拥有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学校上下一心，高度重视；审慎选取合作伙伴；抓好质量建设，争取可持续发展；等等。

二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研究

郭小林指出，入世后，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需要直面挑战，意识到人才的竞争才是根本，从人才培养入手，将国际化和应用型作为人才培养的两个基点，把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通过大力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培养造就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服务本国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和利用，从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中外合作办学为突破口，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系。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滋养。大学本科生国际视野的形成需要利用各种途径来实现，而中外合作办学的本科教育则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主要平台和便捷路径。它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中外合作办学原则的具体落实。要将人才培养放在国际坐标系中参考定位，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具备适应国际竞争的能力、懂得国际竞争规则的国际通用型人才。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将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世界公民作为本国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认为积极融入国际化、引领国际化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目标。

魏东海等沿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指出，国际化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国际化实现办学的现代化，才能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而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是引进、吸收和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培养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国际性人才。重视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由大学本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因此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本科阶段高等教育国际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培养大量应用型国际人才，这是与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契合的。

徐晓玲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有利于整合中外高校的优势学科、专业和课程，使课程体系、师资结构等得到优化设计和配置，从而使人才的培养更贴近市场、更接地气。他们还以上海的中外合作办学基本状况为例，列举了上海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详细说明了中外合作办学对于上海高校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材利用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外合作办学在各方面都没有前人的成熟经验可循，也没有完善的模式可供参考，一切都需要在摸索中前进。但正是这些看似缺点的特点，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没有太多的办学历史包袱，也没有过多的所谓经验和模式的羁绊，不易形成发展中的定式思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缺点也正是它的优势，对于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路径、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当今社会，知识和技术日新月异。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在高新知识与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中处于较为边缘的地带，因此，要想在竞争中不至于太落伍，就必须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创造平台和机遇实现弯道超车。而中外合作办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有利于缓解我国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他们进一步指出了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几个具体维度，即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科专业知识和复合型创新人才。他们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总方针，以人为本是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

贺武、刘平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不能满足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需求，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国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因此，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学方法，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和课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教学质量有待提升，以满足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第二，中外双方课程还未实现有效整合，从而形成较为科学的课程体系；第三，外籍教师的教学质量堪忧，尤其是中外双方在社会上聘请的外籍教师；第四，中外双方的课堂教学存在较大差异，给学生带来不少困扰。无论是从国家政府层面、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层面，还是从学校自身办学层面，抑或是学生的成长需要层面看，中外合作办学承载了太多的期盼和责任。但是，总体而言，借由中外合作办学，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上进行一些探索，加快为我国培养大批“高精尖”人才，是国家、社会、学校和学生的基本期盼，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标。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其关键一环在于引进外方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怎么定义和定位优质教育资源呢？是专家学者、课程教材，还是理念思想、模式方式？这是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必须审慎思考的。另外，当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后，对其消化、吸收和为我所用则是对中外合作办学更为高阶的思考和行为，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变“输血”为“造血”的创新创造和本土化过程。

冯晨昱提出，要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制定适切的人才培养目标，即以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为龙头。人才培养目标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灵魂，其对人才的基本定位和规格描述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根本方向，而所有的课程和教学活动的开展都是在人才培养目标的统领下围绕目标有序进行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其办学根本目的的具体体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了学生成长的基本要求。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是中外合作办学产生和发展的大背景，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产物。世界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能再偏安一隅，而必须直面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外合作办学的产生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攻坚战的主阵地。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外双方高校利用自身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利用、发挥1+1＞2效应的重要措施。双方高校通过对课程体系、教材、教学方式、管理手段、教育理念、评价模式以及师资等方面进行全面直观的接触与了解，有利于充分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外合作办学加速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是多元文化碰撞、对话、理解和融合的主要场域。

三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研究

张晓如、程科认为，通过专业合作将国外大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模块引入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中，辅之以部分国内专业课程，构建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课程模块，与国内的公共基础课程及其他课程模块搭配，从而形成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学校“为引入而引入”，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鉴别、利用采取粗线条、宽泛化的行为模式，对课程的落脚点——课堂教学不重视，对外籍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行为不规范，导致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不能得到适当监管和必要保障。有鉴于此，他们提出要紧密结合中外合作办学自身的特点和办学实际，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严谨和科学的设计，并且以计算机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例，对其课程体系的设计给出了以下四大原则。一是主体性原则，即办学是主体的行为，也是服务于主体的。通过主体在办学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实现办学的根本目标。学生主体是办学的基本主体之一，关注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办学的基本理念。主体性原则的另一大特征是逐步促进实现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本土化。二是综合性原则。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和行为，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都应该是多元且综合的，而非一元且单纯的。三是通用性原则。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经历了从通才到专才，又逐渐回归通才的基本发展路径。实践证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以及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呈现不可更改的复合和整合态势，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已远远超越了工业革命时期对专业高级人才的定位，而将通用能力视作一种可迁移的能力，认为它对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挥以及个性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也是学生继续学习的基础。因此，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中要将综合性作为主要原则之一，为通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四是创造性原则。创新创造是当今的时代主题，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未来人才培养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外合作办学在进行课程体系设计时，要将创新创造作为基本原则，使其成为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主旋律和核心共识。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学习外方在培养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学生方面的先进经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综上所述，中外合作办学绝不是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简单照搬，而是将国际化与本土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是创新创造的过程。

王玉等认为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课程的建设是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保证。而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建设而言，中外课程的衔接问题则是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他们对当下中外合作办学中中外课程衔接的主要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较为常见的方式是对合作院校的课程体系全盘接收，再就是适当调整己方课程，以融入外方课程体系。鉴于中外合作办学是在中国境内办学，其人才培养的最终指向是培养能够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国际化人才，因此全盘照搬外方课程体系显得太过粗放。他们比较赞同后一种课程衔接方式，即对己方课程进行适当调整，同时他们又认为，只对己方课程进行调整还不足以体现双方课程的整合性和融合性，有必要根据需要对外方的引入课程进行适当调整。具体的调整思路如下：第一，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调整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突出理论与实践并重；第二，整合中外双方课程目标，强调专业素养；第三，对引进教材进行认真研究，根据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增益删补；第四，采取多样化的课程实施方式，形成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多元的联动；第五，建设好双语课程，利用好网络资源，辅助老师和学生顺利完成课程与教学的过渡。

喻立森从课程评估的角度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评估是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有效性的检验和保障，与课程建设的诸环节共同构成了课程系统，缺一不可，环环相扣。中外合作办学既不是本土大学的“沿袭”，也不是外国大学的“照搬”，而是在扬长避短的基础上对中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扬长避短的强强联合。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既不同于双方办学模式又兼有双方办学身影的新型办学模式。因此，以“换汤不换药”和“新瓶装老酒”的思维去运营中外合作办学是严重的误区。要真正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有“壮士断腕”的精神和决心，大胆尝试，果断摒弃，积极吸收，重在消化。从人才培养目标这个办学的灵魂着手，对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课程评价、师资结构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王一兵对宁波诺丁汉大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时，切不可忽视对外方先进办学理念的吸收借鉴。因为，如果只注重“硬件”的引入，而不顾理念的更新和国际化，那么如何才能在本土的办学环境中培养出国际化特色明显的创新型人才？蒋凯提出，中外合作办学的确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初衷也是为了缩小与先进的差距，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外合作办学比其他办学形式有更明显的优势，且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他同意中外合作办学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较好的平台，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但是要切实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其办学的根本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中“建设高素质的稳定的教师队伍是保证和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不同，中外双方从课程理念到课堂教学都存在极大差异。正视多元、包容多元、整合多元是中外合作办学不可回避的问题。纽约大学上海中心在此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杨辉概括总结了美国通识教育的主要特点，如鼓励跨学科选课、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社情和校情都决定了完全照搬美式通识教育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在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实现办学利益的最大化。

吴奕立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机遇，同时也面临艰难挑战。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对国际化人才数量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国际化人才质量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这是中外合作办学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也是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直接考验。需要将中外双方的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进行最大限度的整合和融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处理中外双方课程关系的过程中，要秉持中外双方的优势最大化原则，在具体课程设置上体现融合型模式。根据中外双方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的关联度，可将其分成三大类：一是按照中国传统和根据国情而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如“两课”、大学语文等；二是专业课程模块中相关的课程，此类课程涉及双方课程是否有重叠累加、是否有重大差异等，关系到学分的相互认可，需要双方审慎研讨；三是部分专业核心主干课程，此类课程决定着人才培养的终极方向，因此双方必须敞开怀抱，共享资源，形成共识和合力。

王保宇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文化、体制、理念等方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指出冲突是难免的，但必须本着多元共存的心态，求同存异，寻找双方合作的最佳途径并找准切入点，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在冲突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谋发展。同时，他严厉批判了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拿来主义思想和做法，认为这是对办学不负责的态度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模式只是办学的表象特征，办学成败的根基和关键在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因为课程是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最终落脚点。

吴雪梅等指出，全球教育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类似于经济领域的“中心-外围”现象。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也表现出这一趋向，如过分追求课程的国际化目标，而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却忽视了本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国际化”与“民族化”的适当张力，在推进课程国际化的同时，力争实现高等教育目标。

四 研究评述

（一）研究取得的成就

1．国外对跨国教育的研究系统而深入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有其特殊性，国外学者几乎很少涉猎。国外学者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教育方面。国外学者对跨国教育的研究具有范围广、材料多、分析深入、理论模型构建成熟等特点。从这些文献的整体情况来看，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在跨国教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总而言之，发达国家在跨国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处于中心地位，引领着研究的方向和趋势。而且国外的研究几乎是站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宏观立场上进行的，对微观层面跨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课程、课堂教学等少有论述。另外，跨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方面也着墨较多，这表明多元文化研究依旧是当下的热点。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中国的跨国高等教育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相对迟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人员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的不自信和不重视。也正因如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大有可为。

2．国内对中外合作办学宏观问题的研究比较全面和丰富

国内对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表现在对中外合作办学宏观层面的研究（如管理问题、办学模式等）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比较深刻的见解。这些研究对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合作办学管理的规范化，为创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丰富中外合作办学形式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3．对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逐步发展壮大，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也由宏观层面逐渐过渡到对办学具体环节的微观层面的关注。而这种研究的转向与当下注重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向重视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转变是相契合的。因此，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建设、教学改革、学生管理、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认真阅读，发现此类研究的主体绝大部分是具有丰富的中外合作办学教学与管理经验的一线教师或管理人员，他们多年从事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实践工作，对中外合作办学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能够充分结合工作实际，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比较合理的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这些研究对于切实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解决办学中的实际问题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影响并指导着广大中外合作办学主体的办学行为，避免了办学的无序性，推动了办学的健康与良性发展。

4．对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法规的研究比较集中深入

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中，还有部分研究集中在对办学政策法规的解读方面。迄今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法规文件已出台数十个，这些政策法规文件对保障中外合作办学的顺利推进和合法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法规文件的解读和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宗旨、内涵和外延，以及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建立健全中外合作办学的保障机制、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体系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能够持续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在法律法规框架下依法发展。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研究缺乏理论深度

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办学的实践层面，且研究人员以中外合作办学的一线工作人员为主，而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方面还较少涉猎，导致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存在就问题而论问题的浅表化现象。可喜的是，厦门大学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于2013年1月28日正式被批准成立了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标志着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

2．对中外合作办学宏观层面的论述较多，微观层面的关注相对较少

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注重宏观而忽视了微观，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则很难落地。因为无论规划多么完美、蓝图多么宏伟，如果缺少具体的策略和措施使之得到贯彻落实，就会使宏观的规划和蓝图永远停留在文本和制度层面。

3．在中外合作办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浅尝辄止

部分研究求全而显泛，功利思想严重，具有实质内容和进行深入剖析的文章数量相对较少。通常是在一个问题未讲清、讲透之前又急忙转入另一个问题，缺乏系统性，总给人浅尝辄止的感觉。

4．研究的滞后性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进展与其发展的速度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对办学过程中出现的理念冲撞、矛盾和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中外合作办学现存问题的论述不够系统和深入，缺乏一定的创新性。

当然也要看到，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在扩大，核心力量在形成；学术性在不断提高；研究内容日渐广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研究的组织性逐步增强。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文献不少，但是真正触及其核心和灵魂的为数不多。大多研究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对于办学的核心问题——课程关注较少，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论及课程问题，偶尔谈及，也仅限于课程某方面的改革等。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认真总结研究的不足和缺失，针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这个点进行集中、全面、系统的论述，并充分运用知识价值论、跨文化理论、教育目的论和课程论，将研究建立在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自身中外合作办学的丰富经验，查找有代表性的案例，将案例与理论结合，深入分析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现状和问题，探索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并根据问题查找影响因素，从而建构系统、科学、有效、合理的中外合作办学课程设计方案和课程实施策略，希望能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研究与课程建设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