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锄明月满园花——《吴承明全集》序言

叶坦

今年是吴承明先生的百年华诞，恰值先生全集出版。先生后人邀我将拙文作为全集的序言，深感荣幸。“一锄明月种梅花”是1946年3月吴先生与洪达琳女士结婚时，其父赠牙章一枚之镌文。1973年离开“五七干校”后，他检抄旧稿，以此名篇，为《一锄集》。我们知道，梅花具有独特的神韵与风姿，冰清玉洁，疏影横斜。植梅，有陶情励志或归隐避俗等寓意，苏州怡园的“锄月轩”，即是取自宋人刘翰“自锄明月种梅花”诗意，元、明亦有这样的诗句，而“一锄”或许更加强调专心致志、一心耕耘。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先生当年在学术园地辛勤锄种的颗颗花粒，如今已是繁花满园硕果累累。

在中国经济史学晚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吴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颗睿智思想明珠。他的一生曲折坎坷而光耀璀璨，他的学术博大精深引航导向，他的理论方法、治史观念及其科研成就，不仅凝聚成高山仰止的巍峨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接受、汲取和传播。从繁花硕果追溯耕耘艰辛，他学问人生的跋涉行迹，能够引导我们透视中国经济史学世纪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

吴承明（1917～2011）先生，祖籍河北滦县。考其曾祖一辈自幼“好学不倦，十三岁应童子试，即以第一名冠军”。曾任清廷内阁侍读，“博洽能文，熟于掌故”，曾纪泽出使欧洲奏调其为使馆参赞，为之婉谢；而益发“研讨经世之学”，并与同文馆西学教习有交往。“知铁路为强国之具”，遂联名奏请修建芦汉铁路，得李鸿章力赞却始终未果。后外放浙江任多处地方官，“敦风化、创学校，以开民智”，其为官刚正清廉政绩卓著，“处脂膏而不以自润”，反贪腐“守正不阿”，被后人写入《清官集》。辛亥革命中曾敦促浙军起义，后北归隐居，“然忧国之心，老而弥笃”；用“思寡过”名书斋，“以清白遗子孙”，米寿而终。先生的祖父吴鸿逵（字用宜）曾在杭州为书吏，1920年后定居北京。

先生之父吴大业（字扶青），191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该校1895年创建，系天津大学前身。其法科1917年并入北京大学，而北大的工科移到北洋大学），历宣统皇帝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其主业法律事务，曾协助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督办“鲁案”（即欧战后从战败国德国收回青岛相关主权和胶济铁路的权益）善后事宜，后为专业民法律师。两度出任北平律师公会会长，任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等职。先生之母李翔青女士，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女界名流的摇篮——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生贤妻良母，高寿九十有四。

先生为家中长男，秉承勤学济世之家风，1923～1940年，读小学，私塾，北平市立三中、四中，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校，历工、理、经、史四科。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先生立志“工业救国”, 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两年所学均为实用课程，他感到当以“科学救国”，于是1934年再度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进而他认识到“经济救国”更现实，学习经济最能振国济世，便转入经济系。时任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西方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予其直接影响；而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均属必修，这对他日后的留洋学习非常有利。他还选读了杨树达、雷海宗等名师的文史课程，并参加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1935年（即其18岁时）就在进步刊物《东方既白》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进而，日军侵华凶焰日炽，东北沦陷、平津危急，先生满怀报国热情，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成为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他被选为大队长，夏天被迫离开清华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他选修了孟森、郑天挺、钱穆等史学大家的课，也坚守着“经济救国”的理想，到经济系听课并自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七七事变”后，先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战地服务团，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阕，饮恨建康桥”的诗句，记述那段艰苦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这里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隋唐史）、姚丛吾（史学方法）、刘文典（古典文学）、赵廼抟（经济思想史）等名家教诲；还加入西南联大话剧团，参演闻一多为舞美、曹禺任导演的剧目，并到工厂农村演出宣传抗战。西南联大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继而写出毕业论文《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他感慨后来专门研究经济史，却从未念过一门经济史的课。1940年夏毕业，他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还发表过一些研究战时生产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3年冬，先生历尽艰辛船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进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时在战中，美国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哥大则还保留着克拉克（J. B. Clark）之遗风，其子小克拉克（J. M. Clark）主持哥大讲坛。先生在选修其经济学课外，还选了查普曼（T. Chapman）的银行学、多德（D. L. Dodd）的金融市场等课程；管理学方面选有工业管理、营销学等。1945年，他的《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颇受好评，修改后通过，被授予贝塔-西格玛-伽马（Β- Σ- Γ）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此奖要求获奖人课业优秀，必须五门成绩全部是“A”。先生的导师贝克哈特（B. H. Beckhart）不仅是名学者，也是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不同学派并存的环境，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他还注意观察各学派演变发展轨迹，蕴积成开放宽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其《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学位论文顺利通过，1946年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无MBA，称MS）。

同年3月9日，先生与留学朱丽叶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洪达琳女士结为伉俪。婚后，他打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留在美国就业的念头，选择归国报效祖国。此时国内的抗战已经胜利，百废待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团”1946年3月改组为“驻美代表办事处”，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领命聘请被称为“GNP之父”（后改用GDP）的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 S. Kuznets,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担任资源委员会顾问，聘吴承明、张培刚、丁忱做专门委员为库氏当助手，于6月陪同库氏来到南京的资源委员会。

二

先生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报效祖国、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他的确称得上学贯中西、古今融通且史论互证、著述甚丰，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敬重。这与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统教育分不开，也是他博学勤思、严谨治学所致，更是他主张各家并存、取法务上、求实创新学术精神的体现，而“史实”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治学根基。

归国之后，先生在资源委员会辅助库兹涅茨工作。他曾对我谈起，资源委员会聘请库氏主要是“请他设计一套资源和工矿产业的调查统计制度，而不是研究中国的GNP”，但库氏对中国GNP有兴趣，要助手也为他提供相关资料，主要就是我导师巫宝三先生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年”，并附有1931～1936年GNP的推论数据。此研究1945年完成，后于1947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至今仍有学术影响。我记得巫老说过，出书之名只标1933年，是因为详细的估计以1933年为限，其余年份材料不足，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准确估计，只能当作一种趋势看待。吴先生当时所见的还是用复写纸手抄的四大册原稿，摘译成英文供库氏参用。库氏对此项研究饶有兴致并写了“Comments on Mr. Ou's Study of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hina”的评论，由吴先生送给当时在台湾中研院工作的巫先生，巫后来写了《答库兹涅茨博士的评论》（Reply to Dr. Kuznets' Comments on Mr. Ou's study of the National Income of China）。在探讨相关概念和方法方面，巫先生还发表《国民所得中的国际支付》（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National Income）一文在美国的《经济学季刊》1946年2月号上。吴先生到台湾中研院拜访巫先生，巫与之谈了自己与库氏之间对国民所得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见解之不同，并赠其《经济学季刊》之文。不久，吴先生经过研究写出长达19页的《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1946年11月（此时他尚不到而立之年）发表在《中央银行月报》新1卷第11期，根据库氏的方法进行1931～193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计，发表后产生反响，还被译成英文于香港发表。此后巫先生1947年12月发表《〈中国国民所得 一九三三〉修正》，谈到参考库氏及其三位助手包括吴先生的意见。吴先生接下来继续完成《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主要时段是1936～1946年，与前人不同的是将“资本”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此文也被几种刊物转载。这些工作无疑都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正式开启了吴先生的第一个经济史研究专项。巫、吴两位先生尽管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却开始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情谊，并成为社科院经济所30多年的同事，且都尽享天年九十有四而终，他们是我人生和学术上影响最大、最久的恩师！

其实，当时库氏来华两个来月即回国了，吴先生也在1947年初辞去南京的工作来到上海，任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国际汇兑、工业管理和财务报告分析等课，这些多是国内新开的课程，还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1949年冬，他的清华和哥大老学长冀朝鼎出任中央财经委委员兼中央外资企业局局长邀其到北京工作，是年11月14日先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城。从此直至辞世，先生在京生活了60多年，经历了一个甲子有余的沧桑巨变！

1950～1957年，他在中央外资企业局、私营企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并开始研究外国在华投资问题，1951年以笔名魏子初（“外资处”谐音）发表了一些成果，其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虽是小册子却很受重视，先后再版并被译成俄文版。在此基础上，先生继续拓展资料搜集并辅之以个案调查，将外国直接投资的考察从前人一般止于的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证实外国在华投资中资本输出很少，主要来自外资在华的积累——此结论源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该书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读书。外国在华投资成为先生第二个经济史研究专项，第三个专项则是时代印记鲜明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造问题。

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局长是许涤新（1906～1988）。吴先生1958年任该局调研处处长，又调来方行、汪士信等同做研究。经许涤新与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所长商议，合设“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简称“资改室”），吴先生任主任，主要工作是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8年出修订本），这是“资改”的重要作品并得到广泛引用。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对“资改”有自己的认识，认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在执行中走了样，改造不仅强制而且扩大化，他建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到新中国成立为止，不再继续写第四卷“资改”。到“文革”时，“资改室”解散，成员也下放到“干校”。先生生性达观，种稻种菜战天斗地的干校生活，反倒使得已患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痊愈，能饮酒聊天濯足论诗，并把其中有价值的记下来——这就是其《濯足偶谈》的来源。1974年初，许涤新联系人民出版社“借调”先生等人编写《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出版），次年调到商业部，开始酝酿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77年，许涤新在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翌年吴先生等也转到经济所并扎下根来。在前述三个专项研究之后，30多年来先生在经济所的学术贡献彪炳史册，尤其在探索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方面更是无可替代！

先生专任经济所研究员之后，先后担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 2008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老人”——他一再说这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珍重的一项荣誉。

毋庸讳言，以“史实”为治史根基离不开枯燥烦琐的资料工作。回溯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千家驹先生倡导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首先问世的是他1954年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一文，署名“魏子初”；次年出版千家驹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一书。编委会还与海关总署合作，利用其存档编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刊，如《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等，史料价值颇高。前述“资改室”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也是先生负责的，“中资史”的基础就是大量发掘和调查的史料。

先生倾注了最多心血和精力的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编写一部“中资史”，任务交给许涤新，由“资改室”承担，但因“文革”而中断，1978年先生等人到经济所后正式启动。许涤新和先生任主编，全书分三卷：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写1522～184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为1840～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写1921～1949年的情况。这是一部逾二百万字的巨著，二十多位学者历十几个春秋才编撰完成，全书配制487张统计图表，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出齐。许涤新撰著全书“总序”，先生统稿、许涤新审订。然而，从撰著体例和主要内容的构思，到执笔“导论”等重要部分的写作，再到统稿删改以致重写的巨量工作，处处凝聚着先生的心血！此外，他自认研究贡献主要有三：近代中国资本集成的估计、近代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这些研究均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评介和引用，而先生却对其中一些数据不断修正，如前两项估计的修正直到21世纪收入《吴承明集》。可以看到，这部大作汇聚了先生前几个专项研究的精髓，而且在史实辨证、研究方法、论点新见等方面展现出其不懈的理论追求。

先生倾注最大精力锄种的学术之花结出了丰硕成果，此书面世后，中外学界好评不断。特别是第1卷，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就出了繁体字版；1989年7月20日李约瑟（Joseph Needham）致信先生征求对“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中国产生”（即“李约瑟之谜”）的意见，先生复信讲到中国16～17世纪的启蒙思潮缺乏欧几里得式的逻辑思维，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明清中国是以小农生产（包括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上较少竞争且人力充裕，缺乏迫切利用新科技的需求等。剑桥大学的诺兰（Peter Nolan）与先生商议英译此书，由伦敦大学柯文南（C. A. Curwen）译编英文本，2000年麦克米伦出版社（The MacMillan Press Ltd.）出版。客观地说，尽管此书难免留有时代痕迹，但确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座里程碑，被认为是“填补空白”之作和“国内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之一”，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并多次再版。透过先生的治学轨迹可见，以“史实”为基础、扎根于实证研究的经济史学，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基于此的方法论探索才颇具学术价值！

三

在谈吴先生的方法论之前，需要说明“史法”大概初始于《春秋》之“书法”“义例”，在中国史学中大抵指著史或治史的原则、方法，这里重在其方法论意义，主要指先生治经济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

一般说来，方法论的探索离不开研究对象本身。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多还重生产、轻流通时，先生已开始研究市场问题了。他首先估算市场商品量即市场大小的演变，整理出1840～1869、1869～1894、1894～1908、1908～1920、1920～1936年五个时段的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据此可见19世纪下半叶市场发展很慢，其扩大是在20世纪以后，抗日战争后剧减，多次修改后最终载入《吴承明集》的《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为了从更长时段研究市场，1983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从人口和耕地、田价和物价、货币和白银流通、财政和商税等方面，深入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场长周期性的兴衰演变，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84年美国名家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看了他的清代市场论文后邀其到意大利参加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86年法国著名汉学家贾永吉（Michel Cartier）将上述三篇市场论文摘要写成《吴承明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观》，发表于著名的《年鉴：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86年11～12月号；先生论中国近代市场的论文，则有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池田诚监译的日译本（载《立命馆法学》，1984年第5、6号）。

不满足经济史实的考证复原而深入透析现象进行理论阐释，这是先生治学的鲜明特点，也是其方法论探索的重要途径，即从“史实”出发探究“史法”。他在市场理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赞赏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主张“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试论交换经济史》则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在理论上做出新尝试。先生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分析市场的周期性演变，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其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认为市场资料较多，数据有连续性，用市场和价格的演变来考察经济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均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与“斯密动力”相仿，即市场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生产，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扩展分不开。仅从生产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从而应注重流通，于是他努力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16世纪与17世纪、18世纪与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史法”之“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这些研究体现于《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列成果，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16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客观地说，此论非其最先提出，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类似论点，但吴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考察和规范研究展现于世人。他的《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一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这样其市场研究便同现代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于其系列市场研究的集中成果——1985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是他1949～1983年相关论文的集萃；1996年刊出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1995年重要贡献的汇集。

研究可知，探讨近代经济问题绕不开现代化。先生1987年就在此下功夫并提出新见，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他针对“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模式，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认为传统农业可承担现代化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制约工业化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关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数据“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或许本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之路。正由于传统经济有其内部的积极能动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应当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能一举而代之”。继而，他写了《论二元经济》，从理论方法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正确，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二元经济现象长期延续，小农经济是多元的，有自行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他构建出一个小农经济生产模型，但说明无法计量。

研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是现代化的标志问题。20世纪90年代，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生采用希克斯（J. R. Hicks）《经济史理论》的观点，把实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他论证从马克思到诺斯（D. C. North）都将工业化归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具体到中国，他把明代嘉、万时期的徽商、晋商等大商帮的兴起和工场手工业、散工制的发展，财政、货币的白银化，租佃、雇工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与17世纪的启蒙思潮等综合考察，视为明清之际的现代化因素。在1997年《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之后，1998年又有《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1999年有《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等系列学术成果问世，他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就“史法”而言，先生的治学方法在经济史学界独树一帜，公认其方法论独到，且历史观新颖，理论追求伴随始终。回眸20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继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他论证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有别于西方的若干特点，分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不同道路；“近代封建主义”是新概念，意指1840年以后封建主义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地主制经济发生质变，吸收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来自我调节，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确属新论。同时，先生予古代封建主义新的研究价值，这与其“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究相关，尽管他自认这方面“没做出什么成绩”，其实不然。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的王亚南、许涤新等人的努力是可取的，但重点应放在前资本主义特别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尚不成熟，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有定论，而封建经济在中国产生最早历史最长，颇具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典型意义，这恰是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学者共同的理论困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封建经济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等文中，他阐述其论点并提倡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引航导向。

总的看来，20世纪末二十余年中吴先生在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着力甚多，也逐步形成了颇有见地且自成体系的历史观，即基于“史法”形成“史观”。他非常关注西方学术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方法，成为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典范。他的结合与运用绝非“照搬”，而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有选择与做修正。例如，先生有“计量经济学”的深厚功力，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离不开计量方法，能够计量的应当计量，但明中叶以前不太适用，此后可以用，但数据必须核实可靠。再如，改革开放后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影响中国，先生认为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研究中国，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实际数据，这些都是治经济史学重要的方法论见解，也是酿就其最终巅峰之作的必由过程。

四

“史观”也可以表述为“历史观”，不仅与方法论紧密相连，而且一般讲史观问题当以治较长时段的“通史”为基础，即所谓“通古今之变”。先生的研究重心在近代，但他做到了“史通古今”并涵融中外，而且是在专精基础之上的贯通。他治史之“今”不仅仅在于关注当今世界学术理论思潮及其发展，更具体落实到当代经济史研究之中。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立项，请先生做学术带头人，由他和董志凯任主编。该书独具一手档案资料优势，研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估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有关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和成就也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的，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建立、实施和运行的历程与成就。该书2001年出版，并获奖和再版。先生自称对此“并无实际贡献”，其实他参与拟定大纲、研究撰写，还承担第二章“旧中国经济遗产”的部分写作。历次书稿讨论会也都参加，还审阅全部成稿，此书中亦可见他的思想轨迹。同年，先生还应邀主编《中国企业史》的“近代卷”，他请江太新共同主编，此书2004年出版。这些都证明先生对经济所的经济史学研究发展具有独特贡献。

下探当代体现了先生的博学深进，但非其治学主向。他的研究重在近代到明清并上溯宋代，内容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市场；进而超越传统的“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最终凝聚而为“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深层探究。步入21世纪之后，他着重研究的就是此课题，还几度给博士生开课讲授，2001年底，中国社科院老年研究基金正式立项，这时他已近85岁且罹眼疾“飞盲症”。就在这种情况下，此后整整四年时间，他每天勤奋耕耘废寝忘食，趴在书桌上动辄数小时。此书承载着他近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研究志趣，更是其科研特色与学理思辨的高度凝练与升华，他投入全部精力和心血的研究炉火纯青已臻化境，最终呈现出其巅峰之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此书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2006年底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几天之后即是先生的九十寿辰。他几次说过对此书比较满意，但这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研究著作。在他身后，此书经过我们反复论证，收入商务印书馆享誉中外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于2014年出版。我应邀为此书撰写《史实·史法·史观》的导读文章，即是此序言的基础。

先生此著重点阐释经济史，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及其运行的机制和绩效，从而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本身。他强调经济史首先是“史”，这是毕生治经济史学的大家在此书“结束语”中的首要提示。治史，离不开“历史观”，故而“史观”是首位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将“历史观”作为全书的“上篇”，分为四章予以阐释——引子：经济史学小史、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观、理性化时期的中西历史观、理性主义的反思和西方历史观的转变，基本上是基于中西比较展开考察分析的。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阐释历史观：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如何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如何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即认识论。他赞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认为其天人相通、社会和谐、古今通变是高明的，而宋以后的启蒙思潮虽然促进思想的理性化却不能导致社会的现代化，这也是中西思想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同影响。我们能够在先生学贯中西古今、游刃有余的畅论中，领略到的不仅是博大的知识体系的碰撞，而且可能体悟其精湛宏论的深邃寓意，进而思考：为何要从历史观层面谈经济史学？中西方的历史观主要异同何在？西方的历史观缘何而转变？

“方法论”是全书的下篇，分章深入阐述方法论和历史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计量分析与经济史研究以及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最后是点睛之笔即第十章“结束语”。先生着重评介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和经济计量学派的方法，并特别强调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而中国史学一直是实证主义的，这也就是以“史实”为根基。他具体考证中国史学诸家以及西方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直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尽管各家的学说主张各异，但无疑更充实了实证主义方法。他着重指出，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事物，任何时候都有待认识的东西；随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时代思潮的演进，原来已知的需要再认识，研究就是不断地再认识，因此研究方法应开放即“史无定法”。最后，先生概括他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思维理络是“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语重心长地阐发“百家争鸣，学术才有进步”！

离开书本再回到先生治学的轨迹。历史观和方法论都是他数十年来研究经济史学的探索和积累并不断完善的结晶。其“史观”的特色就是凸显创新的“发展论”，并且深入落实一以贯之。早在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撰写万余字的“中国经济史”长词条中，就对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总结——历史包括经济史的发展可能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趋势是进步的，不存在从唐宋“顶峰”走向明清“衰落”的阶段。直至近年国家级大型项目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请他撰写“总序”，其依然重申发展的观点。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以古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志，学术追求突出一个“新”字！如果没有新东西，他不写文章、不开会发言；做研究要求有新材料、新观点或新理论，包括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不断修正。他认为科研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新发现和研究手段的提升以及认识的深化，以前的成果也需要不断修正才能与时俱进。发展必然要创新，他视“创新”为学术研究的生命力——这与先师巫宝三先生十分相似，他们绝不故步自封而力主创新，而创新要建立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系统研究要先做专题，专著要以论文为基础，“由小而精到大而博”。他们都十分注重中国史学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巫先生据此从经济思想史上研究司马迁的“法自然”思想颇多新意，而吴先生则从历史观与方法论视阈阐释其历史哲学，通过实证提出西方征服自然的斗争哲学终将回归太史公的主张！

再插一句，这两位治经济史学的先生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都寄予厚望，对经济所这点“史学家业”十分上心，大凡有好文章首先想着在此发表；每一期杂志刊出，他们都会立即放下手中工作认真阅读，都非常关心杂志的发展和学界的评价，拳拳之心感人至深！

五

不难看到，历史观与方法论密不可分，而且史实—史法—史观也相互融通。有必要对吴先生经济史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论”集中阐述。众所周知，在方法论上吴先生力倡“史无定法”影响很大，他的许多论著中都有相关论述，这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更深具方法论内涵和意义。诚然，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记得清人章学诚曾就“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史记》，提出“迁《史》不可为定法”之论。今人谈陈寅恪之学有“诗无定式，史无定法”之说；余英时在其流传甚广的《怎样读中国书》中，说他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至于到底什么是“史无定法”，说法就更多了，如“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等；还有学者专就经济史学解读吴先生所论“史无定法”，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的确，先生赋予此论以治经济史学的具体而可行的实际内容。

二十多年来，我有幸时常得到先生的教诲（他称为“切磋”），深感“史无定法”在其方法论中重要而深邃，并且他是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这一宏大架构中概述和不断完善此论的。回溯先生阐发此论的轨迹，或许会有更多启迪。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访东京大学时就注重各种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西方研究经济史学的动向，当时国际学界的顶级学者们在方法论方面都显现出极高的热忱。1984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980-1980”，主持人是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和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出席的有诺斯（Douglass C. North）、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白吉尔（Marie -Clair Bergere）、贾永吉（Michel 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斯波义信及王业健、李中清、王国斌、刘翠溶等名家。吴先生应邀与会并发言提出“史无定法”，即“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致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会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都讲授国外的观点和方法，听众大开眼界。接下来，198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聘他为客座教授，因而得以与海外学者深入交流，其深感收获甚丰。同年底，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引起轰动，三种刊物登转。到1992年，他发表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阐述其系统性方法论研究，重申“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可谓“大道至简”的点睛之论。

概括地说，其方法包括：①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②历史唯物主义；③计量学方法；④发展经济学方法；⑤区域论和周期论；⑥社会学方法；⑦系统论方法；⑧“史无定法”。先生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①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法；②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后来概括为“认识论意义的方法”）；③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下，直接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四个：①经济计量学方法（明中叶以前不适用，因古代文献不准确、记载不连续等）；②发展经济学方法（研究欠发达国家，特别是考察长期趋势可借鉴，注意比较研究，二元经济论等均可用）；③区域经济史方法 [区域内与区域间两者应同时进行，中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提出经济发展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可考察移民、贸易、交通等及核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和城市与市镇研究，有利于展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④社会学方法（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及人口、心态等成为经济学的内容。可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他为使国内学者拓展眼界，对西方经济史的年鉴学派、经济计量学派、新制度学派等重点阐述，肯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中、短时段的历史研究体系，但因其分量大应分工进行。总之，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和条件采用不同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及其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现有资料的适用性。他指出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一种方法不可能万能，所以要集众家之长，也可以多种方法并用。先生的方法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发展完善，经过更为深入的理论推进，他发表了名篇《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此文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并成为学术经典流传至广，先生本人即是学界公认的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学的成功典例。

我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理解，尤其是先生言传身教之耳濡目染，认识到其“史无定法”论精深而博大，不仅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深基之中，更是其注重国际学界新动向，在与海外顶尖学者的交流中不断完善的。故此，他总能站在学术之巅，为中国经济史学执旗导航！没有学贯中西的扎实功底，没有长年潜沉的积淀和升华，没有超常的智慧与敏锐，不可能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中不断执旗导向！先生攀登的是学术高峰，创造出的也是生命奇迹——其巅峰之作是在85岁到90岁完成的。

至于何为“史无定法”，我的理解是——既然“无定法”，也就不求诠释一致。关键是，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以及可用资料来选择适用的方法，注重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加以修正、调整或再加用另外的方法。我认为“史无定法”本身就是一种“法”，或可概述为“非一”之法——核心就是“不绝对”。这不仅包括“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且“罗马”也不是只有一个或一成不变。这里既有一般理解的方法多样性，也蕴涵着不断地发展与创新。不难想见，先生的“求新”和“不绝对”在他那个时代是相当难的。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太多的“一”（一个思想、唯一真理、甲是则乙非等），真能“非一”谈何容易！不过，先生不同，其具备“家渊”“学脉”“思源”三方面的基础，这从上述其学问人生的演进历程中可以看到。他倡导的“史无定法”，不仅为学人治学提供方法启迪，更引导大家从思维逻辑上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定势”，并力倡中国学者要具有世界眼光，成为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正确方向和良好风尚。

在“史无定法”之外，先生再一个很有影响的论点是“源流之说”，最经典的表述也是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的——“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他引述熊彼特（J. A. Schumpeter）语“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他强调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2010年1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记者对他的长篇专访《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访中国经济史学专家吴承明》，近94岁高龄的先生进一步深入诠释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他认为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经济史之所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因为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作为习史之人，我时常思索：世间万事万物均不过时空坐标中之一点，都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步入“史”的行列；经济学也一样，在时光演进过程中同样也会成为“史”的一部分。以提出“现代创新理论”著称的熊彼特，在其皇皇巨著《经济分析史》“导论”开篇，不厌其烦地强调经济学之史的重要性，不仅将经济学的内容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而且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熊彼特还有一段话，或许是我们今天理解“源流之说”最好的注脚：“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可以认为，一个经济学家若患有“贫史症”，不仅很难做好研究，而且其研究成果的生命力也会很有限。

先生提出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主要看实践，经济史研究一般可以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是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数据、方法、观点上均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他反复重申经济史研究不是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经济史学家应具备历史学修养。他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认为经济史历来是社会经济史，主张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诸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进。他总结经济学各学派总的方法不外乎“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经济史研究则不宜用模式法，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经济学日益模型化和数学化，以至于出现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哈耶克，F. A. Hayek）、“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索洛，R. M. Solow）。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应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历史研究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他还有许多精辟而精湛的论断，常常给人的习惯性思维逻辑以冲击震撼，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未必就是好的”，举出奴隶制的出现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树”，像资本主义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振聋发聩，启人深思。

六

吴先生晚年越发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中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制衡（conditioned），这有两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即启蒙。他对宋儒之学尤其是宋明心学倾注心力，认为自宋以后儒学理性化，到王阳明将“知”和“理”一元论，有利于思想解放；那时的反传统思潮和经世致用主张以及实学思想都具有启蒙意义。可惜中国思想的理性化只有道德理性，缺乏工具理性，加之清统治者的思想禁锢，启蒙思潮被扼杀，直到西学传入，现代化启蒙才真正来临。

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是近十余年来先生和我谈论较多的论题，他相当博学却十分谦逊。或许出于我的专业偏好，我向先生不断请教经济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包括对这门学科本身的看法。我知道他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自学生时代起就修习西方经济学说史，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更不能忽视中国经济思想。在他的经典论作《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篇首就指出“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他晚年对经济思想史愈加注重，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需要较为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而研究经济史不深入思想史层面可能深度不够，研究思想史离开经济史则可能成“无源之水”。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他指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古代经济思想是源头，这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关系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深入研究。他的许多论点都是高屋建瓴之见，发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学者所未发，对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都具有指导和启迪意义。

先生的研究多居国内外领先地位，他的论著大多是掷地有声的传世之作，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百位经济学家”，成果选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先生不仅在他的著述中阐发和重申其论点，而且作为教师他一直到年届九旬依然坚守在讲台上，将其研究心得传之于后学。20世纪末，我和李根蟠先生都开始招收博士生，商议集中授课，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设了“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前沿”系列讲座，邀请不同专攻的专家开讲古今中外经济史学。讲座从20世纪末直到21世纪，吴先生一直是领衔的“头牌”！他的讲座座无虚席，有个学生写了篇《听大师讲课》的文章，生动讲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师神采奕奕博大精深的实况：“不间断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台下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发自每个听课者心底深处对大师的敬重和仰慕。”可先生不认为自己是“大师”“泰斗”“权威”“国宝”等，他发自内心地称自己是“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这是他留给自己后人的心里话，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和“小”！身为教师，先生谦虚谨慎为人师表，德泽桃李同人——他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答疑解惑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培养出多名经济史学的博士、硕士；他指导、扶掖和帮助过的学者数不胜数，勉励后学，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精心锄种不仅幽雅香妍，更是春色满园……

2011年春，先生已度过了他94岁的生日，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刊登的吴承明、叶坦《一部承前启后的中国经济史杰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评介》，虽然先生未执笔，但内容和观点都反复征询其意见，定稿全部经他审订，只有一项没有听他的，那就是在署名问题上他要求不署名或署在我后面。另一篇是《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刊登于《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前述《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问他“有哪些新的关注点”时，他谈的就是此问题，并说明“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E. D. Denison）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以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他在自己的微博（是的，94岁的先生开有微博）上说：“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全要素分析方法的文章。”病重之时与我断断续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研究，并遗憾地说“这是我一生最后的文章了”。按照他的心愿还将继续深入下去而不能继续进行科研的日子，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人生！

先生学术上的“发展论”也贯穿于其整个人生且身体力行，他主张“今胜昔”，更希望“人胜己”，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后学充满期待和肯定。他以后学之能为喜，以后学之得正己，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他痛责自己曾回避17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的”，律己之严，令人衷心感佩！他非常注意新的研究动向和成果，哪怕是“小人物”的研究，也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公开自我批评的大智大勇，我们有幸仰慕先生风范，实为终身楷模。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他待人却十分诚恳宽厚，其看人主要看优点，看别人的研究也重在长处。对同事、朋友、学生，他都无微不至；升职、评奖、出国、答辩、出书，先生能帮忙的都会鼎力推荐；他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令与之有交往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在他逝世后为之撰写的生平中，我臆用了“识人唯长”四个字来概述括他的仁厚品格与大家风范。

“识人唯长”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学者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相反，使人看到的往往是他人之不足——做研究就是做他人未做或做错或不足的，从而很容易孤芳自赏，甚至否定他人，即便是大家也难免如此，即使是谦和的人也很难多看他人的长处。在职业习惯之外，长期形成的“真理唯一”思维逻辑也限制了博采众长，阻碍着学术的健康发展。先生却不然，他看人只看长处，并强调“肯定自己但不要否定别人”。他对不同学术流派乃至不同思想观点等同视之，认为考察学术不应当以观点为据；主张不同论点可以各讲各的，不必非让别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非人。这并不是说他不讲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要“持之有故”，包括学生写博士论文，只要“言之成理”不求观点一致。还要特别指出，先生对培养研究生相当重视，认为年轻人思想活跃，可以“教学相长”促进自己更新。他一直担纲我培养博士生的导师组，直至九秩有余还坚持为我招生阅卷。他很注意学生的长处，每每指出其中稍有见识之处，很令我感动。他提出“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反复重申百花齐放，史坛才能一片繁荣！

我自1985年衔巫老之命开始上吴先生的课，到1988年博士论文答辩，再到1992年破格晋升研究员，吴先生都亲自参加，真是师恩如山！从多少次开会听他发言讲话，到数不清的把盏问学促膝长谈……特别是1993年以来我与先生同住一栋楼，时时面聆学术教诲，经常得到生活关照，处处都留下先生辛勤的心血！其治学与为人的点点滴滴，都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永难忘怀！特别是先生为我作序的书还在修改，未能在他生前问世，永成遗憾……古语言“智者寿，仁者寿”，既智且仁的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必然高寿。他乐观洞达与世无争，他好酒，自称“酒家”；喜美食，且中西南北菜系不拘，每谈笑“我吃菜和做学问都主张兼容并蓄”。我总结他的“养生之道”是“抽烟、喝酒、不锻炼”，据说流传甚广，还被纽约一家报纸所引用。其实，后来先生已经注意锻炼身体，还自编“诗操”（依唐诗配动作），经常散步观花，北京电视台2009年采访他92岁的“长寿之道”。然而，2011年7月8日15时45分，先生最终走完了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驾鹤西归，享年94岁。他的离去是中外学界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我永远的痛！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花开花落，海棠花溪如今已从繁花似锦到落英缤纷再现初实满枝，我坐在与先生一道看花坐过的长椅上，凝眸仰望随风摇曳的枝叶，相信先生还能闻到这阵阵淡香……更相信他辛勤锄种的学术之花，汇聚于这部全集之中的篇篇精品，将长存传世千古流芳！

是为序。

2017年7月 于北京安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