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长期制度和短期冲击解释

目前，学界对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因素有大量的研究，但是从制度层面解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研究较少。从这一角度的现有文献来看，对制度的分析更多是零散的个别制度影响的分析，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制度分析框架来研究制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这是现有文献的一大空白。关于系统制度分析的评述及研究笔者将在第四章进行详细论述，此处先把现有的观点梳理出来。本书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搜集，将现有的从制度层面解释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因素归为微观和宏观两大类。同时，关于货币冲击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影响的相关文献也进行了总结梳理。

2.3.1 微观制度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影响的文献综述

微观制度主要指企业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影响。企业内的制度包括工会制度、对劳动的保护制度等，对现有制度的改变也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

Samuel和Gilles（2003）发现工会谈判地位对劳动收入份额高低有显著影响，证明了劳动收入份额随工会谈判地位的增强而提高。Guscina（2006）的论证支持了这一观点，他用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以及哑变量衡量对劳动力的保护强度，指出工会力量弱化和就业保护强度下降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工会主要负责代表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就工资与工作环境等相关因素进行谈判，维护劳动者的根本权益，所以工会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劳动者受保护的程度。一方面，如果企业内部的工会力量受资本所有者的压制，那么劳动的工资收入水平将会有所降低，劳动收入占比也会下降。另一方面，工会力量较弱，劳动者的失业率也会上升，失业率的上升也从总量上降低劳动者收入，造成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发现劳工斗争次数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这一研究是一项实证研究，变量分别选取劳工斗争次数与劳动收入，同时选取其他控制变量，运用数据实证出劳工斗争次数与劳动收入占比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结果显示，劳工斗争次数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低。这一结果主要表明，劳工斗争次数越多，说明企业工会的谈判力量越弱，劳动者的权益只能通过劳动斗争这一极端的方式得以保障，过多的劳工斗争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所以劳动斗争次数与劳动收入占比成反比。该研究的结论与工会力量强弱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本一致。

Guscina（2006）用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衡量对劳动力的保护强度，其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工会力量弱化和对劳动力保护强度的下降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该项研究与Guscina（2006）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工会力量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劳动者收入占比，只不过该作者选取的变量是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用该比例衡量工会对劳动力保护的强度。这一比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工会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但是也具有很大的缺陷，如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较高，但是工会并不一定能起到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因为工会发挥作用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的配合，比如工会领导的能力和企业主对劳动者的态度，企业的文化等。

姜磊、王昭凤（2008）运用1996～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其结果表明，导致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巨大就业压力、不断提高的劳均资本和人力资本、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等几个方面。该文章搜集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中包括工会的代理变量，工会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程度会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张原、陈建奇（2010）采用两阶段回归模型，运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和首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行业数据，对中国工会覆盖率和行业劳动报酬之间出现的剪刀差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行政垄断、人力资本等因素使得工会高覆盖率和劳动高回报率往往集中于某些行业或企业，低回报率的企业行业工会数量也会较少。

魏众（2010）在分析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时，认为迁移工人比重虽然上升，但其主要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难以享受到足够的劳动就业保护政策，因此议价能力欠缺成为其收入份额较小的一大原因。因此，该文章主张之一便是通过建设工会、增强集体谈判能力、规范用工制度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信卫平（2010）借鉴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数据，发现在中国企业内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经济效率不会产生影响，仅仅是在更加公平的条件下不拉低效率。该文章认为劳资双方对工资集体协商谈判，需要依赖最低工资标准决定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此外，工会代表集体谈判时“筹码”不足，不能有效应对企业“撤资”威胁，因此需要政府赋予工会相应的权力保证集体谈判能够有效进行。

魏下海等（2013）利用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受工会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工会能够提高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不过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幅度更大，因为工会选择促进就业规模扩大的时候，企业拥有者能选择以资本替代劳动，使得工资率上涨幅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幅度。因此，对于替代弹性相对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要比替代弹性更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大。

李明、徐建炜（2014）通过对2009年6个省市的24万名雇员和雇主匹配数据，对不同类型的职工受工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该文发现中国工会对工人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只是存在差异性。首先，工会的成立使工人能够“组织起来”，增强了维权意识和能力，降低了工作时间，提高了收入份额。其次，不同层级技术工人加入工会获益不同，低技术工人主要体现在缩短工作时间，中等技术工人则主要体现在增加收入份额。最后，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所成立的工会，重视的方面不同，因此不同权属企业的工人加入工会所享效益也不同，国有企业工人更多增加了收入份额，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更多体现在工作时间的缩短。

马磊（2015）利用纳什谈判模型，构造了一个包括1960～2012年22个发达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工会组织谈判能力的增强和市场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比重，但相对来说，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则会使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降低。章上峰、陆雪琴（2016）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水平分解和波动分解，引入技术偏向和市场扭曲作为解释因素。该文章认为企业超额利润和劳资谈判能力之间存在四种组合，但每种组合结果都表明，超额利润提高或不变都会面临劳资谈判能力下降的局面，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不断降低。该文章提出增强工会对于保护工人权益的作用，寻找劳资协商的有效组织形式能够降低市场扭曲的负向作用。

从以工会分析为主的微观制度视角研究劳动收入占比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进入企业，通过提供劳动的方式获取收入，企业直接发给劳动者工资，所以企业内的各种有关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影响到劳动者收入，进而影响到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变动。工会是企业微观制度中对劳动者权益影响最普遍的制度，工会通过对劳动者相关权益的保护，保障劳动者的收入。工会势力的增强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同时，应该看到还有一些企业内部的微观制度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企业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用工制度等。本书认为，现有的微观制度研究还不是很全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一个系统的制度分析框架，造成了以点漏面。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提供了制度分析较为全面的系统框架，令人遗憾的是，还没有学者把这一框架利用到收入分配的分析中，而这正是本书的研究视角。

2.3.2 宏观制度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影响的文献综述

宏观制度主要指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国家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以及对教育的扶持力度影响劳动收入占比。

1．财政支出政策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文献

Diwan（2000）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也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影响，他用财政支出衡量政府干预程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财政支出的扩大有利于贫穷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因为贫穷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补偿劳动者的收入，但对富裕国家却不然，因为富裕国家的财政支出倾向于对特殊群体（如利益集团）的转移支付上，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同上文分析的贫穷国家类似，主要用于转移支付给低收入的劳动者，所以我国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提升劳动收入占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财政赤字也对劳动收入占比有积极作用（Lee & Jayadev, 2005; Jayadev, 2007），作为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有利于在二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收入，进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罗长远、张军（2009）认为对劳动收入占比起促进作用的因素包括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实物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也是可供政府选择的改善劳动收入占比的方法。方文全（2011）同样将政府收支作为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能够更好地突破国内消费—投资结构困境。围绕财政收支，该文章利用1993～2006年升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财政支出方面，充分考虑支出结构上不同口径下财政支出范畴，结论显示对于财政支出的资本偏向于保持较高经济增长水平，支出规模的扩张能够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从而降低劳动收入比重。

董万好等（2011）通过对CEG模型的收入再分配研究，从财政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等方面对三大产业劳动报酬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该文章认为在当时财政支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支出总量增加，那么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报酬相对于其他部门将会显著增加，导致劳动报酬继续沉陷负向效应。如果控制支出总量，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而提高民生支出比重，那么对于劳动报酬总体而言是正向的影响。该文章还认为，即使增加支出总量。只要调低行政管理支出进而调高民生支出，那么对于三大产业部门的影响也是正向的。

马万里等（2013）系统阐述了政府财政分权对劳动收入报酬下降的影响机制，其中地方政府支出竞争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和分配规模存在不利影响。该文章认为，由于GDP目标机制，地方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入经济建设，而教育、健康等个人收入能力性支出比重较低，使得人力资本方面积累不足，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能力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求，从而降低了收入规模，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陈贵富、王朝才（2015）利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的CHNS数据，通过随机效果面板单位概率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就业可以从劳动数量方面表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相对而言，财政支出的实际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会降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就业率，从而减少当地劳动收入份额，而西部地区则恰好相反。关键在于财政支出作为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同，中东部财政支出对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及非正规经济挤出效应更大，而西部地区由于企业数量本来就少，反而会带动就业。

陈宗胜、宗振利（2014）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现实情况，借鉴“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对劳动力收入占比的“U”形演变趋势进行了动态分析，着重强调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影响。该文章通过对1997～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劳动收入占比越低的结论，认为从财税方面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消化吸收剩余劳动力是有必要的。因此，他们主张扩大财政支出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田华等（2016）通过分析财政社保支出和就业支出来研究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其中就业支出对于农村居民的主要影响在于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收入的增加。增加就业支出是财政收入转移给劳动者收入的部分，该文章实证分析发现，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受到正向冲击时，对消费的影响是先小后大再收敛的。国家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带来的收入效应，短期内可能会被原先的“贫困”抵消，不能体现在消费上，随着贫困度的降低或劳动者家庭财富的积累，才会逐渐显现。因此，对农村而言，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支出的增加会增加其就业收入，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以上有关财政支出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文献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政府支出比例越高，显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但是政府财政支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与政府财政支出的用途有关，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用于支付给低收入的劳动者，那么劳动收入占比将会上升；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仅仅是用在一些特殊项目上，财政支出对劳动收入占比将不会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

2．税收政策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文献

张世伟、万相昱（2008）专注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劳资收入分配的影响。该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微观模拟模型，对收入进行标准化、对税收制度进行调整，从而得出微观个体的收入动态变化情况。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低层次的一般是中产阶层，是劳动收入者，而高层次的征税对象一般是资本收入者或高级劳动者。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分配效应是不同的，绝大多数低层次征税对象的税后收入份额得到增长，高层次的则相应降低。虽然个税对收入分配的优化功能在不断下降，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差距的不断扩大，个税优化分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功能将会不断增强。

金双华（2014）通过分析具体税种项目征收对收入分配调节的效果，认为个人所得税是正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由于个人所得税征收采用累进制，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可对中等收入者的税率放缓，使税率级次之间跨度更加平缓。对资本所得税进行具体分类征税，对劳动报酬所得及费用扣除等，更适宜以年为单位的征税期核算。对于基本不属于劳动收入，尤其是偶然的、临时的收入，应单独分项征收所得税，而相应税率可参照资本所得项目制定。

黄赜琳、朱保华（2015）从财税政策的经济周期模型方面研究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如果降低资本收入税率，会相对削弱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投资、增加劳资供给，相对来说资本获益更多，劳动收入规模增加但份额可能减少。如果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则不仅可以促进劳资供给增加，还可以促进投资、消费增长，投资增长源于劳动意愿增加，而消费增长更多地出于劳动收入的增长。因此，要想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劳动收入占比，降低劳动收入税显然比资本收入税更合适。

白重恩、钱震杰（2009b）通过计算发现，在1995年到2003年间，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61%是由我国产业结构转型造成的，另外的39%主要源于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白重恩还指出，导致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不合理因素主要在于垄断行业的利润大幅增加、服务业的税负较重以及就业不充分。据此，白重恩认为，为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应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效促进就业。综上可知，白重恩认为服务行业过高的税负，造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白重恩、钱震杰（2010）针对1985～2003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尽可能地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结果。文章发现税负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

方文全（2011）认为财政收入支出行为对劳资回报份额存在较强的影响。在其进行的实证分析中，考虑了财政收入不同口径下的指标，提出了收入结构中分生产性税收。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对资本的依赖强，资本强势市场中，“蛋糕划分”更加偏向资本，而收入依赖也对支出偏好产生影响，双重挤压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下降。马万里等（2013）通过构建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充分论证了这一点。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存在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导致财税恶性竞争，因此资本经营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补贴，使其获得高于劳动的边际报酬，从而使得劳动要素只能获得较低工资报酬。因此，财政支出偏向经济增长，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应负主要责任。

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收入政策最主要的方面，被政府广泛用于调节经济发展。收入政策的作用与财政支出政策的作用刚好相反，所以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方面，两者的效果也是相反的。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而税收的增加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服务行业是吸收劳动就业最多的行业，服务业行业的发展好坏将直接影响劳动收入，对服务行业征收过高的税负将直接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减少服务业的企业所得，不利于服务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进而减少了服务业的就业量和劳动者的收入，最终降低了劳动收入占比。所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必须降低服务行业的税率。与上述文献观点一致，本书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情况下，应适当降低服务行业的税负水平，降低劳动者的税收负担，提高服务行业劳动者的收入。

3．国家教育政策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文献

如果一国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大力向教育部门投资，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那么该国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就较高。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有两种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越大，相应的劳动力收入越多；受教育水平越高，与之相匹配的资本就越多，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强，也就越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Diwan（2000）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存量对这两种假说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富裕国家支持前一假说，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贫穷国家支持后一假说，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小。

吴克明、成刚（2008）从劳动力工作流动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教育政策对劳动者的收入效应，教育与聘用制劳动就业制度结合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文章将工作流动性质分为主动的辞职与被动的解雇，主动辞职者一般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而被解雇者则对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主动辞职者一般是“另谋高就”，至少收入不比之前工作收入更低；被解雇者则没有办法直接评判，但也基本维持一定水平，甚至更低。工作流动性增强了教育的收入效应，应实行劳动聘用制度，因此在更加偏向劳动就业制度改进的条件下，教育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宁光杰（2009）通过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分位回归方法，运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教育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该文章发现，收入分配情况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大，但是对受教育水平相关程度很强的就业单位、劳动时间等影响很大，且受到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变动影响也很大。个体劳动收入可能与受教育程度相关，但市场收益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了整体受教育水平一致群体的收入情况，因此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可以理解为，并不是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好，而是教育在市场中转化为收入的能力在不断削弱，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水平的同时，还要改善劳动力市场扭曲情况。

王晓芳、高榴（2011）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分解，对教育影响劳动力占比的机制进行了阐释，发现工资效应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正向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负向的。该文章运用我国1994～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实证计量模型，发现我国教育水平和劳动收入份额是负相关关系，新世纪以来呈现“U”形关系，现下由于工资效应增速快于生产率效应增速，处于“U”形下行区。为促进劳动收入占比，需加大非熟练劳动力教育投入。

张学敏、田晓伟（2011）认为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复杂程度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在力图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困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上，应重视教育的应有效用，使教育发挥好促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的重要功能。该文章强调，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能够强化劳动对于生产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引导人们通过改进生产技能追求更高财富，进而突显教育对财富的重要作用。

孙涛（2015）利用1980～2010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教育不平等时间序列数据，构建非线性ESTR模型，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分配差距和教育不平等具有双向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教育不平等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而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的此消彼长，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受教育程度、地区等选择面受到限制，资本收入者则有更多选择，受教育越高收入越高，那么劳动收入者在教育上已经“输在起跑线”，自然导致其收入份额越来越低。

王子涵、王小军（2016）通过借鉴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对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城镇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教育尤其是认知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该文章以劳动者高考分数为指标衡量劳动者本身的认知能力，然后对分数相近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进行对比，依此估计教育回报率，最终发现教育对劳动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劳动者认知能力，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宏观制度分析的不足。相对于微观制度来说，宏观制度研究的范围和视角更加广泛。以上文献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宏观制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财政支出政策对劳动收入占比有正的影响，税收政策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而教育政策在富裕国家会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在贫穷国家效果相反。但这些制度和微观制度有什么联系，宏观制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何种影响，没有系统的制度分析框架，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通过对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分析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通过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进行制度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2.3.3 货币冲击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中，货币数量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是一个为很多研究者所热衷的议题。根据不同理论或不同的理论范式，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前主流的经济学分析中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范式。第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来看市场将处于出清状态，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而通常伴随的是通货膨胀。通过增加发行货币这种方式带来的所谓“经济增长”仅是一种“货币幻觉”（Dusansky et al. , 1974）。根据这一理论分析，货币增发导致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普遍的物价上涨，劳动者通过“理性预期”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样最终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不会变动，失业率也不会变化。因此，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货币数量变化不会影响实际经济的运行，对各资源要素的实际价格也不会产生影响，所以货币是“中性”的。这一分析范式的关键假设是市场迅速出清和个体理性决策，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把个体的理性决策视为货币中性的微观基础。第二种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凯恩斯认为，市场并不处于出清状态，并且工资具有黏性特征。在这一假设下货币数量增加将会导致实际工资降低，并且会增加投资、提升就业率。因此，货币数量变化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Fontana, 2007）。John Hicks（1969）也指出，产出和就业都会受到货币因素的重要影响。围绕为什么工资呈黏性这一问题，研究发展形成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他们把研究范围从价格黏性进一步拓展到信息黏性，并佐证了凯恩斯的上述观点（Mankiw&Reis, 2002）。凯恩斯学派认为，尽管实际工资降低了，但由于就业率上升、产出扩大，劳动者仍然可以从中受益。甚至还有学者指出，高货币数量可以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Fowler, 2005）。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客观的研究和分析。Blanchard和Gali（2008）承认了工资刚性假设，他们发现，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特征十分相关，并不会产生一定的结果。此外，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通货膨胀进而会影响收入分配（Meh&Terajima, 2011; Doepke et al. , 2015）。Meh et al.（2010）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与价格水平目标制有着不同的分配影响。Prasad和Zhang（2015）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所实行的名义汇率管理的汇率政策阻止了本国货币较快升值，保护了其贸易商品部门的出口竞争优势，短期内提高了贸易商品部门劳动者的福利，但长期内呈现福利逆转效应，即名义汇率管理的政策增强了贸易品部门劳动者的消费波动，降低了其长期福利。当然，货币政策还会通过利率影响收入分配（Brunnermeier & Sannikov, 2012），从而影响劳动者收入。实际上，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都发现了货币政策与收入分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其发生作用的方向没有统一的定论（Niggle, 1989; Argitis &Pitelis, 2001; García-Peñalosa & Turnovsky, 2007）。由此表明，货币数量和劳动者福利的关系可能并非唯一的关系，需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

货币数量和中国劳动收入关系的研究。当前，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分析劳动者福利时，基本都侧重于对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分析，且与其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方面，尚未充分关注到货币增发与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关系（白重恩、钱震杰，2009a；罗长远、张军，2009a）。龚刚、杨光（2010）的研究指出，货币数量大幅增加一般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增加不够显著，且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提升所导致的利益增加绝大部分转化为资本方的利润，而非劳动者的工资。刘帅光（2016）通过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认为，持续扩张的总量型货币政策降低了贷款利率，带动了产出增长和就业提升。但各产业融资依赖性不同，融资依赖较强且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产业在货币扩张过程中获得偏向性增长，造成劳动收入份额较低产业相对扩张和劳动份额较高产业相对收缩的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当各产业内部劳动收入占比相对稳定时，导致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林志帆等（2015）的研究表明，货币扩张使得实际利率下降、信贷规模扩大，由此导致厂商使用资本品的成本降低，并倾向于在生产中投入更多的资本，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时，资本深化直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外，更多中国学者关注到了货币政策的动态就业效应。李雪松、王秀丽（2011）在其研究中利用DSGE模型模拟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十分明显的工资黏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要素有着长期的影响。鄂永健（2006）通过MIU模型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带来就业的增长，但在长期内不可行。王君斌、薛鹤翔（2010）利用季度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短期增加就业、中长期增加失业。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并不能提高中国的就业率（蔡昉等，200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融资约束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罗长远、陈琳（2012）指出，由于抵押品不足等原因导致企业面临融资数量约束，不断降低了企业获得运营资本的能力，并削弱了其劳动力需求、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且，融资约束还会使得中小企业以利润留存的方式进行内源融资，从而也就挤占了劳动报酬份额（汪伟等，2013）。

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关注了货币数量（或货币政策）与以下三者的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劳动工资和就业率/失业率。这也明确了本书的具体研究对象。当前，尚未有学者利用更为详尽的数据同时对这三种关系进行具体考察，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因而也就无法明确回答货币数量变化和劳动者福利的关系。有不少数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研究。Argitis和Pitelis（2001）运用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其货币政策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劳动者福利之间的关系。Fowler（2005）运用美国的全国层面数据，通过GMM方法分析了其货币政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Cambazogl和Karaalp（2012）分析了土耳其货币数量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可见，在数据可得的条件下，关于货币数量与劳动者福利的研究是可以实现的。从我国现有数据来看，利用全国省级层面的动态面板数据来回答该问题并初步分析其原因也是可以完成的，这也是本书的一部分。